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2001年9月的时候，马云向新闻界宣布：“今年，阿里巴巴一定要赚上一块钱。”
与企业家不同的是，媒体们对这样的说法大多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对互联网新贵们类似的说法听得多了，甚至没有多少人有兴趣来打听阿里巴巴究竟准备拿什么来赚这一块钱。
“因此，他们甚至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供应商项目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在关于阿里巴巴的报道中，有很多人把我们从2000年开始的中国供应商项目和从2002年开始的诚信通项目混为一谈。不过这倒符合马云对中国供应商项目的开展要求，他用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来要求中国供应商项目的开展过程：‘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阿里巴巴一位高层这样说。
而商人们的态度则更为保守，在早期中国供应商项目的用户中，几乎没有人对媒体暴露过他们有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平台工具——因为没有人希望他们的对手明白他们是怎么接到订单的。
所以，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着。
在整个中国供应商成长为现在总共拥有1万企业会员、给阿里巴巴带来数以亿元计收入的过程中，有三个事件是必须提及的。它们分别是中国中小型企业获得外贸自主权、“非典”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的广告投入、以及2004年阿里巴巴因为投放诚信通带来的知名效应。这三个事件都使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项目获得巨大成长。而这种成长，与其把它看作是企业的努力，还不如把它看作是阿里巴巴在正确地把握大势下获得的社会资源。
相对于西方商人在1999年把眼球齐刷刷转向中国的情形，中国本身的改革要来得更慢一些。来自深圳市法制研究所的报告是这样描述中国供应商的客户们，在1999—2001年获得的新空间的：
1999年以前，私营企业主要通过间接途径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如向外贸部门供货或委托外贸公司代理等。自1999年以后，私营企业开始逐步获得外贸经营权，特别是2001年7月原外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规定》，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实行统一标准和管理办法，并将企业进出口经营资格审批制改为登记和核准制，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私营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活动。但是这些改革仍然还有不彻底、不完善的地方，如按规定，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和自营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仍须拥有不低于300万—50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由于客观原因，符合此条件的私营企业还较少，大部分私营企业实际上还是被排除在外，这极大地抑制了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私营企业参与对外贸易的积极性。
但这已经足够了，对大量刚刚获得外贸自主权的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急于要摆脱原来国内外贸公司的束缚，自己拿到订单的冲动足以让他们推动阿里巴巴的中国供应商项目在2001年掀起一个高潮。这一年，中国供应商除了会员急剧增加外，收费也已经到了一个偏高的边缘。因为马云当时有一个想法，中国供应商项目应该只服务于2000个左右的会员。而要满足这个后来没有严格执行的要求，收费就必须提高。而这种想法最终导致了中国供应商的提价，从最早的1.8万元提到现在的4万元一年。
对于所有创业者来说，中国供应商项目在2001年的经历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好案例：所有中国原来体制中的缺陷——比如说私营公司没有外贸权这样一个缺陷——对于创业者来说都是推动事业成长的绝佳机会。作为创业者要做到的是：一、找出缺陷；二、耐心等待改变到来的那一天。
这样一种“幸运”对于阿里巴巴完成在2001年“赚一块钱”的年度目标作用巨大。阿里巴巴的一位高层描述自此以后的一个现象说：“从2001年开始，阿里巴巴的执行层与马云每年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年初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的嘴巴变成一个‘O’，因为他提出的要求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期。而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的嘴巴变成一个‘O’，因为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居然能完成他提出的目标。”
作为对“中供”在世界贸易中作用的一种肯定，前世贸总干事彼得?萨瑟兰在2002年成为阿里巴巴的顾问。而与中国外贸企业经营自主权放开对“中供”的推动相比，彼得?萨瑟兰加入阿里巴巴更多地是起到一个标杆的作用。这个世贸高官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他的加入让人把阿里巴巴这家赚钱的企业与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贸组织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他的加入同时还带来更多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是阿里巴巴赢利后，马云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所寻找的。
在2001年和接下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阿里巴巴在国内沉默的同时，一直积极地在国外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这种努力的最高峰体现在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就要打起来之前，马云认为他找到了在西方世界扩大影响的最好时点，他要把已经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方商人拉到阿里巴巴这个工具平台上来。于是在此时，一向不太投放广告的阿里巴巴破例在美国CNBC电视上投放大量广告。
马云投放这些广告的基点在于，他认为伊拉克战争是聚集全球眼光的事件，而在西方，人们当然会关注代表整个西方出征的美国。这样一个聚焦点正是马云想要的，经过一年多的运营，他已经对中国供应商这个产品有了底气，现在他需要用国外的买家来带动中国国内对“中供”的认可。
从事后的效果看，马云和阿里巴巴不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且很有可能是超出的。因为正好在阿里巴巴投放广告的时候，中国国内出现了“非典”疫情。
我们将会在后面专门讨论“非典”对阿里巴巴整个公司团队的影响。当时一位出身于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阿里巴巴顾问就这种影响感慨地说：“（‘非典’对阿里巴巴的影响）是通用电器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而在业务上，“非典”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几乎所有外贸企业与他们的国外客户之间面对面联系的中断。在2003年上半年的好几个月中，这种联系几乎完全依靠电子邮件、电话和网上即时通讯工具来维持。这种客观条件上的障碍虽然不能直接推动客户转向阿里巴巴，但它却无疑成为电子商务的一个有力的推动点——可能有无数的中国中小型企业和他们的国外客户先是被迫地采用互联网工具，进而他们会很快发现：“哦，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做生意。”而被催醒了的西方客户也许在他们发完一封电子邮件以后，看了一眼一直播放伊拉克战争实况的电视，阿里巴巴的广告又正好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于是，他的下一封电子邮件也许就是催促他的中国供应商去看看阿里巴巴是怎么回事。
当然，上述的这种情况我们无法提供一个个案来证明，但是从国内媒体上可以看到“非典”对中国外贸企业商务方式的影响。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非典”期间，浙江慈溪一地注册网站的企业就达4000多家。而阿里巴巴的统计是“非典”肆虐的2003年一季度，网站的注册会员增长50%、点击量增长30%，从而可以想见“中供”在此期间的增长。
“在‘非典’以后，我们感到了一种推力。这更多地是因为政府在‘非典’期间开始对电子商务进行宣传，因为阿里巴巴在企业内部的一些措施应对得当，我们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这些都是共性的，因为阿里巴巴的对手们也都分享到了这种推力。”阿里巴巴的一位高层这样说。
而让“中供”感到的巨大助力并独享它的，是在2004年。此时阿里巴巴因为要在国内推广诚信通而开始造势，大力推广阿里巴巴公司在国内的形象。而对于“中供”来说，这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此时中国供应商项目已经在国外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同时政府也开始非常重视电子商务，媒体开始为电子商务做宣传。正在这时，阿里巴巴开始为公司造形象，推广自己的诚信通项目。
“当时的诚信通因为处于成长的最初期，也许感觉不到宣传的助力，但是我们中国供应商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
这种助力的具体表现在哪里？一名一线销售员说：“在2004年以前，我们去客户那里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是介绍自己，比如说你好，我是阿里巴巴公司的，然后介绍阿里巴巴是干什么什么的，而在2004年以后，这种介绍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一到客户那里说我是阿里巴巴公司的，他们多半会说，哦，阿里巴巴的啊，我知道这家公司。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认为阿里巴巴是一家大公司了，这样，信任的成本就下降了很多，我们可以直接切入到是不是可以合作的地步，而以前，这往往需要我们再跑一趟。因为客户需要从他自己的渠道来了解阿里巴巴，然后我们才可以谈事情。”
这就是一家连续性公司的好处，主推的是一个项目，却让另外一个项目意外地受益了。而这种受益的最终表现，就是中国供应商项目业绩在它推出后3年中连续高速成长——每年都翻倍，如果说前两年是“中供”这个新产品得到用户的认可的话，那么到了2004年，则是因为阿里巴巴公司的知名度上升的缘故。
在最终形成的产品格局中，中国供应商项目在阿里巴巴代表着对外贸易，不，按马云给阿里巴巴的设计，它应该是跨国贸易的一个产品代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中国有一天因为成为发达国家而无法作为一个工厂供应全世界的话，那么中国供应商届时也许会被叫做“南亚供应商”或者“非洲供应商”这样的名字，当然其实质也会与名字相符。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供”现在的销售方式——马云似乎不满意的是中国供应商现在需要面对面销售的这种方式——只是因为“中供”相对于它所要从事的国际贸易领域现在还不够强大，因为阿里巴巴现在毕竟还是一家中国公司，在国际贸易这么一个大的蛋糕面前，这家公司太小了，中国供应商所产生的几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根本微不足道，完全不足以对总金额达数万亿美元的整个国际贸易领域产生什么影响，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造成了阿里巴巴现时在中国供应商项目上的艰难——如果我们把几亿元的收入和面对面的销售方式还看作是艰难的话——因为虽然小，但中国供应商必须跨越的是整个国际贸易的所有鸿沟，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造成了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的“艰难”。
不过，在这个领域里，阿里巴巴是最领先的，如果阿里巴巴未来有可能成为跨国贸易电子商务的霸主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它所能凭借的，也只有这一点。如果马云有足够的聪明和气量，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力量，也许中国供应商最终会取得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