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原始儒家讲究“法先王”，并非是像“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说的是主张复古倒退，复辟古代奴隶社会。而是他们把政治理想的设计都堆垛到一位古代圣王身上去，这些“圣王”或是真有其人，或是假托，但其标准是固定的，是关注人民，具有“人溺己溺，人饥已饥”高尚道德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的圣人。实际上这是“道统”的具体化；天真的儒者希望通过“法先王”把当世君王引入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领域。这一点在孟子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希望通过宣传圣王，把现实中那些不合格的君王改造成为符合他们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圣人。然后通过他们统一天下使得人们得以在“圣王”的统治之下，享受他所实施的“仁政”的幸福生活。
当没有权力来制约的时候，就只能听任它无限伸张。这时自有“圣之时者”自动放弃“道统”，迁就“治统”。我们读一下《史记·叔孙通列传》，其中对道统谄媚权力有生动的描写。汉代刚刚建立，叔孙通拉那些带有点原始儒家色彩的“鲁诸生”去为汉朝制礼作乐，而“鲁诸生”认为“积德百年”才能兴礼乐。当然叔孙通期待的是眼前利益，他动员了大部分儒生跟他走了。当汉统治者赏给他们官做和赐金五百斤的时候，他们都乐疯了，颂扬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荀子就是这样一个“圣之时者”的倡导者，他的为法家所说过的“法后王”的口号，为后代的谄媚当世者开了无数法门。这不是像批林批孔中御用文人讲的那样是“厚今薄古”，而是赤裸裸地谄媚“治统”，谄媚权力。
那么，是不是我们如果抛弃“荀学”，继承“孟（轲）学”就比较好一些呢？其实“荀学”的产生也绝不是个人品质问题。儒学本质上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宗法制度本身就是家长（宗子）制，儒家主张君王好比一家或一族之长，他的权力是来自血缘是不能挑战的。如果这个君王真是太坏了，得罪了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会惩罚他的，此时便会出来一个新的圣人，吊民伐罪，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汤武革命”。儒家最进步的说法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意”往往就是民意，但是儒家并没有从这里引申出君王应该由民众决定的理论，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用权力限制权力的机制。荀子认为既然社会的改造一切决定于权力，因此才去谄媚权力。而孟子权力在面前可以“说大人则藐之”，可以正气凛然，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他对权力的批判也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他对仁政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君王的仁心的发现上。这个期待就是无力感的表现。总之，没有国民权利通过相应的法治制度而对权力的制约，什么“学”也不可能对权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乙：在中国“传统”的制度形态中，什么学也不可能对权力有决定的影响，你这个总结让我想到许多典型例子，比如著名学者黄宗羲鉴于当时统治权力的腐败黑暗，所以根据自己过人的学识而设计出限制皇权的种种方式，包括扩大地方权力以分散中央集权，以学校的公共舆论对朝政进行监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头头是道的设计是否能有任何效果呢？举一件事就可以知道：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与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一批敢于议政的朝官，被魏忠贤及其党羽诬以贪赃的罪名，都先后惨死于特务衙门的酷刑和屠戮之下。当横遭如此惨祸的时候，黄宗羲连大声哭泣的权利都没有，而只能半夜在家人入睡以后伏在枕上饮泣吞声。
因为权力对于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学家所说的“反文化”现象。“反文化”有人称之为“反智主义”，更通俗一些的说法就是流氓政治和流氓文化。纵观“传统”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权力的需要高于一切，所以文化的正面价值不仅得不到彰显，反而受到压制；相反的是那些消极甚至是劣质的文化因素却因强烈的刺激而迅速膨胀，因而对社会的价值建构给予巨大的负面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后来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里说：“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这些话听上去很刺耳，但是看看直到今天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服权力不服公理”和盛行不衰的各种假冒伪劣，你又不能不说中外思想家的这些话有道理。
甲：现在有人看到一些富豪非正常的死亡，便惊呼中国人中有一种“仇富现象”，我以为这个词组不太准确，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谁也跟钱没有仇”。严格说这是嫉妒别人富，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新富”。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是一文不名，为什么不出十几年，甚至几年，有的家资暴涨，达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他们中间许多为富不仁和“第一桶金”来得不太干净，使得平民百姓心理失衡。但是在社会底层的确存在着一种“仇智现象”，却不被人们关注。这种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视是有传统的，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分析游民平等观的时候说，《水浒传》作者的理想“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
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在国人中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其野蛮与反文明是其中因素之一。游民为什么有着反智倾向，因为这些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也就是现在一些人热衷恢复的“传统”）所抛弃。游民整天为衣食奔波，自然他们也抛弃了宗法文明，当时又没有其他文明，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近赤裸状态的，也就是说在野蛮状态。然而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天真未凿”，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受过这种“天真未凿”惩治，说来轻飘飘。就说是“天真未凿”吧，实际上“天真未凿”就是尚未进入文明状态。小孩子是天真未凿的，因为人刚刚生下来与小猫小狗区别不大。小孩子没有破坏力量，像小动物没多大关系，他用小手打你一下，你可能还会咯咯地笑。可是李逵要用蒲扇似的巴掌打你一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力量而无文明就是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李逵抡着的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上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
乙：“另类皇权”是个很有意义的提法，或许概括成“亚皇权形态”更贴切一些，因为“另类”似乎有偏离轴心的意思，而“亚形态”则是辐射范围更远，但轴心却完全是以主形态为依归的。“亚皇权制度形态”的文化效应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看到研究这类问题的必要，会大大深化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的经学、理学设计了那么多美好精深的东西，以至于全世界别处的人们都要到我们这里学习，可是我们自己怎么倒成了这样？很多人说，这是因为近代以后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一味崇尚西方的结果。其实真正的原因未必如此，因为我们自己的“传统”中早就孕育了对正面价值的强大消解力量，比如汉代人说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遵守礼法的人要饿肚子，而胆大妄为的人反倒到处风光：“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所以传统的价值理念成了废物：“德政不能救世之混乱，赏罚岂足惩时之清浊”——这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儒学从汉代开始有了那样崇高的地位，可是恰恰也是从那时开始，德政礼义等等良好的设计反倒敌不过“变诈奸轨”？
说到底，我们的民族在“传统”中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文化成果，可惜唯独没有发明出有效的对付“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这个痼疾的制度办法。于是任何“反文化”的因素，不管它有多么下三滥，只要它能够借助权力的力量，就都不难横行霸道、亵渎圣贤。明代一出有名的戏剧中，有个流氓出身，在衙门里当衙役的小丑，一上台就自报德行：“小子鲜于佶，……为人滑溜，做事精灵，浑身上十万八千根毛孔，孔孔皆是刁钻；……饶他孔圣人，早摸他三分头脑。”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小痞子怎么就能得意扬扬地骑在“孔圣人”头上拉屎？这个问题仔细分析起来要写一本书，但简单回答不过两句话：就是因为他靠的是衙门的威势，而衙门威势则如严复所说，是包揽天地君亲师、兵刑、经济、工程、教育、宗教等等一切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统辖权，所以“寸权尺柄，皆属官家”，而百姓“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试想，任何人一旦勾搭上了这样的无边势焰，还会把什么“孔圣人”、什么“仁义礼智信”等等放在眼里？
不能说“鲜于佶”之辈是传奇剧中不足为信的杜撰，因为真实的例子更让人绝倒。举16世纪初的著名学者邵宝为例，他不仅勤于著述，而且定期聚集学生研讨“义利公私之辨”，并修复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白鹿书院以作为诸多学者教授研求儒学的地方。如此精神不是很值得后人“继承”吗？可惜他的命运还有另外的一面：当时大字不识几个的宦官头子刘瑾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某天身居要职的邵宝与一位同僚觐见刘瑾，那同僚偶然的一句话惹得刘瑾拍桌子，不想仅这一响，就吓得邵宝当场尿了裤子；等到邵宝走后，刘瑾把此事当做笑料告诉了别人，还指着地上的湿迹笑着说：“这就是你们无锡邵宝撒的尿。”再比如1597年，万历皇帝召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吴道南等几个大臣商量事情的时候，因言语不合而怒气冲天，命令将违拗圣意的御史马上逮捕，于是一群小太监当着吴的面对该大臣大打出手，这阵势不仅把吴道南吓得屎尿齐流，而且因惊恐过度而当场昏死过去，被抬回家几天以后才能说话。
像邵宝这样的饱学硕儒和一方要员，像吴道南这样进士出身，坐到首相高位的道德领袖，他们“读经”、“修身”和“继承传统”的功力毫无疑义要远在任何今人之上，但他们就是不能让自己在地痞文盲面前不尿裤子，这真是令人喟叹不已的事情。
甲：“道统”在权力面前越来越卑微，夏商周三代大臣，坐而论道，为先儒津津乐道，那是因为君权尚未到达绝对化的地步，而且当时的大臣也都是等级不同的贵族，地位与周天子差不太多。《诗经》的雅颂中以周天子口吻写的诗篇称大臣诸侯都是“诸伯”“诸舅”（同姓称“伯”，异姓称“舅”），以谦卑的口吻与他们对话。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还强调大臣应该有“大臣体”，不能像宦官、宫女那样谄媚君王行“妾妇之道”。秦代皇权至上，连李斯这样帮助秦始皇打天下的宰相都像小臣一样低三下四，最后还被赵高那样的“宦者”害死。而赵高正是秦代用小臣政策的结果，这样的小臣最终把风雨飘摇的秦朝送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为什么要用“小臣”？他使得君王与掌权臣子之间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怕他威胁到皇帝的权力，而且皇帝使用这样的人更放心、更顺手。汉代虽然在皇权问题上后退了一些，但总的趋向还是强君弱臣的。南北朝以后把相权一分为三，搞三省制度。隋唐宰相还有点个人尊严，朝上有座，唐明皇时，宰相姚崇下朝，皇帝都要起立，目送其下殿。宋初把这个座位也撤了，皇帝坐在宝座上，大臣分立两旁，仿佛像站班的衙役。到了明代干脆废了宰相一职。明清两代内阁学士（清代雍正之后的军机大臣）虽有宰相之名，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而已，遇事无论巨细都没有决定权。特别是到了明代，其廷杖制度、清代的各级官员在朝堂的长跪和时时可能被太监“奉旨申斥”的制度，都极大地摧毁了文人士大夫的自尊。他把皇帝捧到“九天之上”，把各级官吏压到“九地之下”。这种状况固然是皇权所乐见的，但也是历代儒者所设计的啊！
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被吹捧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本人一生极苦，早年跟随永历小朝廷奔波于抗清斗争中，在小朝廷内还受到排挤和打击；后来回衡山老家，深山隐居，衣食不济，而著述不断，一生的所著述之丰，令我们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惭愧。可是这位博学的学者，只要涉及君臣关系必然是尊君抑臣，许多事件不问是非，板子老打在臣子的屁股上。连明代末年，江浙一带文人士大夫权利意识的觉醒，他都要批评，甚至认为明代亡就亡在“处士横议”上。他坚决反对的就是“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