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的确，废除科举这么大的事情在倏乎之间就完成了，这似乎应该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变迁的大势所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选拔制度，真的已经离我们而远去，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博弈过程有许多戏剧性的场面，比如当初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因为科举制影响之大，使得每到了乡试、会试期间，大学堂宿舍中的学生就走空了一半。这种局面现在当然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制度中，科举制度确立的许多基本的原则，比如把知识的本源归附于政治权力，把体察“圣人”的意志和语录作为学习和考试的唯一标准（“代圣立言”），比如对于人类多元文化成果的排斥，比如教育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的高度合一，比如因为教育考试体制与行政体制一体同构而导致的严重腐败等等，就依然一直严重地梗塞在一百年以来的教育发展过程中。
王学泰：高考刚刚结束，各种媒体都把高考放到极重要的位置，几乎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一切都要为高考让路。考完了，媒体又开始议论谁是状元、各地的状元会受到当地政府如何优惠等等。从这些议论中，我们仔细揣摩一下群体的情绪心态以及价值取向，令人恍如在科举时代。
王毅：时过一百年，社会也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人们却很难走出科举制度的余荫呢？这的确是需要认真说明的问题。
科举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功能及其形成的过程
王学泰：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能够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是士以上的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
但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察举”腐败后，曹魏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隋朝诞生了科举，科举前后两阶段：1.唐五代基本上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有点像“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开卷考试，其录取与否与其名望有关，而名望多来自有权有势者的推荐，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确定，一般说来比较重视对策和诗文；2.宋代和宋代以后，采取密封、誊录制度，基本上依照考卷决定去取。考试内容则以经义为主，明代以后“经义”发展为严格的八股文。
其次是科举制度面对的社会面越来越广。它一出现后马上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题目都来自《四书》，学作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因此可以说科举考试不是少数人的事，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它的社会动员面是极其广泛的。
其三，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不激起人们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也是不得了的大事。报禄的一到（送通知单的），全村大喜。当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庭，把门框提高三寸，因为秀才的帽子可以加三寸的顶子了（见齐如山《中国的科名》）。
又如乾隆之前，本来不许旗人参加科举考试（男性旗人在原则上都是战士），怕沾染汉族文人柔弱之习，可是不行，旗人对科举考试获得的荣誉羡慕得要死（旗人不必通过科举道路照样可以做官，而且升迁更快），非要参加不可，乾隆后科举也向旗人开放了，而且条件比汉人优越得多（这令人想起汉人妇女以缠足为美，举世羡慕小脚。旗人本不裹脚，有些男性旗人竟自约束自己的脚，穿袜套，当时称为“刀条脚”）。不仅旗人，有些在中国生活久了的外国人也对科举生艳羡之心。《春冰室野乘》中说，清末在中国作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英国人赫德的儿子赫承先“酷慕中国科第之荣”，也学习写八股，练台阁体的书法，要求参加癸巳（1893年）科的乡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从中可见科举制影响的深远。
王毅：通过科举选士制度的发展成熟，士绅由先秦诸侯国家的小臣和乡曲之士，中古时代许多高门大族的“门荫”、“部曲”等等，逐步变为了日益与统一皇权国家组织方式相互适应的、能够全力在社会结构的两极（皇权与底层社会）之间进行双向调节的关键力量。中国千百年来的选拔制度的发展以此为焦点，也是因为建立和维系这个骨架对于金字塔式社会形态的运行来说，从始至终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交通和信息等社会组织手段非常有限和非常粗陋的农业社会，人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将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和取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庞大社会空间的每个角落？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要历尽跋涉之苦才能到达的那样一些山乡之地，那里却能够产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举人、进士、大学士，留下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叹为观止的“学士第”、“大学士牌坊”、“丞相坟”之类彰显文化身份的长久标志，这里面包含的意义当然远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的改变，更主要的是通过成这千上万跃上“龙门”的人物，将统一政治和文化形态的理念、规则、社会价值向心力等等输送到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层面之中，这种不舍昼夜的“输送工程”对于皇权国家制度运行的意义显而易见。因为这种大一统制度的稳定运行要依靠科举制的成熟，所以唐德刚先生归纳传统中国的特点时，就是把“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中央集权”与“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这几项制度原则看做是相互依存的。可见，当时条件下科举选拔制度的“高度科学化”，是统一庞大皇权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从权力学的角度来看，因科举制度的根本指向只是在于，在庞大宗法国家的“层序”环境中始终维系皇权对金字塔体系的控御，于是聚集了巨大的统治成本才得以建构的科举教育、选士任官、考课监察等政治、文化和行政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官僚系统而运行的。而中国区别于西方中世纪的行政制度特征也就因此形成。
王学泰：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实际上反映了沉沦下僚士人们的期待。他们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的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做好工作。科举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另外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了统治高层确实带来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而是调节它不使之畸形发展的。
从中可见科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可是它在史书中是与教育放在一起的，因为生为士人的人生目的就是给最高统治者当个小臣，如有可能，爬升为大臣。因此科举遴选的标准就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这就决定了士人们的学习和努力的方向。这对统治者说来也是很合算、很省钱的事。他们只管选拔，不管培养。虽然州府县名义上都有学校，在明清中后期这些学校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有培养的责任。人们读书大多是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因此不论是从“用小臣”的角度看，还是从自社会下层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都是起着加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作用的。
王毅：除了农业社会物质和技术条件有很大限制这个原因之外，科举考试内容的日渐狭窄，最后成了八股一统天下，这还由于皇权社会后期的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能动调节作用的允许和需求程度越来越低微。比如我们看唐代的科举取士，除了常规的考试以外，还有皇帝特召的人才考试，称为“制科”，其名目繁多至八十多种，比如贤良方正极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等。但是后来这种考试在宋代以后就越来越萎缩，乃至形同虚设了。
明代初，当时最有学问的大臣在皇帝面前的自称是“虮虱小臣”，一直到明代末的崇祯时代，人们信奉的政治原则还是“皇上神圣，臣子不宜异同”。这种情况下，因为皇帝一个人永远是圣明无限，所以其他一切人就再也没有了“极言极谏”、“才识茂明”的资格。于是科举考试也就成了塑造标准化行政工具的基本方式。陈寅恪先生在1952年赠邓之诚的诗中说：“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据研究家考证，此诗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但是很明显，知识依附于权力早已固化成为了一种“成规”，或者如你刚才所说，知识分子把自己人生终极价值固化为充当匍匐在皇权政体面前的小臣，这的确是科举史遗留下来的一项最主要的制度结果。
但是这样一个今天看来悖逆于现代社会方向的结果，它在历史上非但是一种人们的“主观恶意”安排，相反它在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在中古时期世界领先的地位曾经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国科举的这种情况与欧洲中世纪时的教育情况有一个比较，则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罗马帝国没落以后中世纪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往作为社会结构、官僚政治和罗马法律体系者支撑的知识是阶层不复存在了，于是知识和教育成为教会的特权，知识的研究和传承只能龟缩在阴暗的修道院里；即使是贵族子弟，也只能接受简单的“骑士教育”，只能掌握简单的读写算等知识以及与等级制度相匹配的社交礼仪。至于农民和农奴的子弟，则根本与教育无缘，他们所能学习的知识是从父母那里传袭下来的、标志他们卑贱身份和义务的一些劳作技能，以及宗教信仰。相比较之下，中国科举时代在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内容的丰富深入、社会底层成员通过教育而改变自己地位相对较大的可能性等等方面，就都比欧洲中世纪教育有着很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