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起，联发科推出了著名的“Turnkey”一揽子手机解决方案，即将手机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低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山寨机公司只需加上外壳和电池，就能在联发科提供的芯片上生产出一部手机，此举大大降低了手机行业的进入门槛。
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圳涌现出了数百家新的手机制造商，它们采用联发科的方案，制造出大量外观新奇、功能实用，但价格却极度低廉的手机。这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大军，它们把一度辉煌的中国本土手机品牌厂商几乎推上绝路，也造就了山寨产业的崛起。在鼎盛时期，中国每月有6000万部山寨手机销往全球各地。
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国际市场，山寨机都拥有着惊人的市场占有率。据咨询公司Gartner的报告统计，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G-Five手机，2010年的销量一度跻身全球手机销量前10名，超越了众多国产知名品牌。在印度市场，G-Five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仅次于诺基亚。
“从全球各个产业宏观地看，市场的领先者常常因为要维持自己的资源和运转速度而忽视了后来的竞争者，手机行业也不例外。”联发科的CEO蔡明介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山寨机或者说白牌手机可能没有品牌手机那么高端，但可以给用户提供各种基本的功能，同时价格比品牌手机更低廉。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市场后来者的破坏性创新。”
“破坏性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生在著作《创新者的两难》（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提出的。克里斯汀生认为，市场赢家最常掉入的陷阱是当他们站稳脚步后，把资源放在维持现有的事业和顾客，而忽略从边缘冒出来的破坏性竞争者。破坏者以打开低阶或新顾客群的策略，慢慢掠夺市场，最后并吞市场在位者的顾客与事业版图。
但蔡明介一向反对将山寨手机认为是低劣的代名词。
由于有部分山寨机厂商在运营中存在诸多问题，“山寨”一词也往往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蔡明介说：“白牌手机厂商中有合法经营的，也有一些的确有问题，不能一味否定。很多白牌手机的质量不比品牌手机差，我很不同意有些媒体常把山寨机与质量低劣画上等号。”
蔡明介还说：“他们自称山寨并不明智，本来应该坚持使用‘白牌’这个词。因为别人可能会用这个名号攻击他们。”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其实，廉价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以及联发科，象征着将技术从富有的发达市场带进收入和生活水准较低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
“技术刚研发出来时，只能为买得起的人服务，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尖端技术所服务的人群可能要有5000至1万美元的年消费力。”蔡明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而坚持不懈地改进现有技术，降低成本，它就能服务于世界上更大部分的人口。”
但在2010年前后，联发科和它赖以成长的深圳山寨手机集群，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初步估计，华强北在2010年年底约有2000家山寨机厂商，仅为最高峰时期的1／5。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部，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放缓趋势很明显。
从全球来看，iSuppli预计2011年山寨机全球出货量将达历史峰值2.55亿部，但对比2010年2 420万台的销量，增长仅为11.8％，远低于前一年的43.6％。更让山寨机生产厂商担心的是，2012年山寨机的全球出货量可能首次出现下降。
iPhone和Android掀起的智能手机热潮，正在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业务，产生严重的威胁。
消费者们很快发现，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制造商们提供的只是一个拥有了iPhone一样外壳的传统功能手机，其内涵和iPhone所代表的智能手机有着天壤之别。
当用户只需要一部手机硬件本身的时候，山寨机要么用漂亮的外壳，要么用品牌手机不具备的某些功能，再加上低廉的价格就能赢得市场。但是当智能手机通过一整套生态系统来吸引顾客的时候，山寨手机似乎还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进入3G时代后，3G芯片费用居高不下，这和2G时代GSM芯片授权费几乎为零的状况大相径庭。这使得山寨手机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在智能手机市场开始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联发科都迟迟无法推出一款有竞争力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让深圳的山寨手机厂商显得颇为尴尬。
联发科的智能手机芯片推广相当困难，其性能远不能和主流的智能手机CPU相比。多媒体性能，3D图形生成，浮点运算能力，这些都不是联发科擅长的，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及早布局。
在2010年中，联发科终于推出了基于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但是已经略显迟缓。
能否在智能手机时代，复制传统功能手机市场的辉煌，是联发科和深圳的山寨手机业者正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此外，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深圳的假冒山寨手机产业正让深圳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2011年3月23日，深圳警方在华强北一次查获了6000部假冒iPhone 4手机，假冒iPhone的泛滥程度让警方触目惊心。这些iPhone从外观上看几乎和真的iPhone 4一模一样，还贴着醒目的苹果商标，假冒苹果外包装盒。
深圳警方在华强北明通数码城查获一个销售假冒iPhone 4的商铺，并在后面一个约三四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查获了堆积如山的假冒苹果iPhone手机配件。与原装苹果一体机不同，这些假冒品除了有手机主机外，还分电池、后盖等。据了解，这批假冒苹果手机以大小不同，售价分为1000元和500元。
警方还在附近一居民楼内发现假冒苹果手机批发窝点。在这套两室两厅的房屋中摆满了箱子，里面装有假冒iPhone 4代手机整机、零件等。在一份“订货单”上有近百页快递发货记录，仅当天上午，就记录有淄博、大连、北京、宁波等15个买家，订单都以“箱”计，每箱50部，总共出货34箱17000部，其销售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想象。
如何引导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向正规化、合法化发展，一直是深圳政府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事实上，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规模已经庞大到当地政府不敢轻易对其痛下狠手的地步。
华强北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其地理空间日趋狭隘，交通物流配送成为发展的另一个掣肘。一个可见的现实是，稍微大一点儿的货车，在华强北掉个头都比较难。
深圳市还在酝酿另一种想法，即弃华强北再建一手机交易市场，以树品牌为主，避免山寨。同时还会在龙岗建一个手机产业园，将上下游聚集，以保深圳全球手机重镇地位。
当然，中国靠山寨起家的企业当中也有少数成功者。因为模仿iPhone而获得成功的山寨手机厂商中，最经典的一个当属位于珠海的魅族。
这家成立于2003年的企业处处显示出模仿苹果的痕迹，并借此获得一定成功。魅族最初随着iPod热潮主营MP3多媒体播放器，2008年进入手机市场。
其首款手机M8在推出之初就被称作“山寨iPhone”，因外形和许多配置都和iPhone极为相似而备受争议。成为国内“山寨手机”的一大标志性产品。但这款售价2000多元人民币的手机却比其他山寨手机高出一截，而“魅族”的品牌也已经打响，使得这款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摆脱“山寨”的影子。
即使在营销手段上，魅族看上去也处处在学习苹果。
2011年1月1日早上8点，北京，零下11摄氏度，但在三里屯魅族专卖店前已聚集几百人，这个接近300米长的队伍在等待着魅族M9手机的发布。上海、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的魅族销售点门口，也出现了长长的队伍。
不过，却有业内人士爆料称魅族此举是故意花钱雇人前来排队，故意营造出和苹果iPhone上市一样的火爆场景，以引起市场的关注，并造成市场缺货的假象，从而实施“饥饿式营销”。
这款搭载了Android2.2的手机在面世前不断在网络上传出相关消息，并时不时“透露”出几张内部研发谍照，以吊起市场的胃口。
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在自己的微博中爆料称，“各大城市所现排队长龙纯系水军引发”，“毕竟整体花费不到30万元”。他表示，水军是魅族CEO黄章的一贯作风，“只不过以前大家更多领教到的是在线上，这一次转到线下而已”。但这种说法遭到魅族公司的坚决否认。
虽然被质疑可能采用非常规的营销方式，但是魅族的确在中国拥有为数不少的忠实拥趸。
这家企业的官方论坛据称已有100多万注册用户。这些魅族粉丝用户大都是20—35岁的数码发烧友，包括不少在校大学生，这也正是魅族定位的主要消费群体。
魅族创始人黄章颇显神秘，这位不到40岁的广东商人，高中肄业之后曾有过短暂的厨师生涯。在进入电子行业后，其早期主要曾经为昂达代工，后来黄章决定做自有品牌，逐步以魅族的灵魂人物、“偏执”的技术狂人等形象在网络上出现。
黄章本人热衷于以J.Wong的网名在魅族论坛上出现，不断发帖公布产品研发的进度，并与用户进行辩论。这家公司同样是网络营销的高手，善于通过多样的网络营销手段塑造出与众不同的品牌形象。
中国的山寨手机一直纠缠于没有技术含量的低价厮杀，这些手机厂商缺乏苹果那样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及营销能力。
魅族这样的厂商的出现，开始让人们看到中国山寨手机发展的另一条道路，部分厂商试图像苹果一样向产业链的高端进发，它们会取得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