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邦的“流氓”路线
历史没有创造博弈，但是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应用博弈，在历史潮流中善于进退的人，往往谙熟此道。
汉王朝是一个传奇的、让人向往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刘邦，也有着传奇一般的人生，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里，刘邦之所以能够扫清六合、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他靠的不是显赫的出身，不是过人的才华，也不是出众的武力。他靠的，恰恰是隐藏在冰山下面的那些知道何时进退的博弈之道，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他的“流氓”路线。他的成功，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他的成功曾经让许多人跌破眼镜，他登上九五之尊之意义，也令后人讨论不已。这位地方小混混，竟然在秦末大乱的天下中，与诸英雄豪杰争强斗胜。他打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悍勇猛的对手项羽，逼得项羽因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一个每战必败、攻无有克的软脚虾，凭什么打败蛟龙称王？处于弱势的可怜虫又是如何抬头挺胸变成大丈夫？这些问题实在引起我们的好奇：他是怎么变成“弱势大赢家”的？
纵观历代开国之君，有两位出生卑贱者，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另一位便是汉高祖刘邦了。俗话说的好“治世书生，乱世英雄。”这两人都是由于时代的风云际会，才显露帅才，平步青云，“朝为天差郎，暮登天子堂”。而刘邦在起义的力量中是最弱的一支，他凭什么？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知进退，懂伸缩，能屈能伸。在与项羽的角逐中，一步步脱颖而出，从而也留下了很多弱中求生的智慧。“如还军霸上”——礼仪为先；“鸿门谢罪”——稳其军心；“亥下之围”——暂草除根；“火烧栈道”——迷惑对手等等，无不体现着刘邦一帮人的智慧。下面这首诗就体现出刘邦的霸气：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刘邦
刘邦的老爸刘耑，通常称刘太公；由于中国历来的重男轻女，人们搞不太清楚他老妈的姓氏，于是就称刘邦老妈为刘媪（“媪”是对年长女子的尊称）。刘邦小时候不学好，等到长大了没有工作，最后没有办法就托关系去当了个亭长。好不容易当了个公务员，也该收敛些吧？结果刘邦依旧我行我素，还是经常性的出去吃喝玩乐，而且还赊账不给钱。刘邦在酒店里吃白食睡着之后，酒店老板发现他的身体上腾起神龙，于是就免除了刘邦积欠的酒钱——这必定是在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原酒店老板的拍马之词！当时肯定是害怕刘邦耍流氓非但不付帐而且影响自己做生意，酒店老板才会出此下策。
刘邦在咸阳服过几年徭役，见到过秦始皇。有感于嬴政同学的威仪，刘邦赞叹道：啊，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我们可以把项羽见到秦始皇时的感慨拿过来比较一下。如果两个人的话都被秦始皇听到，那项羽一定会死翘翘，而刘邦就会没事，甚至还有可能得到嬴政同学的赏识。在这个事件上，刘邦项羽两个人的个性昭然若揭。
陈胜吴广开始造反，秦王朝的地方统治机构乱得一塌糊涂。沛县的县令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最后决定响应陈胜，两个得力助手萧何、曹参建议他不要自己出头而让刘邦去召集造反人员。原因是刘邦很有人望，而自己这伙人本来就是秦朝的官吏，贸然行动恐怕大家都不会听话。于是县令就派人去找刘邦，结果刘邦也找来了，县令自己也后悔了。双方火拼，刘邦很容易的就占领了沛县。
推举老大，萧何和曹参两个人都是文吏出身，在众父老面前也没有多少威望，最后大家一致推选刘邦为老大，因为是“赤帝之子”，所以刘邦部下都用红旗。刘邦聚集了两三千乌合之众开始了自己的造反生涯。
刘邦和秦朝部队交手多次有胜有负，最后他加入项梁领导的反秦主力军，成为项梁的得力部下。项梁帮助刘邦整编了部队，并交给刘邦五千人，经过项梁调教的部队果然不同凡响，和刘邦原来的乌合之众不可同日而语。在被项梁整编之后，刘邦才真正有实力成为一方诸侯。一方面军事实力上升了，另一方面刘邦也获得了一个正统的“名分”。刘邦在沛县赚得自己的“第一桶金”，而在项梁处则是获得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项梁本人没有多少私心，他放手让刘邦去和秦军作战，而自己却率领楚军牵制着秦军的主力。有项梁和秦军主力死抗，刘邦的压力就小很多，他攻城略地，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再加上刘邦特有的人格魅力，许多人才都纷纷投向他。这样，刘邦的实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项梁战死后，项羽秉承他的遗志，继续和秦军主力死抗，最后在巨鹿彻底击败秦军。在这个背景下，刘邦才有机会攻破武关，并在霸上迫降秦王子婴。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从一个造反者然后成为西楚霸王最后又自刎在乌江边上，项羽历经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而且，项羽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千秋霸气，垓下和虞姬凄婉缠绵的生离死别，乌江边上英雄末路的悲壮情怀，无一不为项羽的英雄形象加了分。相比较而言，刘邦待人傲慢，心肠毒辣，不择手段，罔顾信义，怎么最后还是刘邦成为了中国大地的主人呢？
项羽的确是英雄，但是他有很大的缺陷和弱点，刘邦自身的流氓特点，正好反衬项羽所缺乏的王者气质。
刘邦比秦始皇嬴政小三岁，而比项羽大二十四岁。事实上，项羽在乌江自刎的时候年仅三十一岁，领导巨鹿之战的时候项羽只有二十六岁。所以，项羽可以说是少年得志——试问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一个人能够在三十岁之前达到西楚霸王这样的成就？但是，年轻人毕竟也有年轻人的弱点：项羽很有冲劲，缺乏全盘战略的考虑；项羽虽然很聪明，但是缺乏纳谏的睿智和勇气。最致命的，就是项羽的进退之道远远不如刘邦。
想当年，项羽和刘邦一北一南进攻咸阳。项羽打到哪屠城屠到哪，甚至降兵也全都坑杀。一路生灵涂炭，惨不忍睹。沿途各城军民皆是全力死守，因为一旦城破，整座城便是鸡犬不留。显然，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项羽很失败，没有弄清楚与他博弈的对象是谁。
而刘邦却是以怀柔之法，一路收降抚恤，所以虽然项羽军的人数是刘邦军的四倍，但先入关中者是刘邦。最后搞的项羽像强盗一样的进入关中掠夺刘邦的胜利果实。刘邦的军队在人数上没有优势，那么怎么才能在这场博弈战中生存呢？自此，刘邦开始了为自己为后来的进退进行谋算。
刘邦进入咸阳后屯兵霸上，对先秦府库分毫不取，对百姓约法三章，施以宽政。像这种对百姓好的人，才称得上是真英雄。那么，项羽为什么会那么的残暴不仁，刘邦为什么能对百姓这么好呢？问题也许就在于他们的出身。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是贵族出身，不知百姓为何物。刘邦，小沛富农出身，从小出入市井，甚至被称作是市井无赖，所以，刘邦从小就能接触到百姓的疾苦，懂得百姓的需要。
再从两个人的眼界来说。刘邦自不必言，懂取舍，知进退。虽然之前有约定，先入关者为王，但刘邦审时度势，知道项羽的力量比自己强的多，自己硬要做关中王肯定要被强大的项羽击败，所以就对项羽俯首称臣，听从项羽的分派去了巴蜀汉中当汉王。
相较于刘邦，项羽当时的选择却差强人意。封地的不公成了后来各地势力内讧的由头，而对都城的选择更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他的目光短浅。当时，能做天下之都的所在，不外乎洛阳和咸阳。洛阳，地处当时天下的地理中心，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定都于此方便各地朝贡。其实，定都于此，真正的目的是容易向各地番王诸侯施加中央的影响力。当然，那得在中央集权足够强大的前提下，不然，中央也可能被门阀诸侯所操控。
那么，照上面的说法，项羽应该在以上两地选一个来作国都了，但事实上项羽是如何选择的呢？彭城？哪？听说离海比较近。哦，那时候海上贸易很发达，需要找个离海港近的地方作国都以利国家经济发展？可那时候中国是大陆型经济啊，海上贸易几乎为零，那项羽为什么找那么个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都那么远的地方作国都呢？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彭城是他自己的地方，长安和洛阳则是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宁愿在老老东面的地方做他的“西”楚霸王。
如果项羽选择定都关中，或者洛阳也好，刘邦只怕就只能困在群山环抱之中永无出头之日了。而他却把国都放在东边，对西边毫无震慑可言，刘邦利用韩信的暗度陈仓之策，很容易的就在关中出了头，而且一出头就钻进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为今后的楚汉五年战争提供了丰足的后勤保障，令刘邦的军队能承受得住“百败”的损耗，最后在垓下一战定乾坤。
项羽的眼界实在是不高，把那么好的地方留给了对手，自己却偏执的呆在“自己的地方”。所谓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其实，过了江东又能如何？当时的江南远没现在那么发达，虽然连年战乱未曾波及江东，但江东的实力仍远不足以与统一中原的刘邦相抗衡。
项羽注定要失败的。只是司马迁的史记借项羽讽刺刘邦，寄托他个人的一些理想主义及发点牢骚等等。其实项羽不过就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匹夫！他的所谓的英雄色彩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
乱世就是比谁会用人，光有勇猛是不成的。不过项羽有的并非是单纯的匹夫之勇，项羽小时候，季父项梁让他学书学剑，他都没学好，最后学的是万人敌兵法。所以项羽说道用兵还是可以的，关键是大的决策方面，实在是个特等的匹夫，范增的话都不听，刚愎自用，所以能成就萧何韩信功业的，也只能是刘邦，项羽没这肚量。
刘邦历经千灾百难，死里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终于赢来了他人生的春天，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了，然而史学家司马迁却以“不以成败论英雄”，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并煞费苦心将其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流氓形象。而将刘邦的对手项羽描绘成一个失败的英雄。英雄与流氓的衡量标准实在这里实在难以说清楚，如果说以地位和文化水平来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似乎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何况事实也在后来证明刘邦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的施行，使汉初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已经是“衣食滋殖”。到文帝、景帝时，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国土在这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展和强化。刘邦开创了中国的一代新历史，他打破了封建地位决定命运的愚昧理论。无论出身贵贱，王侯将相之位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利。
一代政治霸主刘邦布衣出身，地位低下，居然能在群雄逐鹿中独占鳌头，使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自刎江边，开创了西汉王朝两百年基业。一个精明的政治领袖，一个富有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帝王，在他的背后隐藏的却是非常之多的政治与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