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笔之分——六朝散文的重要——抒情小品的流行——刘琨、郭璞等——王羲之、献之父子的杂帖——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与《自祭文》等——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王融与孔稚珪——梁代诸帝与萧统——沈约、任昉、江淹等——何逊、吴均等——刘峻的《广绝交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徐陵、沈炯、陈叔宝、江总等——六朝宗教家的活跃——本土思想对于佛家思想的反攻——慧琳的《白黑论》——顾欢的《夷夏论》——范缜的《神灭论》——《抱朴子》与《金楼子》——六朝的史书作者
六朝文章有“文”、“笔”之分。文即“美文”，笔则所谓应用文者是。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亦谓：“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谓：“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是则，所谓“文”者并不是以有韵者为限，只要是以“绮縠纷披”之文，来抒写个人情思者皆是。当然“文”是包括了诗赋在内的。但如制诰章奏之流，便是所谓“笔”了。故除了“应用文”之外，凡“文章”皆可谓之文。《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梁书·刘赞传》：“幼孤，兄弟相励勤学。
并工属文。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这里所谓“诗”，便是延之之所谓“文”。直到中唐，还有此别。赵璘《因话录》云：“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文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实则，六朝之“文笔”，相差也至微。即所谓朝廷大制作，也往往是“绮縠纷披，宫徵靡曼”的。我们可以说，除了诗赋不论外，其他六朝散文，不论是美文或是应用文，差不多，莫不是如隋初李谔所攻击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的云云。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散文，便是“古文家”所集矢的。后人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便是断定了六朝文是要归在“衰”之列的。但六朝的散文果是在所谓“衰”的一行列中么？其文坛的情况果是如后人之所轻蔑的吗？这倒该为她一雪不平。
把什么公牍、记载之类的应用文，都骈四俪六地做起来，故意使得大众看不懂，这当然是一个魔道。但如个人的抒情的散文，写得“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难道便也是一个罪状吗？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六朝却是最富于此类抒情小品的时代。这，我们可以说，是六朝的最特异的最光荣的一点，足以和她的翻译文学、新乐府辞，并称为鼎立的三大奇迹。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抒情小品文之发达，除了明、清之交的一个时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发展期了。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过如“昙花一现”而已。六朝散文则维持至于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应为我们所认识。其他论难的文字，描状的史传，也尽有许多高明的述作，不单是所谓“月露之形”，“风云之状”而已。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已见萌芽。子桓兄弟的书札，往往忆宴游的愉乐，悼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若不胜情，已开了六朝文的先路。正始之际，崇尚清谈，士大夫以寥廓之言，坦荡之行相高，更增进了文辞的隽永。五胡之乱，士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这样山川秀丽的新环境里，又浚启了他们不少的诗意文情。于是便在应用、酬答的散文之间，也往往“流连哀思”，充满了微茫的情绪。
东晋之初，刘琨、郭璞并为重要之政治家。琨勇于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所作章奏，词意慷慨，风格遒上，像《上愍帝请北伐表》、《劝进元帝表》等，痛陈世势，指数方略。“厄运之极，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茹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当此之时，唯有“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劝进元帝表》）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热情的。然时势已不可为，军士乏食，一筹莫展。“衣服褴褛，木弓一张，荆矢十发；编草盛粮，不盈二日；夏则桑葚，冬则豆。视此哀叹，使人气索！”（《与丞相笺》）终于在这种情形之下为悍将段匹所杀！
同时有卢谌的，字子谅，范阳涿人，尚武帝女荥阳公主。刘琨以为司空主簿。其与琨赠答的简牍，颇为世人所称。又琨被杀后，谌上《理刘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颇能揭发当时姑息之政的内幕。
郭璞著书极多，大都为注释古书者。如《尔雅注》、《方言注》、《三苍注》、《穆天子传注》、《水经注》、《楚辞注》等。璞以阻王敦谋乱被杀。看他的许多表奏，对于天天在崩坏的时局，他是很能应注意到，而要加以匡扶的。
为中兴重臣的王导（王导见《晋书》卷六十五），字茂弘，琅琊临沂人，成帝时，进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所作书札，类皆指挥、计划当时的政治与时事的。而措辞冲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语，其抒写也颇有情趣。
同时又有殷仲堪（殷仲堪见《晋书》卷八十四）、陶侃（陶侃见《晋书》卷六十六）、温峤（温峤见《晋书》卷六十七）、庾亮（庚亮见《晋书》卷七十三）诸人，皆为主持朝政，或独当一面者。其互相赠答的文札，或指陈政局，或相与激励，在疏理陈词之间，亦复楚楚有情致。仲堪，陈郡长平人，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安帝时为桓玄所败，自杀。侃字大行，鄱阳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又加都督江州，领刺史。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峤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亮则为晋国戚，久居政府。他字元规，颍川鄢陵人。尝镇武昌，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当时文士的东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321—379）（王羲之见《晋书》卷八十），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以善书得盛名。所作简牍杂帖，随意挥写，而自然有致。所论皆家人细故，戚友交往，乃至赠赉杂物，慰劳答问。虽往往寥寥不数行，而澹远摇荡，其情意若干幅纸所不能尽，这是六朝简牍的最高成就。一半也为了他的字为后人所慕，故此种杂帖，遂保留于今独多。姑举二三例：
甲夜，羲之顿首：向遂大醉，乃不忆与足下别时。至家乃解。寻忆乖离，其为叹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复何云。惟愿足下保爱为上，以俟后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过江问。临纸情塞。王羲之顿首。
期小女四岁，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惟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缠心，不能已已，可复如何？临纸情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雨寒，卿各佳不？诸患无赖，力书。不一一。羲之问。
他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为古今宴游诗序中最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没有什么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又从宴乐感到人生的无常。虽不是什么极隽妙的“好辞”，却自有羲之的清淡的风格在着。大约这《兰亭序》之所以盛传，又半是为了他的书法之故吧。后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王右军集》二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羲之子献之（344—388），亦以善书知名。他字子敬，尚新安公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卒。所作杂帖，传者也多：
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像二王的种种杂帖，假如不是为了书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会全收的），恐怕是不会流传到后世来的。六朝的一部分社会情态，文士生涯，往往赖斯为我们所知。故在别一方面看来，也是颇可注意的。从其间，所谓“六朝风度”者，往往可于无意中领略到。
孙绰（孙绰见《晋书》卷二十六），字兴公，太原中都人，尝为殷浩建威长史。浩败，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拜卫尉卿。有《至人高士传赞》二卷，《列仙传赞》三卷，《孙子》十二卷，今不尽传，传者唯诗文若干篇（《孙廷尉集》一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全晋文》中有《孙子》及《至人高士传赞》及《列仙传赞》残文。）兴公长于哀诔碑版之文。政府要人死后，其碑文出于他的笔下者不少。
东晋之末，有诗人陶渊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全然是独立于时代的风尚以外的。貌若澹泊，而中实丰腴，和当时一般的作品，惯以彩艳来掩饰其浅陋者，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他的《五柳先生传》是自叙传，是个人的自适生活的写真。其《桃花源记》，却欲以这个个人生活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了。原因是，见了当代的丧乱，故不得不有托而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何有于晋、宋的纷纷攘夺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会有的。在整个龙争虎斗的社会里，怎么会有什么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复得路”结之。但渊明究竟不是一个自了汉。他不完全提倡一个消极的躲避的办法。
故桃花源也遂成为积极的理想，社会的模范，像“乌托邦”（Utopia）、“共和国”（Republic）、“新大西洋”（New Atlantic）那样的一个“避”秦之地。避秦之地终于是一个寓言的世界，于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于酒，在醉乡里，也就是在理想国里，躲了过去。渊明全部理想几全可以此释之。所以他不仅是一位田园诗人，彻头彻尾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政治理想家。但他的所作，其重要性还不完全在此。却在于他特殊的澹泊的风格，在于他的若对家人儿女谈家常琐事似的恳切的态度。他不用一个浓艳的雕斫的词句，他不使一点做作的虚矫的心情；他只是随随便便地称心称意地说出他的整个情思来。纯然以他的真朴无饰的诗人的天才，来战胜了一般的惯好浮夸与做作的作家们。这便是他的真实的伟大的所在。无论在诗，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等之外，《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及《自祭文》等，也是真实的杰作。
又渊明除了风格的澹远以外，其他是纯然的一位承袭了魏、晋以来的风度的人物，一位纯然的《世说新语》里的文士。他和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所述的龙山落帽，“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的孟嘉，乃是真实的同志。他自己是“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像这样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诚是“竹林七贤”一类的人物！
渊明虽生在晋末宋初，而元嘉以下文士们的风格，却一点也不曾受到他的影响——虽然他们并不是不知敬重他，爱好他。（六朝人士常是最好的文艺欣赏者。）如颜延之为《陶征士诔》，萧统也为之作传。在实际上，像他那样的纯任天真，不加浮饰的风格，非仅仅模拟之所能及的。且他的风格，也半由于他的田园生活所造成。当然像六朝文士们那样的整日扰扰于侍宴游乐之间者是决不会企冀得到的。
然风格虽殊，而“六朝风度”的灌溉，却是同然一体的。故渊明的澹远虽不可及，而宋、齐、梁、陈之际，“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散文，也所在都有。
与渊明同代的，有谢灵运、颜延之及鲍照等。他们都是诗人，但于散文也都有相当的成就。灵运喜游山水，乃竟因游山之故，被诬为谋反，见杀。被杀前，他上《诣阙自理表》，情辞甚为悲恻，然竟无救于他的死。他的《游名山志》，今仅存残文，故无可观。他的族弟惠连，有《祭古冢文》，其中充满了诗意的悲绪。又他的从子谢庄，也长于书奏哀诔，所作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