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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六朝的散文 (2)

颜延之的《庭诰》,是渊明的《与子俨等疏》的一流,然文繁意密,不复有澹荡之姿。其中也充满了由经验与学问给他的许多儒家的教训。像“言高一世,处之逾嘿;器重一时,体之兹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云云,已不复是坦率任意的魏、晋风度了。

鲍照的散文,所作虽不若他的诗赋的重要,然如《登大雷岸与妹书》,状石写水,也颇尽物趣,仍具着严谨的风格。同时又有雷次宗的,字仲伦,豫章南昌人。元嘉中,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除给事中,不就,加散骑常侍。他是当时的一位儒者。尝有《与子侄书》,以言所守,其情趣甚同于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

以作《后汉书》著称的范晔,也有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在将就戮之前,作着这么一篇“自序”,当然是很富于感情的。然其中序生平事迹者少,而论文事、音乐的利钝者多。或者《宋书·范晔传》登录此书时,只是节取的吧。

齐代的文学,以文学者的东道主的萧子良(萧子良见《齐书》卷四十)为中心。子良为武帝的第二子,封竟陵郡王。郁林王即位,进太傅,督南徐州。子良邸中所聚,贤豪最多,其后鹰扬于梁代的人物,自萧衍以下,几全集于他的左右。他自己所作,以散文为多,尤以书疏为宛曲动人(《竟陵王集》二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俭及其子融皆以文名。融为郁林王所杀。所作书序,皆甚可观。其《曲水诗序》,以巧丽称,一时有胜于颜延年之誉。刘绘、陆澄所作,传者甚少。孔稚珪(447—501)(孔稚珪见《齐书》卷四十八),字德璋,会稽山阴人,宋泰始中为州主簿,东昏王时为散骑常侍,永元三年卒。他尝和子良论难宗教问题。又作《北山移文》以嘲周颙,有“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语。草木云石,皆有感觉,斯为罕见的名作(《孔詹事集》一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又同时有谢朓,以诗鸣于世,而其笺启也很可喜。

梁代的散文,其盛况几同于建安。萧氏父子兄弟们以皇帝亲王之尊,而躬亲著作,不仅作文士们的东道主,且并是文士团体里的健将,其情形也有同于曹氏父子兄弟们。萧纲(简文帝)《与萧临川书》、《与湘东王书》;萧绎(元帝)诸短启书札;萧统《与晋安王纲令》、《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皆所谓“流连哀思”之文,绝类陈思兄弟的书启。诚足以领袖群伦,主持风雅。萧衍所作,亦多雅思。他沉浸于佛法之中,所下诏谕,往往有“煦煦为仁”之意,与一般帝王诏令之雷厉风行,词严旨酷者很不相同。

追随于萧氏父子兄弟们左右的文士是计之不尽的。与萧衍同辈的则有沈约、任昉、范云、江淹、陆倕、陶弘景诸人。稍后则有何逊、吴均、刘孝绰兄弟、刘峻、王僧孺、王筠、丘迟、庾肩吾诸人。

沈约所著甚多,而诗名最著,散文的书、论,传者也不少。约笃信佛法,书牍来往,以言宏法卫教者为多,亦有流连光景,商榷辞章之作。其《修竹弹甘蕉文》,为很有趣味的“游戏文章”,或有些别的微意在其中吧。

任昉,字彦升,小名阿堆,乐安博昌人,为竟陵王记室。入梁,拜黄门侍郎,出为义兴太守。天监七年卒。所作杂传地志等至五百卷之多。昉为文壮丽。沈约称其心为学府,辞同锦肆。时人云:任笔,沈诗。他闻之,甚以为病。晚节用意为之,欲以倾沈,然终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但也有很好的书启之作。

江淹所作散文,也以笺、启为最好。其《报袁叔明书》,乃是很隽永的抒情文。

方今仲秋风飞,平原彯色,水鸟立于孤洲,苍葭变于河曲,寂然渊视,忧心辞矣。独念贤明蚤世,英华殂落,仆亦何人,以堪久长。一旦松柏被地,坟垄刺天,何时复能衔杯酒者乎?忽忽若狂,愿足下自爱也。

范云、陆倕所作,罕有精思。倕(陆倕见《梁书》卷二十七)字佐公,吴郡吴人。入齐为竟陵王议曹从事参军。入梁,终于国子博士、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倕文章(《陆太常集》一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与任昉并称。萧纲道:“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与湘东王书》)然就今所传者观之,倕实不如昉远甚。范云之作,传者绝少,也并不足与昉并论。

陶弘景所作碑文,颇多浮艳之词。其《寻山志》,始以:“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寻山”,实乃一赋。但像《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却是六朝散文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何逊散文,见传者仅寥寥数篇耳,而皆工丽可喜。为《衡山侯与妇书》:“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诸语,也见巧思。吴均的《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等,皆为绝妙好辞,能以纤巧之语,状清隽之景。像: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横河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与朱元思书》

状风光至此,直似不吃人间烟火者。这乃是:“其秀在骨”,决不会拂拭得去的。谁说六朝人只会造浮艳的文章呢?

刘氏兄弟姊妹们,几无不能文者。刘孝绰(刘孝绰见《梁书》卷三十),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绘子,为秘书监;所作笺、启甚工(《刘秘书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刘潜(刘潜见《梁书》卷四十一),字孝仪,以字行,孝绰第三弟,太清初,为明威将军、豫章内史;在大同中,有《弹贾执傅湛文》,颇传人口(《刘豫章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又刘令娴为孝绰第三妹,适仆射徐勉子晋安太守悱;今传《祭夫文》:“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干,奠觞徒溢!”甚为恻恻动人。

刘峻(462—521)(刘峻见《梁书》卷五十),字孝标,初名法武,平原人。梁时为荆州户曹参军,以疾去职,居东阳之紫岩山。普通二年卒,门人谥曰玄靖先生(《刘户曹集》一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有《世说注》十卷最为有名。《世说注》随事见人,随人隶事,所引之古书,今已亡逸者至多,故极为世人所重。孝标所作散文,并皆隽妙。《辩命论》才情愤溢,一切归之天命,似为有激而言。《广绝交论》则明为任昉诸孤而作,更多悲切之音。其他书启,亦甚动人。像《送橘启》:

南中橙甘,青鸟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风味照座,劈之香雾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黏肤,食不留滓。甘逾萍实,冷亚冰壶。可以熏神,可以鲜,可以渍蜜。毡乡之果,宁有此耶?

我们读此,似也觉得“香雾噀人”。

王僧孺(465—522)(王僧孺见《梁书》卷三十三,《南史》卷五十九),东海郯人,王肃八世孙。仕齐为唐令。梁时,尝因事入狱。后为南康王咨议参军,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僧孺才辩犀利,而名位不达,故所作每多愤激之语。当他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卢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乃致书于炯道:“寒虫夕叫,合轻重而同悲;秋叶晚伤,离黄紫而俱坠。蜘蛛络幕,熠耀争飞。故无车辙马声,何闻鸣鸡吠犬。俛眉事妻子,举手谢宾游。方与飞走为邻,永用蓬蒿自没。”辞意虽甚酸楚,而亦不无几分的恳望在着,故结之以:“惟吴冯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赁,怜此行乞耳”云云。有文集(《王左承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丘迟(464—508)(丘迟见《梁书》卷四十九),字希范,吴兴乌程人,梁时尝为永嘉太守,迁司徒从事中郎。天监七年卒。他的《与陈伯之书》,劝伯之来归江南者,最为传诵人口。“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此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六朝人所伪托的《李陵答苏武书》,或正足为这封名札作一个答案吧(《丘司空集》一卷,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筠(王筠见《梁书》卷三十三),字元礼,一字德柔,小字养楫子。梁简文帝时为太子詹事。庾肩吾(庾肩吾见《梁书》卷四十九),字子慎,新野人,简文时为度支尚书。二人并有笺启碑铭,为世所传。肩吾又著《书品》,极论书法,颇有意绪。

又后梁有王琳者(《酉阳杂俎》作韦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尝作《表》(《酉阳杂俎》作《表》),颇富滑稽之趣。

陈承萧梁之后,遗老的散文作家们有徐陵、沈炯、周弘让等,稍后又有陈叔宝(后主)、江总诸人。

徐陵为陈代文萃的宝鼎,有如梁之沈约、任昉。不仅他的诗为时人所宗式,即其散文,也并为当代的楷模。陵的才情甚大,自朝廷大制作,以至友朋间短札交往,无不舒卷自如,随心点染。他初与庾信齐名,合称徐庾。后信被留拘北庭,不得归来,陵遂独为文章老宿。信因环境艰苦,情绪遂以深邃,故所造有过于陵者。然陵也尝于梁太清中,为魏人所拘系,久乃得还。陵在那个时期所作《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在北齐与宗室书》、《与王僧辩书》、《与王吴郡僧智书》等,莫不凄楚怀归,情意缠恻。“游魂已谢,非复全生,余息空留,非为全死。”(《与王僧辩书》)而《与杨遵彦书》慷慨陈词,恺切备至:“山梁饮啄,非有意于笼樊;江海飞浮,本无情于钟鼓。况吾等营魄已谢,余息空留。悲默为生,何能支久!……岁月如流,人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下泣,夕万绪以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若一理存焉,犹希矜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那样的沉痛的呼号,似不逊于《哀江南赋》。

沈炯(沈炯见《陈书》卷十九)于江陵陷时,也尝被俘入西魏,迫仕为仪同三司。绍泰中始归国。为王僧辩所作劝进诸表,慷慨类越石诸作。而他的《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陈思归意》:“陵云故基,共原田;别风余址,带陵阜而茫茫。羁旅缧臣,岂不落泪!”意乞哀于故鬼,尤可悲痛(《沈侍中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初吴伟业尝谱此事为《通天台杂剧》,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是血泪成书,不徒抒愤写意而已。

陈后主叔宝,诗才甚高,书札也复不凡。他的《与江总书悼陆瑜》,追忆游宴论文之乐,惜其“遽从短运。遗迹余文,触目增泫”,大类子桓兄弟给吴质各书。

江总的散文,今传者不多,有《自序》,时人谓之实录,惜仅存其大略。其他诸文,大都和释氏有关。他自以为,弱岁便归心释教,“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齐、梁以来的作家,殆无不是如此的。

六朝散文,论者皆以为唯长于抒情,而于说理则短。这话是不大公允的。六朝不仅是诗人云起的时代,且也是宗教家和卫道者最活跃的时候。在六朝的散文里,至少宗教的辩难是要占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那时,自汉以来的佛教势力,渐渐地根深蒂固了。自皇帝以至平民,自诗人以至学士,无不受其熏染,为之护法。南朝的梁武帝至合身于同泰寺。北朝的魏都洛阳,城内外寺观之数,多至一千余(见《洛阳伽蓝记》)。但以外来的佛教,占有那么伟大的力量,当然本土的反动是必要发生的了。汉、魏是吸收期,六朝却因吸收已达饱和期而招致反动了。故六朝便恰正是本土的思想与佛教的思想,本土的信仰与佛教的信仰作殊死战的时候。这场决战的结果,原是无损于佛教的毫末,却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留下一道光明灿烂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