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正逢兵荒马乱，解放军正在围城，每个城门口都堆着用麻袋黄土做成的掩体，家里玻璃门窗上用白纸条贴成米字，惶惶不可终日的战争氛围充斥着北京城，唯有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孩子，乘着大人不备跑出大门，从马道跑上城墙，一展拳脚。时在岁末，一片凋零，白茅枯蓬，清霜遍地，当我正与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商量如何玩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在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两个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乘机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还庆幸“死里逃生”。尽管城墙给我一次惊吓，但丝毫没有减少对我的魅力。当我看着它一段一段地被拆毁时还是不由得心痛。特别是七十年代拆西直门时，发现了元代土城，大砖城被剥离了，小土城们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等待着不可避免的被铲除的命运，前后有好几个月。我每当乘107无轨电车从这里经过时都不免要多看它几眼，直到它完全从地面上消失为止。
许多老北京把城墙看做北京的符号，也许是因为北京人性格和平温厚，稍嫌懦弱，把有金汤之固的城池看做安全的保障；也许因为北京人安土重迁，以世居北京而自豪，把城墙、城楼看成完整北京的象征。过去北京人称买房为“置院子”，对他们来说，院子比住房更重要。北京城就是北京人的大院子，城墙就是院墙。因此对于老北京来说，五十年前梁思成、林徽音夫妇把北京城墙建成环城花园是改造北京城墙的最佳方案。
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后来北京者自然有他们对北京的想法，现在环境变了，人们都住进了“空间”，院子已经成为人们的奢望。在高层建筑里长大的青年人不知院子为何物，自然就不会对城墙有任何感觉了。他们以为所谓北京城墙就是东、西便门那两小段，不知道那只是一个大西瓜里的两只小小的西瓜籽，尽管它被擦得锃光瓦亮，也不能呈现西瓜的滋味和风貌。
老北京胡同的最后留影
铁林兄的带有浓烈文学和艺术色彩的民间口述史——《老北京话城南》经过多次的打磨终于要出版了。要我写点文字，作为弁言，令我颇费踌躇。这两年虽然常在《社会学家茶座》上发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但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民间口述还是门外汉，很难说出点中肯的意见。不过我生于故都北京，数十年生活在南城，故都的传统风习还略知一二，涉及“城南旧事”还是忍不住说些与此书相关或不相关的话，以为塞责。
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北京“城南”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比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城南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现在叫和平门大街）以西；本书中所讲的大栅栏西街、观音寺、铁树斜街、陕西巷一带都在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两个地方都叫“城南”，但其居民构成（特别是在清代）迥异。这里应该说一说关于北京地域与居民构成关系的常语：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句话流传很广，但对它的意义未必了解。
许多人以为这是指全北京城说的，但是“东富”“西贵”“北贱”都没有着落。清代北京内城是由八旗分别占领，清初把内城的汉族居民无论贵贱穷富都轰出了内城。八旗中的各旗都是有贵有贱，有穷有富，另外，内城的北部也不是身份低贱的居民的聚居地。这句话只是指外城说的。“东（今崇文区东部）”清代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一些大的手工作坊（地毯厂、玉器作、景泰蓝作坊）也都集中在这里。
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西”（南新华街以西）住的多是文人士大夫，朱彝尊曾住海波寺街，林则徐曾住丞相胡同，孙星衍曾住过香炉营头条，徐世昌曾住过西琉璃厂、上斜街等地。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文人举子住在会馆之中，他们是官僚的预备军。这应了一个“贵”字。“北”则指北京外城的北部，也就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块。这里自清代中叶以来，成了北京娱乐业中心，戏园子、相公堂子 、不同等级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许多妓女、艺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艺人所操，当时也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南”指永定门内、珠市口大街以南，那些贫困的、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农村破产者进城谋生的多住于此。天桥市场的形成就是为这些穷人服务的。这就是“南贫”。
林海音笔下的“南城”实际上是南城之西，是汉族文人士大夫所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父亲是新型文人（洋学堂的教师），直到民国初年，这里的居民结构仍无多大变化。《老北京话城南》中的“南城”实际上是外城之“北”，此时清朝亡了近100年，解放也快60年了，“北贱”不能说了，但因为有清末民初底子，而煤市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聚居的还多是社会底层人物，用当地的居民话说，这里除了少数“戏行、买卖人，大多是苦力”。因此“话南城”这本书中出现的人物大多数还是当今社会的底层人物。
有纯粹的北京人吗？
大约除了房山的山顶洞人，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纯粹的北京人。作为故都的北京可以说是个移民城市，这里居民大多是外来的。而且明朝、清朝、民国、解放后各个历史阶段迁移来的人们分布在北京的不同的地区，而且大体有规律可循。最初，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时，原有的居民——特别是蒙古人、色目人大多随着元顺帝跑了，城内只剩1万2千多人，几乎成为了空城。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不仅从各地迁移来许多农民以充实京畿一带，还从南京和江南一带迁来大量富户和工匠住在北京城内，再加上从南京搬到北京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共有十余万人，这些构成北京城的原始居民。明代的北京人口一度发展到百万以上。
满州占领北京之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将原住民尽数驱赶到外城，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并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在清前期，北京内城几乎成为一个大兵营 。清代北京居民的这种分布格局与明朝根本不同，这对北京城内的民族关系、生活习俗乃至语言语音都有很大的影响。清中叶以来，虽然历朝都有对汉族高官赐宅内城之举，但这只是针对个别人的，没有改变内城居民的基本构成。
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居住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旗人没有了铁杆庄稼，又不会做工经商，急速没落，许多旗人变卖房产，大批家境富裕的汉族居民涌入内城居住。辛亥革命后，原是定都南京，后为了迁就袁世凯改为北京，南方政府及官员搬到北京，由于政府机关俱在内城，随来的官员也多住在内城。比如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类似处长），他随政府迁京后，先是住在外城宣南的绍兴会馆 ，后有了点钱还是在内城西部买了房子。北京又是个文化城市，民国后陆陆续续开办了许多大学。这些大学也多在内城。如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东皇城根的中法大学，二龙坑的中国大学，北小街内北新仓的朝阳学院，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还可以举出许多在内城的大专学校，有这么多的学校，教师从哪里来？可以说绝大多数来自南方的江浙一带 。这些南人到了北京，无论是做官还是教书，为了就近上班，大多选择住在内城（那时空房很多，纯是买方市场，有极大的选择权）。此时内城便成为官僚、富人和文化人的聚居之所，外城除了宣南一带因为会馆和传统的缘故还有一些南来的文化人居住外，大多成为手工业者、艺人和穷人居住的地方。
四十年代末以来，共和国建都北京，共产党大批干部进城。高级干部大多住在了内城，一家或数家占一所大院（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一般的中下级干部和大量的部队干部住在北京西郊一带（阜成门外、复兴门外）为他们建筑的兵营式的大院之中。后来说的大院文化就产生在这里 。原来内城居住的官僚、富人、文化人只要没有跟着国民党离开北京的，大多居住地域没有变，只是那些“贵人”、富人、文化人独有的四合院内不断地掺入了许多平民百姓。原来的南新华街以东的一带居民虽然没有大变，但由于本来就居住狭小，经过三四十年人口翻了几番，他们个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已经狭窄到极点，人们被迫向院子发展，把院子破坏殆尽。到了八十年代南城几乎没有完整的院子了。
近五六十年来北京有十来次大改造及毁坏，对于院子的破坏最厉害的有三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在四合院中办工厂、建小土炉大炼钢铁，您想要在四合院办工厂，院子还能保持原样吗？二是文革，房产主把房产上交国家（有的房产主被轰到乡下），一些掌权的“群众革命组织”中的有势力的人物纷纷进入较好的院子，并对院子加以改造，再加上1969年后的“深挖洞，广积粮”，在一些大院子中挖防空壕和地道，使原有的院子格局根本改观。第三次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人们先是在院子中搭防震棚，以此为开端，居民争相私搭乱建、搭小厨房、扩大居住面积，从此南城一带的院子基本消失，成了没有了院子的四合院。过去讲究格局的大院，甚至是带有园林（北京在解放前有园林108座，现在只剩恭王府一座）的院子都改造成极丑陋的小道，各家都向着这丑陋的小道开门。我们从《老北京话城南》中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很多实例。这种景象在北京各区都有，但以城南最为严重。
人们居住环境恶劣，三代同居一室，大儿大女共用一床都是违背人类正常伦理的，妨碍着人性的正常发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讲明居住条件的狭小恶劣对人们道德和精神状态所起的负面作用。他甚至说男女过度拥挤的贫民窟会成为 “犯罪的中心”。“城南”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居住地区和居住环境，而居住环境的非人性化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老北京话城南》特别深刻地展示了这一点。
胡同文化的最后留影
说到北京的“胡同文化”应该指出它应分为两种，这两种不仅时代有别，内涵上也有不同。一种是老舍笔下所写的五十多年前的胡同文化。那时的北京（北平）人口不到100万，夏天马路两边长青草和青苔，北京是个安静的城市，下午四五点钟后，甚至有些荒凉。北京人中虽有许多是外来做官的或做大事的，但大多数居民还是以老北京为主，带有王朔所说“旗人的多礼与谦和”。此时的居民是以独门独院为主的，虽然一些过大的院子（如会馆、没落的大宅门、出赁房屋的大庙等）也有众多的人家居住，总的说来还是少数 ，特别是在东西城。过去的胡同中的人家彼此往来密切，新搬来的人家都要挨门挨户地拜街坊，求邻里多关照。
的确邻里之间平时也是守望相助的，有了特殊困难首先出现的也是街里街坊，所以北京素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之说。但每户人家还是各自有其独立性的，保持各家不同的脾气禀性，大门一关就谁也管不着了。常关着大门不爱与邻居往来的人家，在街坊心目中还是有点神秘感的。如《四世同堂》中的钱诗人，就使周围小市民邻居不理解，觉得他有点怪，然而这不妨碍他们之间在有难时互相关照。人们居住宽松，打拳踢腿，碰不着他人，自然心平气和。这样居住环境使人们比较多地体会街坊的互相关爱，感受不到因为居住过密而产生的摩擦和互相妨碍。我们常说老北京人性情温和、谦让多礼，除了上面说的旗人的多礼的传统外，居住环境的适宜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些在老舍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近五十年来，不仅时代变了，居民构成也变了，老北京在居民中的比例越来越少，现在北京常住加临时居住者大约近千万，老北京被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北京城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随着人口的激增，独门独户的四合院被逐渐消灭，现在除了一些老贵、新贵和个别新富外，平民百姓已经很少有独门独户的了（最近播映的电视剧《守候幸福》中的出现的两户人家都是独门独院，而且主人身份都是医生，这就很不真实）。现今的胡同是由大杂院和小杂院组成。特别是近三十年，房屋门窗相对不过一米的院子比比皆是，各家一点儿隐秘也没有了。人们感受的互相妨碍已经大大超过了感受互相关爱了，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胡同文化怎么能与老舍笔下的文化一样呢？这可以说是一种新胡同文化，虽然新旧胡同文化不能截然分开，但两种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