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称唐人和汉人，皆因中国的唐朝和汉朝经历百世安稳，唐朝和汉朝都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朝代。西汉的“文景之治”把汉朝推至高峰，唐朝的“开元之治”亦把唐朝推至高峰。尽管李世民所建立的“贞观之治”不及唐玄宗建立的“开元之治”，但没有“贞观之治”的话，我想也没有“开元之治”。要是没有玄武门之变，让建成当了皇帝的话，他能建立出“贞观之治”的大功吗？贞观之治期间，中国罕有地出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粮食连年丰收，而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不少西方其它国家亦十分景仰中国，总盼望来“留唐”。
到了645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革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可见中国当时的唐朝是何等令人引以为傲的，这不是靠李世民所建立的“贞观之治”的吗？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便不可能做到皇帝，甚至会丧命，中国亦不会有如此骄傲的唐朝，让建成这样的人做皇帝，只会使中国成为西方其它国家耻笑的对象，而不是成为他们羡慕，模仿的对象。在中华民族长远的历史而言，有一个盛世的唐朝是令中国子民值得自豪的。“贞观之治”为中华民族长远的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但想一想，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的话，会有这样令人自豪的“贞观之治”吗？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主要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于注重他的个人品质或私生活。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成为唐太宗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立在严格的秩序原则上的，凡事都用他们既定的秩序作为衡量标准，遵循了这个秩序原则，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各方共同建立一种相互之间的平衡。如果有人贸然打破了这个平衡，势必要受到其他各方的围攻。所以说遵循秩序，即是防御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只有彻底推翻原有的秩序，建立新秩序才能够摆脱困境。此时，这种共同建立秩序的合作性博弈也就要被非合作性博弈而取代。
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坛，都需要一个秩序，但是秩序是怎么来的？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好恶制定出秩序，并且统治者随时根据自己的好恶对秩序做出修改。这就体现出秩序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秩序本身所倚仗的基础非常脆弱，秩序能否维持下去以及秩序能维持下去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在秩序张力中，能等待并抓住机会的人，最终成为秩序的裁决者。
在一场秩序与裁决者、裁决者与竞争者之间的博弈中，在这场多人多环境的博弈中，在表面上看，裁决者是最关键的一个，竞争者处于秩序的张力之中，此时的秩序作为消极力量存在，如何改变秩序以及如何让裁决者主动改变秩序，就成为竞争者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不能操之过急，决策者思维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等待中，蓄势待发，最终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裁决者。
三、“靖难之役”——决策者的博弈战
“靖难之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和皇孙朱允炆之间，为争夺皇位而酝成的一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战争虽结束，与此相关的历史却在发展。燕王进京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建文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确考，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齐泰、黄子澄、景清等被整族整族地杀掉：“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有“读书种子”之谓的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九族全诛，这还没完，又将其朋友门生作为一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这次清洗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朱棣的屠刀之下。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为严重，史书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
朱棣其实并不像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利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利，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
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据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估计还不用脚趾。
明成祖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明史》说他“貌奇伟，美髯髯，智勇有大略。”又说他“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似非溢美之词，他确有过人之处。明成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正史中都称其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是正统“龙脉”，然而，一些杂史中却记载朱棣本为元顺帝没来得及带走，而被朱元璋后收为妃子的弘吉剌氏所生，更甚至有人认为是这个早孕妃子的“元顺帝遗种”！
是不是庶出不是最重要的事儿。只是，皇位轮不到他做那是一定的事儿了。如果说成吉思汉“勇武”的话，史书中对朱棣“勇武”的描写是多呈不让。朱棣，起兵反其外甥建文帝朱允炆，经真定、北平、白河沟、乐昌、夹河、滹沱河、南京七次大战。一举消灭南明，自立为帝。特别是，最后一战朱棣置后方北平老家不顾，长途远征从1402年初至七月，经半年时间出击北上，一举攻破南京！请看远征前的形势描述：“燕王起兵三年，虽多次大胜明军，但所得土地仅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众。”可见，当时，形势并不明朗，而且，朱棣所得极为有限。远征南京，前有敌军大兵后无粮草接应，其凶险可想而知。而这也反衬了朱棣的魄力和胆识！
说起朱棣，还有一段传说：朱元璋称为吴王后，王府窄小，房屋简陋，于是请刘伯温商量兴建新王府。朱叫刘全权负责。刘伯温精通地理，历史，天文天象。设计，选地，建成，刘伯温全是刘伯温操办完成当晚深夜《刘有这个习惯》，刘伯温夜观乾象，突见空中吴王新修官殿一柱移动，又见一只燕子从高墙飞过。刘伯温百思而悟，连称：天命不可违啊。清晨，朱元璋叫人把刘伯温叫去指着新官殿一柱子说：这柱有些偏不顺眼移一下。刘伯温说：使不得移柱有迂都之变。朱元璋大笑：既是天数，何惧迁都。朱元璋很满意新宫殿，他说：如此高墙刺客难飞。刘伯温说：燕子能轻松飞过。
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这时形势已经粗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燕王朱棣身材魁梧，天资聪颖，武艺高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在镇守边关、打击残元势力方面立了大功。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1390年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
不过，朱棣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人。朱元璋曾和众多王公大臣一起登上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俯瞰皇宫，在一片赞誉声中，朱元璋龙颜大悦。这时年少的朱棣却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紫金山上架个大炮，就能炮轰紫禁城！”朱元璋大惊，心里顿时后悔不已，以至后来他又命令修建更为广大的外城，把包括紫金山在内的一些重要地方围起来以加强防御。从这件事上，朱元璋看出朱棣将来很有可能是皇太子的最大威胁。
朱棣的主要谋士之一僧人道衍，给朱棣打气：“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所以，朱棣利益集团一直在悄悄网罗各种人材，操练兵马，以备不时之需。而朱允炆利益集团的人为了拔掉燕王朱棣这个最大威胁，一直在网罗武林高手，希望能一击成功，除掉这个最大的政治对手。
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逝世时很是安心，因为他认为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的发现，他仍然看不到太阳，因为有九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到了他的头上。这九个人就是朱元璋的九个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皇帝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九个人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为王，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三个护卫，但请注意，这三个护卫不是指三个人。所谓护卫是一个总称，护卫的人数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不等，这样算一下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
上面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按照这个规定，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九千人到伍万七千人，而在实践中，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枪杆子里出政权，就算不要政权，多养点打手保镖看家护院也是好的。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于建文元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不久，即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平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
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之后，朝廷也无将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幸存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13万伐燕。建文元年八月，师至河北滹沱河地区。燕王在中秋夜乘南军不备，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继而又于滹沱河北岸大败南军的主力部队。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