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游民生活的空间在江湖。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的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
游民观察者
此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0月）。采访者是该刊记者彭淑女士，采访时间是2011年9月。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1999年，王学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原话来自于英国学者韦尔斯的《人类的命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中引述过来）的这句话。
学界曾有人将王学泰研究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
在多次采访中，王学泰一再阐述他所定义的游民：“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当然，这里闻先生指的‘土匪’和‘土匪意识’，也就是我所说的‘游民意识’。”在文中，他进而表述。
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遗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20世纪60年代，闵家胤偷偷为自己高中时的同学、老师“立传”。他笔下的这位“受难者”便是王学泰。后来，他们还分到了同一所大学，而且同院同系，1980年，他们又成为中国社科院里的同事。
闵家胤在电话里笑道：“念高中时，我们都在六十五中学五班。班上五十多名男生，我是班长，而王学泰是落后生。”
当年，王学泰有一特色：上课爱睡觉。“有一次上俄语课，他又在呼呼大睡。俄语老师把他叫起提问。他睡眼惺忪，没头没脑答了一句，‘Cnamb！’（睡觉）再看他那张胖脸，全班哄堂大笑。”从此，王学泰有了一个绰号：Cnamb。
“说他落后还不在这事上。那时候，大跃进、大炼钢铁、下乡劳动、学校迎接外宾，运动一波接一波。王学泰在班上却是个‘观潮派’，有时候还冷嘲热讽，为此，全班给他专门开过会。”闵家胤接着说。
“我不喜欢耗费时间、永无休止的运动、开会，厌听‘假大空’那一套，我觉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说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空话……我只爱跑图书馆读书，读几本能够点燃好奇心的书。这种想法是大悖时运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混迹于积极分子之中。”日后，在悼念同窗的文章《野驴顾惟乔》中，王学泰继续揶揄那股“时代洪流”。
那时，他偏好文科，尤好古典文学。人至暮年，他对闵家胤说起，有3部书自中学时便紧随他：《史记》、《杜工部集》、《鲁迅全集》。
“还有一本书，他终生难忘《元曲别裁集》，那是遇罗克送给他的。”闵补充道。
在《一本书的故事》里，王学泰回忆了好友遇罗克：“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学生会下属文学组的成员，我是组长，有时举办一些活动常常请他帮忙，所以往来就多了起来。我们私下常常议论一些文学和人生问题……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术馆对面的平房上，一连聊了3天，那时正逢全市消灭麻雀，他很感慨，对我说：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驱赶的麻雀一样，永远没有止息之处？”
“我和遇罗克常常争论，或者是抬扛……后来他对我说：学泰，你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合时宜，坚持下去要犯错误的。”
不料，遇罗克一语成谶。1958年10月，王学泰随校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一丈二尺，由老乡们自己翻，那里明年亩产120万斤……当时我不到16岁，又长在城市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在旁边指导我们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
老农不经意吐出的数据，经他一细思量，“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清晰起来”。
学习会上，他问教导老师：“一亩地怎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6层呢。”
“你是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么？”老师追问道。
“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层麻袋挺起来呢？”他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生怕其他学生被毒害似的，老师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刚刚出工，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到队前来……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里写道。
“受到批判后，我变‘懂事’了。报考大学时，班主任为我的操行分评了一个‘良’。幸好有这个‘良’，我才勉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哪怕它是当时最差的一所大学。”王学泰轻轻喘息。
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开学当天，王学泰与闵家胤相逢时，大为吃惊：我是落后生，所以给分这儿了，你这积极分子怎么也分到这儿了？
事隔多年，两人才获知，当年高考录取，考分根本不作数，完全看政审。审卷只用4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我俩估计都因家庭关系，打上了第三个戳，遇罗克则是打上了第四个戳，他就算第二年再考也是落榜。”王学泰压低了声音，“那年，许多优秀毕业生因此名落孙山。我与遇罗克毕业后再没见过面。”
他最后一次听到好友的消息，是“文革”来临，“遇罗克又一次针对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荒唐的‘血统论’，发表了《出身论》，被判死刑”。
“表现好”就是揭发别人
大学期间，王学泰与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是好友。1959年，张闻天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全国通报。“那阵子，我常看见王学泰与张虹生上政治课时，坐在后面小声交谈。”
“1962年，学校并入北京师范学院，我与王学泰接触渐少。当时，他与我俩的另一高中同学文喆私下交流频繁。”闵家胤说，“在工农师范学院时，张虹生经常与王学泰讲一些党内消息，他把这些转述给几个关系紧密的同学，包括文喆。而系里对文喆早有看法，将他定为‘内定反动学生’。毕业搞‘清理思想运动’时，文喆顶不住，就把王学泰交代出来。
“当年，北京每所大学要揪出一个正牌反动学生，在全校进行批斗。王学泰渐成学院攻击‘重点’。学校要批斗他的那天，他起初并不知情。有人猫在宿舍里写大字报‘把死不交代的反动学生王学泰揪出来’，被同宿舍的另一同学瞧见，赶紧通知他大事不妙。
“王学泰一听慌了神，抱起所有的日记，连夜上交党支部，表态自己如果还有什么思想问题，就请党支部在日记里摘取。多年后，我还与他开玩笑，那天在院里撞见他，算是明白面如死灰是怎么回事。”闵家胤笑道。
“运动中，眼看同学一个个过了关。轮到我汇报思想时，按同学之前讲的内容讲了3个小时，可政治辅导员根本不理我。后来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去，批我没反省到点子上，让我老实交代与张虹生之间的关系，我才知道张虹生在新疆为他父亲翻案出事。”王学泰回忆道。
1964年8月，他大学刚毕业，即划为“反动学生”。次年1月3日，发配北京昌平区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
南口是个风口，卵石遍地，极艰苦。在劳改学员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来导演了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也在其中。
“在农场，王学泰睡上铺，我睡下铺。”郭宝昌痛快谈起了至交，“但那时，我们还彼此戒备。”
“劳改队对待我们这些人，有一非常管用的统治方法，就是给人一个希望，谁表现好就能早点出去。所谓表现好就是揭发，勇于和别人斗争。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
“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每周总结、每月总结、每半年总结，年终还有总结。王学泰是个特别爱说话的人，尽管他谨慎小心、老实干活，但揭发他的言论问题总比我要多。不过他笔头子厉害，认罪书一般写得好，印象中他被批得不多。”
为何研究游民
从南口出来后，王学泰一度被“搁在教师队伍中改造”，“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后，他下乡锻炼，与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廖仲安分在一起。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师生二人甚为相投。“廖先生曾被周扬定为‘红秀才’。他跟其他人说：你们认为王学泰反动，我觉得他很进步。”闵家胤忆道。
1972年，王学泰在北京琉璃厂结识了一帮书友，时常聚在一起，畅谈“不太尖锐的话题”。一次，他从一书友处借到了传说的预言奇书《推背图》，后转借大学同学章某。他俩曾交心：“当时社会混乱，江青以特殊身份乱政，对此有所感慨。另外，我们对当时搞得声势极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运动都认为‘另有所指’。”
章某又将《推背图》借给了文化馆干部顾某。王学泰写道：“这位顾某曾当着样板团面骂江青，让人给告发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顾某的言论和他的高干子弟身份引起高层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年代，于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学，老同学牵扯到我。”
1975年初，因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些不恭言论，王学泰被拘留了。先是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1976年7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一名预审人员向他坦言：“我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把我们家孩子抱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挣这56块钱。”
判决两天过后，唐山大地震，“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
狱中，王学泰“阅人无数”：猥琐的老强奸犯；“佛爷”（小偷）；能自制粮票、油票、火车票的刑事犯；出身贫农，因牢饭能吃上“刚煮出的饺子”，反让探监的家人视为享福的“现行反革命”；还有“眼里揉不进沙子”，发现国家大事出了问题而上书中央的政治犯老崔；以及“文革”之初，在凛冽寒风中散发传单，抗议“文革”反人道因而被判无期的老祝……
“算起来，我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待过近十年、在监狱里待过三四年，可以说，底层社会各色人等都见过一些。监狱里关的人，95%跟社会上的人一样，有好有坏，差不太多。另外5%里，有四成是极好的人，有六成是极坏的人。这两类人都在社会上极少见。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荷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感言说，‘我有幸生在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即使做点蠢事对世界危害也不大’。我们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做点蠢事就对世界危害挺大。作为中国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我，快奔70了，到了这个年纪就是‘三个一样’了：钱多钱少一个样，屋大屋小一个样，连看男女都一个样了。有人问，以前的坎坷经历没让你有过恨？我好像天生就不会恨，我相信人性有光明的一面，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90年代初，王学泰正式开始探讨“游民文化”。
最初，他想写的是通俗小说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中突然发现，“游民”恰恰是联结两者之间的一座桥梁。“通俗小说的产生源自江湖艺人述写自身的经历，这经历就是游民的闯荡。游民作为个体，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他们需要一个组织化过程，最后组成了秘密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