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水客一群一群背着包在上水和罗湖站里集结，借着人流，一下子拥过深圳的关口。虽然其中有一两个人被叫停，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趁乱冲过了海关。
为此，罗湖海关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对策，自主设计研发出了一套旅检分检通关系统。这项技术可以自行分检大件行李旅客、小件和无行李旅客。水客就被分流到大件行李通道查验区，集中处理。
但是，针对这项技术，水客们迅速找到了应对策略。他们不带大件行李，却在过关水客宽大的外衣里，用精巧的手段绑藏上要带过关的商品。比如，一个人身上可以绑藏65部手机。水客们大多选择利润大、体积小、容易带过关的电子产品，同时，还对身份和外貌进行巧妙的伪装。
12月2日，罗湖海关查获的案件中，14名香港女子就身穿宽松的师奶服，打扮时髦，手提挎包，结伴向海关而来。但是，其中一名女子还是引起了正在监控的海关关员的怀疑。经过电子仪器扫描和其他取证，这个14人的团伙身藏三百多台iPad电脑和手机，案值90多万元。
走私iPhone流入内地市场的速度也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快。一位知情人士曾经透露过国内的手机走私链条：香港走私渠道——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区域经销商（零售商）。其中的一、二级批发商均在深圳市，只做批发业务，大多都有稳定的下家。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和规避产品降价风险，这两级批发商大多是“当天拿货、当天处理”，每天将大量水货手机通过各种物流途径快速发给其他区域的经销商。
通常是让美国手机倒卖商将整盒的iPhone分解成手机、充电器、数据线、底座、说明书、外包装盒等多个部分，并夹杂在其他货物中，通过集装箱货运到深圳，“这样做虽然慢一些，但是成本低、风险小”。而深圳的渠道在收齐各个部件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组装密封，并发给国内的下一级经销商。
反思：是什么促成了iPhone疯狂的走私？
华人怪异的iPhone走私行为让发明了iPhone的美国人困惑不已。
哥伦比亚商学院“Jerome A. Chazen国际商业研究所”的主任魏尚晋（音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苹果的产品和LV的手袋一样，是富有的象征。
魏教授说，苹果专卖店的正品货会削薄走私商的利润，但无法将他们赶出市场。他说，iPhone在中国的定价、库存等因素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以确保它保持一货难求的状态。
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按照苹果公司内部对区域市场重要程度的划分，美国、日本属于一级市场，澳大利亚、香港是二级市场，中国内地则划分为三级市场。
但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当iPhone、iPad这样的新潮电子产品上市时，苹果总是优先投放美国、日本市场，中国市场往往受到忽视，会在该产品上市很久后才在中国市场销售。
iPhone首次在中国正规市场发售是在2009年10月30日，这时距离iPhone在美国市场发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此时iPhone已经在全球售出了3400万部。
“苹果公司知道这些产品在中国黑市上的价钱，他们在确定公司的售价时会参考这些价位。”魏教授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限制iPhone的销售量似乎是苹果公司的一大策略，这样人们才会把它当成奢侈品，并愿意为它支付大价钱。”
在市场营销学中，所谓“饥饿营销”，是指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目的。饥饿营销就是通过调节供求两端的量来影响终端的售价，达到加价的目的。表面上，饥饿营销的操作很简单，定个叫好叫座的惊喜价，把潜在消费者吸引过来，然后限制供货量，造成供不应求的热销假象，从而提高售价，赚取更高的利润。
虽然苹果公司在中国实行饥饿营销的策略难以获得证实，但在事实上，苹果公司推迟新产品在中国发售的做法，的确造成了iPhone在中国是奢侈品的形象，并受到中国富裕阶层的热烈追捧，这最终造成了疯狂的走私。
在iPhone 4水货在中国上市初期，水货商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一些“富二代”拿着厚厚一叠人民币（无锁版iPhone 4在中国最高售价一度超过1.4万元人民币）往桌上一扔，招摇而去。这些“富二代”开着保时捷的跑车，背着LV的背包，出手阔绰。
更多的中国iPhone拥有者甚至根本不知道这部手机如何使用，一些人甚至不知道iPhone还可以通过App Store下载软件，他们的iPhone上常年只有一页软件界面，但昂贵的iPhone让他们在别人眼里成了富有和时尚的代名词。
在中国富裕的浙江省，iPhone成了开学季节最畅销的手机。杭州解百商场的营业员形容道，学生们冲进商场，一上来就指着昂贵的iPhone要购买，而在往年，学生们仅能够买得起2000元以内的“学生机”。这些中国富裕阶层的后代被称作“富二代”，他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需要艰苦打拼，而是一出生就过着优裕的生活，iPhone正成为他们新的玩具。
不过，iPhone的热销很难掩饰住中国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在深圳龙华的iPhone制造工厂富士康，年轻的90后工人们加班加点每月也仅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这些出身农村的“农民工”几乎不可能用自己微薄的薪水用得起iPhone。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地工作，保证了中国的富裕阶层能够及时地拿到这款高科技“新玩具”。
此外，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点出过一个尴尬的现象。该报在一篇名为《中国制造产品在中国往往比西方贵》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国的消费者往往享受不到廉价的商品这真可谓一桩怪事。
通过比较，这家美国媒体发现，在北京苹果旗舰店里销售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比美国市场贵460美元，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的售价是165美元，在中国的耐克店里卖多少钱呢？190美元。由中国工人组装的索尼平板电视在美国的百思买门店大约卖800美元，但在中国的知名电器连锁店，你得加上30%的价钱才能买到。
有着“世界工厂”的中国一直忽视本国市场，以制造iPhone的富士康为例，90%以上的产品用来出口，很少销往中国国内。
生产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厂家只要把产品出口销往国外，就能获得17%的增值税退税。而中国的消费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相同机型在内地上市之前往往先被销往香港，然后加上20%的进口关税返销内地。
电子产品在中国国内外巨大的价差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走私的重要诱因。中国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加工贸易政策。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多属于阶段性产物，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外交因素。
长期以来出口导向政策的推手作用，即生产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消费服务。如中国推行出口退税政策，本意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地做强做大，提高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些年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外贸出口企业的利润一再被挤压，甚至不少制造企业都是不赚钱甚至贴钱在接订单，而出口退税部分就成了他们赚取微薄利润甚至补回亏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造iPhone的富士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假如没有中国可观的出口退税，很难想象会诞生富士康这样巨型的企业。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呼吁，中国正处于体制改革的调整时期，中国必须重新修订外贸出口政策，全面审视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否则中国政府刺激国内市场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