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
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的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四十年代的春节（下）
1．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儿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的墙上。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
其实三十这天很少有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
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下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一般人欠账，大多是过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无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伙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的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呐！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辞，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龛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2．大年初一头一天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据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唯一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
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每枚上铸着“廿分”），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元到100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的一种）等，再不是遥不可及了。
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升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升到大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有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给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了脚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
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的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年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间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赌博——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是纯粹的赌博，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3．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作为回敬。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等候，去“争烧头炷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车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儿一拨儿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儿好。北平近郊农民热衷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他们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最后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
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大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关帝庙记事
现在我家在武圣路，解放初曾住过关帝庙，还写过两篇谈关公崇拜的文章，我和关老爷可以说有点缘分。
这座关帝庙坐西朝东，占地很大，比正阳门的关帝庙大两三倍，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这座关帝庙也有三座山门，此庙中间的大门已封死，门道存放杂乱东西；出入走左门，右门改造成一大间朝东门面房，租给一家绱鞋铺。
庙有四个院落，前、后大殿前面的空地就是一个院子，前殿两侧各有一条窄小通道连接了后院、后殿。后院左侧有两个小跨院，按照关帝庙的形制，原来可能是供奉关公的结义兄弟刘备、张飞、赵子龙和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这两个小院早就租给一家织布厂了。
北京的关帝庙很怪，大多与观世音菩萨同处一庙。可能是受了满族人的影响，因为满族人崇拜的诸神中，第一是释迦牟尼，第二是观世音菩萨，第三是关帝圣君。这个庙前殿供的是观世音，两边侍立着金童玉女；后殿供的才是关公。供的还是关公标准像——右手捋着长髯，左手拿着《春秋》，身子稍稍前倾，仿佛在认真阅读。后面侍立的则是周仓、关平。
庙里约有五六十间房，除了前后大殿还供着观音、关帝和主持住着的三间房外，都出租了。织布厂占了一二十间，住家户共有八家，住的多寡不等。我们租了四间半房，是后殿的南配殿。房屋高大，每间有十六七平方米，较普通的民房宽大很多，很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