但是请注意，并没有理由说明第二次你就一定数对了。你很可能是多数了人数，就像第一次少数了一样。还有，如果第一次数到的数目恰好是期望的人数时，你可能就不会再数第二遍，因为没有人会想要数第二遍来获得可能不一致的数据。
人类总是有这样一个偏好，就是倾向于选择已经被“证实”的证据，这种偏好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假如我刚刚签了一家新公司的工作，第一天我就被警告说马莉非常难相处：她被大家公认为爱唱反调，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他人提出的项目总是持反对意见。我们只采纳已经被证实的证据就意味着，人们总是注意马莉表现出来的能说明其上述特点的事件，而不会去注意相反的证据。如果我对马莉的诋毁者说：“她真的一直是这么消极吗？”他们会不断地给我提供各种事例证明她的消极。如果我打断他们的这种思维问：“但是你能不能想想，是否有什么时候马莉并不是这样呢？”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她的同事真的认真思考了这一问题，他们一定能回忆起一些偶然的情况。从逻辑上来说，我们都知道只要一件小事能说明马莉并没有唱反调，就能改变我们对她持有的偏见，然而，我们很少去选择这种相反的信息。
我们可以搜寻反证，并把这些信息留存起来有待以后考虑。有一句谚语说“例外证明了规则的存在”，意思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常见的行为往往是规则的反映，但因为太普遍而被人们忽略。例外行为提醒我们重新注意常规行为。“例外”和“常规”一起揭示出某个人的真实面貌。当我们搜寻反证时，就抛弃了谚语的智慧。相反，我们假定例外并不能证明规则的存在，或者只是提醒我们除了简单的规则之外，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对这些和已有世界观相悖的信息，我们不是抛弃它们，反而可以将它们放到一个盒子里，标记为“我还不理解的信息”。就像科学家那样，在最后回过头来审视和他们的理论相背离的异常情况，我们也可以回顾这些盒子里的信息，把它们融入自己的观念里，也许最终会改变我们对某个问题、某个人或某个事件的看法。
◎策略5：调查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有时，信息的来源很明显不那么可靠。例如，大多数人都会怀疑广告宣传的真实性，尤其是当代言人接受了酬劳或本身拥有该公司的股份时。相反，如果提供证据或观点的第三方是客观公正的，我们会更相信他们，也更可能将他们的观点视为可靠的。由于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如此关键，所以，批判性思考书籍常常建议人们搜索最客观的信息来源。例如，要证明某一药品的效果，一个科学的实验报告一般被认为比电视广告中付费演员的评论更可靠。但是，如果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在药品公司工作，我们又会再次变得谨慎。
时刻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考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提供证据的人会从厂家获利就机械地臆断证据是不真实的；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来源于某个研究方法较为客观的科学家就臆断证据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研究报告进行选择：至少通过两种途径来获得确凿的证据和信息。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在于，它能通过重复研究来收集确凿的证据，如果许多科学家都重复某一研究并且发现相同的结果，我们对这个结果证据就会更有信心，即使这个结果可能和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相违背。
在我们变得越来越确定之前，都需要视自己的观点为暂时性的，同样，我们也要更开放地对待他人提出的意见，哪怕只是真相的一小段。许多事情的真相是非常复杂的，常常，我们的信念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最佳猜测。如果真相总是和简单的错误、可行但是不正确的解释以及故意的欺骗交织在一起，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加谨慎，因为真相绝不会那么明明白白地完全只和一种世界观发生关联，而跟相反的世界观丝毫没有关系。
和期望外的观点共存
在对创造性个体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发现，相比于普通人，富有创造性的人能更好地和模糊性共存。我们不难发现，要持续地保留有一些和自己世界观不相符合的谜题片段，并尽可能地去利用它们，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种考虑信息的方法将我们带入一个灰色世界，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问题远比答案多。庆幸的是，这个世界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愿意看到异常的事物，也就是那些不符合我们期望的现象，这可能导致创造性的发现。这些发现能帮助我们重新修正世界观，从而能更精确、更完整地反映出我们试图去理解的复杂现实。
视野拓展：错了又怎样
2003年 9月 17日，美国总统乔治 沃克 布什声称，和当时民意调查中 70%的美国民众的观点相反，美国“没有证据说明萨达姆 侯赛因参与了发动 911恐怖袭击”。此前一个星期，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也发表了相似的言论。布什的言论看上去和政府早期的观点不一致，当然，它也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观点相冲突。
我们该如何对这一存在多方观点的问题进行回应？这依赖于最初我们偏向哪一方，不是吗？支持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人相信这必然和恐怖主义有紧密联系，所以他们对布什的声明会感到震惊、迷惑，可能觉得幻灭，甚至会觉得白宫这一声明背叛了他们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总统知道伊拉克和恐怖主义之间并没有关系，而他却让人们相信这一联系的存在，难道说政府已经允许甚至是鼓励公众形成错误的信念？伊拉克是不是就像侯赛因从一开始抗议的那样，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当这些我们曾经相信的“事实”的可靠性被严重质疑时，我们的信念就像纸房
子一样轰然崩塌。
这种崩塌让我们感到恐惧，我们担心自己的世界观也会随之粉碎。即使是对一个非常英勇无畏的人来说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为他们要面对完全相反的证据，同时要努力去处理证据的内在含义，而不仅仅只是减少影响或否认其意义。面对布什总统的声明，一个保守的广播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混乱：“但是，他们能告诉大家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吗？”他抗议说。然后，他郑重宣布说要调查台里的新闻档案，查找之前引导他及广大美国民众相信伊拉克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明。很显然，这位主持人已经心神混乱，他想要发现这些事情的真相，而不管“真相”到底将导向何方。
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脱口秀主持人一样作出反应。更常见的表现是，我们快速地否认所揭示出来的真相的重要性。我们会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对手对同样的新闻作出回应的方式。那些反对布什总统及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对于布什的这一声明混杂着愤怒和欣喜。愤怒来源于他们的信念，他们反对战争，认为这只是以错误的吹嘘欺骗了美国民众；但是他们的欣喜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正确，这之后，他们就可以跟邻桌的同事或站在后院篱笆边跟邻居吹嘘自己判断准确。正如某个在那次脱口秀节目中打进电话的人所说：“我不想说我告诉过你这样，但是我确实告诉过你。”然后他继续说，很明显非常享受他能“告诉他们这样”。
当对手不断嘲笑时，我们真的很难去利用那些将我们的世界粉碎得一塌糊涂的信息。对手指出我们的愚蠢，因为我们相信那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信息。我并不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即民意调查中那 70%相信“911事件”和萨达姆有关联的人都是愚蠢的。他们只是做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做的事情。他们相信和他们有同样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声明，拒绝其他群体（如反战团体）的相反声明。当事情真相揭露后，那些嘲笑者要求愚蠢地相信侯赛因和“911事件”有联系的人改变思维。然而，嘲笑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盲点，他们不曾想到，这种嘲笑让别人很难重新考虑自己原有的信念系统。
干扰：对科学的狂热崇拜
使用实验、科学方法来评估证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会导致唯一值得研究的问题和值得考虑的答案就是那些能被科学方法证实的问题和答案。科学思维允许我们在理解物质世界时做出没有先例的大踏步努力，以至于我们被引导到相信人类是可以认识一切事物的，只是时间早晚罢了。当面临不能回答的问题时，我们会想：“没事，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研究或更先进的技术，最终我们一定会知道——宇宙的起源是怎样，癌症是怎么产生的，怎样再造脊椎神经细胞等。”为什么说这样的态度有问题？
说这种态度有问题的人担心我们会被“科学能实现一切”的观点所迷惑，以至于我们会将一切都看得不重要，我们会认为物质世界以及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各种疑问都不值得我们深究，因为这些问题最终一定都能得到解答。这种态度会导致人们看不到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而这两种世界观则是试图来解决存在性问题的，即那些不能通过科学方法回答的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生存在这里？我们应该怎样活着？这些都是哲学和宗教试图解决的问题。
《宗教的重要性》一书的作者，宗教研究学者休斯顿 史密斯指出，现代社会将“科学”视为万能的态度导致了某种狭隘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下，类似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根本不值得探究，这是因为我们能提出的答案根本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得以验证。和癌症的病因不同，生命的意义并不会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某处，并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任何人提出来的生命意义必然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然而这些观点却无法评估，因为科学实验的测量方法不能对它们进行评价。史密斯将这种态度视作科学时代带来的负面影响。
宗教和一些哲学观处理着某些无法看到、无法测量、无法科学地证实的现实，也就是科学方法探索不到的现实。史密斯极力主张我们不要仅仅因为科学方法无法触及而忽略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现实的存在。他还激励我们在谈到上帝或生命的意义时不要只是夸夸其谈，也不要将之当做童年时期的古怪梦想，或仅仅将之视作安慰那些在现实中受挫的人的幻象。
和“没有什么事情是关键的，但是它们却有意义”观点相对照的，是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情都能被认为有价值，也不是所有被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真的有价值。”倘若我们忘记无所不能的科学方法也会受限制，或者如果总是认为无法用科学方法得到的结论就是错误的，这时我们就一定会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