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住过老北京城内许多地方，还在北京慢慢变老，在这个城市里备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因此我心目中能代表北京的就是老北京城，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老北京内外城和皇城。因为有了这些城墙与城楼才是完整的北京。
看电影的记忆
前几天，应郭宝昌先生之邀看他新拍的京剧艺术片《春闺梦》，放映地点是崇文门外的“搜秀影城”。十多年没进电影院了，许多影院都是名称增大，座位减少。影院升格为“影城”，座位却从1000多减至100多，仿佛要给每个观众制造点“坐拥影城”之感，但我也没有觉得怎么舒服，只是放映电影的成本增加了。我想电影票价上涨这是使普通观众不敢问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电影放映业的不景气，有些是电影院自己制造的。不过这次进影院还是给我带来了新鲜感，也唤起许多看电影的记忆。
难忘的第一次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包括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到电影院看电影是个极普通的事。喜欢娱乐的北京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年看四五十场电影不是特别稀罕的。那时单位一般是两个星期组织一次看电影，作为工会的福利；人们也常常以看电影度过假日或星期天。至于寒暑假专门有学生专场（票价一角或五分），节假日还有夜场。我想，从那个时期生活过来的人们一定都会保留着丰富的“看电影的记忆”。
新中国建国那年我只有7岁，小学二年级。看的第一个新电影是个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在中央电影院（今北京音乐厅）看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银幕前那张薄薄的浅色帘幕还没有打开的时候，“百万雄师下江南”7个大字已经打在了上面。看的第一个故事片是《天字第一号》，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谍报人员打入一个汉奸大员家庭获取情报的故事的。谍报人员以“天字号”和“地字号”排序；谍报人员接头的暗语是问，“你的表几点了。”如果对方说：“我的表白天快5分”，这就是“天”字5号，如果说夜里则是“地”字。这种问答神秘而有趣，在北京小孩子们游戏中流行了很长时间。这个电影大约是1949年初在国民电影院（首都电影院）看的，建国后这类“歌颂国民党”的电影被禁，就不可能看到了。看的第一个外国电影是苏联的《喀朗仕塔德》，在大都市影院（这个影院现已没有，旧址在西绒线胡同，四川饭馆对面）看的。这个电影是描写1920年黑海水兵暴动的。只记得一个情节是被捕的水兵，被绑上大石头，从山崖上推入海中，而水兵身上备有小刀割断了绳索，又从别处游了上来。
文革前的十多年间看了多少片子？很难统计了，大约不下100部吧。但给我留的印象深的，现在还有清晰记忆的似乎多是外国影片。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与外国交往很少，这时只有大量苏联电影和少量的东欧电影。最早的译制片是东北厂（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放映这类影片时都要在海报上郑重地写上“华语对白”四字，以招徕观众。不过当时的“华语”还不是现在的普通话，而是民国时期，糅合南北两京口语而成的“国语”。文革当中能够公开放映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都是东北厂译的，此时人们已经习惯普通话了，再听着列宁、瓦西里等讲的东北味儿的国语很好笑，所以许多年轻人喜欢拿腔作调学“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等对白。这时翻译的而且很火暴电影还有《乡村女教师》（后来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常听到有许多同学以当“乡村男教师”自嘲）、《钦差大臣》、《夏伯阳》、《保卫察里津》、《日日夜夜》以及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
我一接触电影看的就是黑白的有声片，但在50年代也看过无声片。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上初中时看的卓别林的默片，大约是在1956年，我们在阶梯教室上完“动物课”后（当时生物分两门《植物学》《动物学》），就着放映机（放完教学片）给我们放了一段卓别林短片，虽然这是默片，但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还是逗得大伙狂笑不止。那时谈论美国电影都是犯忌的，特别是好莱坞，就是西方腐朽反动文化的象征。有文化的人，只要提到“好莱坞”三个字都要加上几句批判的话，免得使人怀疑自己立场有问题。不知道老师出于什么想法，冒险放了一段美国片。好在这是在反右以前，大家的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没有后来那么紧。补充一句，一般中学不会有阶梯教室。初中我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在老北京师范大学旧址（和平门外）上课，用的是师大的教室。
50年代社会上还真的公开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这也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国片——《社会中坚》。不过这部片子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代表好莱坞的产品，而是美国共产党（不过后来反修斗争中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共产党时，美共是继意共、法共之后第三个被批判的）领导工人阶级制作的。它是描写美国反动政府如何镇压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人搞罢工，结果被警察抓了起来。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关在铁笼子里。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些被抓起来的工人们互相呼应，一齐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洗澡”“我们要洗澡”。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进监狱要洗澡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有点理解。
我看的一个彩色影片是什么记不清了。因为黑白片拍得好的，就像水墨画一样，也是墨（黑）分五彩的。他拍的是黑白片，可是进入头脑后，你把它翻译成彩色的，于是记忆中就成彩色的了。例如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英国影片《百万英镑》，德国的《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法国的《勇士的奇遇》《红与黑》等影片，我对它们的电影海报的记忆是黑白片，而实际看影片时留给我的记忆是彩色的，真是奇怪。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也干扰了我的记忆：苏联影片中有一种“红白片”，平常电影的黑色部分，它是红赭色的。如50年代初的《忠实的朋友》（写好朋友远游遇险的），《茹尔宾一家》（描写造船工人生活的），这种红白片很像历时久远的褪色的彩色片。
我看的第一次看立体声宽银幕片是在1957年。先是首都电影院停业，大家很关注，后说要改造成专放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院，引起了民众的兴趣。报上和《大众电影》上做了很长一段宣传，说这类影片是普通银幕的电影无法比拟的，宽银幕立体声给观众的感觉是像进入影片似的。首都电影院终于开张了，大家排队买票，尽管票价很贵。第一场是苏联电影《革命的前奏》，此片描写1905年俄国彼得堡工人星期日上街请愿，惨遭沙皇屠杀的故事。看电影时，我努力寻找进入影片的感觉，怎么也没找到。我感觉到的与普通银幕的唯一差别就是俄国皇家近卫军打着军鼓从银幕左边走到右边时，声音也从左边走到了右边。可是这个宽银幕的票价是五角钱啊，比普通银幕贵了一倍以上。真不值。
从此首都电影院就成了北京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在这里看的宽银幕影片还有法国的《塔曼果》，这是根据法国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描写白人贩卖黑人奴隶和黑人反抗的。苏联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那弥漫整个银幕的西伯利亚的漫天风雪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还有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的感觉总是难以忘怀的。
看电影的热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房山县一个小山村下放劳动。我住的房东家坐落在靠近路边的小山包上。冬天由于山峰高耸，太阳四点多就下山了，老乡们五点多钟吃晚饭，如果没有会，一般六七点钟就酣然入睡了。我比老乡要睡得晚一些，每晚守着小油灯看会儿书，但十点钟也就进了梦乡了。睡到午夜时分常常会被远路归来看电影的年轻人吵醒。有房东的儿女，还有住在我房子对面厢房里几个修路的姑娘。他们嘻嘻哈哈，或唱着“我家表叔数不清”，或怪里怪气模仿电影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些电影他们有的看了十多遍了，大多已经会背，但如果在公社或大队里放映，他们还是忍饥挨冻跑上一二十里路去看。那时我快三十岁了，真是羡慕这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儿、姑娘的精神头。我想起自己热衷看电影时也是在这个岁数。
从1954年到1964年这十年中我看的电影最多。1954年到1957年是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中，住在和平门外的学校宿舍里，常常跑到六部口的中央音乐厅和首都电影院去看。有时也到南边虎坊桥的金城（后改京城，再后来关闭，地点在晋阳饭庄对面）。从1957年到1960年在六十五中上高中，高二以后也住校，常到平安（后来改做儿童影院，在东方广场之南，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西侧）、蟾宫、东四工人俱乐部（在隆福寺夹道）、明星、红星等影院去看。大学多是在学校里看，或成帮搭伙地到影院里看。那时的热情也不减于前面提到的小青年，只是不太可能重复地看一个或几个影片。我看电影的时代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不喜欢可以不去看（学校组织的除外，高中时期学校组织去看《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喜欢看喜剧片
王小波先生在一篇杂文中谈到看电影时说“小男孩就爱看打仗的电影”。这句话有点以偏赅全之嫌。50年代我也忝居“男孩”之列，说老实话，我就不爱看“打仗的电影”，而爱看喜剧片。那时放过的喜剧几乎全都看过。说老实话，通篇俱佳的国产喜剧片几乎没有，但就是这样我也喜欢看。只要剧中有个精彩的情节或幽默的画面、一句机智的对白或演员出彩的表演都足以使我快乐好几天，决不会因为全剧格调不高而放弃。
那时的喜剧的确有点肤浅庸俗，如讽刺一个科长自吹自擂，逢迎拍马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批评一个作家缺少社会公德，不拘“小节”、出乖露丑的《不拘小节的人》；讽刺滥情女青年的《如此多情》等。这些不仅缺少思想深度，而且喜剧冲突多是用误会、巧合等偶然因素构成，让人笑得十分勉强。但是《新局长到来之前》老演员李景波演的牛科长还是喜剧味十足的，一举手一投足，常有令人喷饭之处。特别是局内不满意牛科长“吹、拍”作风的小青年从锁孔内看他在办公室大啃猪蹄的画面，至今不忘。
喜剧的低迷不能全怪创作人员，一来在新时代里权威性的政策文件中也很少讲到喜剧创作问题，使影人无所适从。他们解放前积累的拍喜剧的经验大多没用了；二是极“左”批评家又不断挥动大棒，喜剧片一出现，不管好赖先给一棒子。反正只有打“对”了受表扬的，没见过打错了受批评、作检讨的，所以批评家打棒子的积极性很高。而那些辛勤耕耘者则倒了大霉，为此他们不仅奉献了精力、有的还奉献了生命。许多尽其一生给观众带来欢笑的艺术家最后泣血而死。现在说说风凉话容易，只有经历者才能体会那时的彷徨和无奈。喜剧家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学苏联吧，苏联也很少有艺术上比较成功、又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喜剧，否则一定会翻译进口，供创作者参考，培养观众对喜剧的接受能力。很早就翻译了《钦差大臣》，但那是旧时代的喜剧，现代不适用。
不过50年代还是翻译过一部匈牙利喜剧片《废品的报复》。此片放了很长时间，匈牙利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比我们早两年。大约有用这个喜剧为给艺术家作模特的意思。当然这是我的妄测。此片写一个缝纫厂的工人工作不认真，衣服上纽扣钉两针就交差了。这一天周日休息，他穿上新买的西装赴约会。没想到这正是自己的作品，上了电车就掉了一个扣子，只好一只手揣在裤兜中，暗中竭力向上按住裤腰，进公园和女朋友跳舞，扣子不断地掉，尴尬万分，闹了许多笑话。最后吊带扣子终于掉光了，裤子坠落，当场出彩，引起全场的哄笑，女朋友也跑了。这个思路为一些国内艺术家所接受，国产的《不拘小节的人》《大李、小李和老李》《满意不满意》《足球场的风波》都有点“报复”的影子。
国产喜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感觉不错的是郭维的《花好月圆》和谢添的《锦上添花》。《花好月圆》是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承继了小说原有的幽默诙谐风格并注入欢快的气氛，一开场就有点像钟惦斐的名文《电影的锣鼓》，集欢快、诙谐、质疑于一个片断里，真是不易。片中对三对农村青年婚姻爱情的描述既很生活化，又带有些浪漫色彩。它给观众带来欢笑也在启发着人们憧憬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