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内外贷款的相对吸引力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贸易条件还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生产要素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使它们的活动性质发生转变，而又不致引起效率的大幅降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谓的某种货币的“逃离”可能变得非常严重。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一国的居民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将他们的财富借贷给国外的时候，就能导致该国货币大量“逃离”本国。在战后以来就有一些非常典型的案例，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的异常影响，对货币的突然不信任，导致了国内外贷款的吸引力突然发生变化。
卡塞尔在外汇购买力平价理论中没有考虑到贸易条件发生变化时产生的影响，这可能是这一理论最令人不满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不仅削弱了他对长期情况的结论的有效性，当短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外贷款吸引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他的结论在此情况下更具有欺骗性。
2.第二，转移的特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只有在两个国家的相对货币收益率都发生适宜变化的时候，两国的国际利率才能恢复与自然利率的等同。但是这一相对变化的产生，或者是因为一国改变了其绝对利率，而另一国的绝对利率没有发生变化，因而使前者承担了变化所带来的所有冲击，或者是因为两个国家共同承担了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
如果每个国家都决定持有一定量的黄金储备，该黄金储备与本国的货币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保持稳定，那么每个国家要承担的变化就是预先确定了的；两国中规模较小的那个国家将承担大部分的变化。但是如果两国都准备改变这一比例，并且由于对外投资的增加而引起的变化通常只会在很小的程度上改变黄金储备与总收入之间的比例，甚至不会出现黄金的流动；那么两个国家分担绝对收益率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的比例就不是预先确定的了，并且取决于变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在变化过程中两个国家央行采取的各项政策。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国家A不反对获得更多的黄金，并且不考虑B的政策，固定其市场利率使之等于自然利率，但是国家B不愿意减少黄金储备，并且维持其市场利率与国际利率的等同，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A所固定的市场利率。在此情况下，国家A就不会出现市场利率、自然利率与国际利率三者不等同的情况，并且A的黄金储备也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就没有必要改变A的收益率。所以，变化带来的所有影响都集中到了B的收益率上了，国家B为了维持黄金储备被迫将其市场利率保持在自然利率之上，直到由此引起的紧缩过程将其收益率降低到一个必要的水平为止。
另一方面，如果国家B准备减少黄金储备而不将其市场利率提高到自然利率之上的话，那么是国家A必须承担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因此要经历通货膨胀直到其货币收益率相对于国家B的货币收益率提高，而国家B的货币收益率是一直保持稳定不变的。
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存在黄金的流动的话，那么黄金流动总额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整个过程的影响是非常次要的。因为黄金流动的可能趋势与黄金实际流动的效果是一样的。两国的货币收益率的绝对变化值取决于两国央行在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两国之中独立制定政策并且在变化的整个过程中都保持其市场利率最接近于自然利率的那个国家，在收益率绝对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中承担的较少。
由于通常一个国家更愿意输入黄金而不愿意输出黄金，这就意味着贷方国家通常不得不承受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当贷方国家愿意并且能够对减少黄金储备的风险持独立态度的时候，才能够将变化带来的所有影响都抛给借方国家。
但是如果一个老的国家借款给一个新兴国家的时候，就会存在必要的条件缓解贷方国家面临的转移问难。因为对外贷款可能是借方国家的自然利率相对于市场利率提高的结果和征兆，而这又是由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并且在此情况下借方国家收益率的提高可能提前于并伴随着贷款，而如果没有贷款的出现的话，借方国家收益率的提高本来是会导致与外界的失衡的。总之，对外贷款使得借方国家的国内投资相对于国内存款增加了，并且这种发展不会在发展之初就被扼杀掉。否则的话，由于价格的提高，黄金就会输出本国，从而导致市场利率的提高，由此对国内投资总额产生影响。但是读者请注意，只有当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使借方国家的自然利率出现相对于国外的自然利率上升的趋势的时候，这一切才能发生。因此，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新的国内投资的自发性上涨趋势时，贷款的需求是为了保持当前的均衡状态还是涉及到向新的均衡状态的诱导性转移。
另一方面，如果贷款的出现是由于借方国家的市场利率上涨，但是自然利率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预期到这会对贷方国家产生紧缩性的影响，除非，贷方国家能够允许随后出现的剧烈的黄金流动。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借方国家的银行当局蓄意的政策导致的，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增加他们的黄金储备，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其银行体系的特点使得他们被迫增加黄金储备。即，为了满足金融流通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然利率的提高，借方国家提高了市场利率，由此导致贷款的出现。比如说，1928-1929年期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L值发生的变化更多的是由美国国内不断增加金融流通需求的金融因素导致的，而不是美国的投资因素所致；但如果美国的货币升值是由于该国的自然利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然利率提高所致的话，那么货币升值政策就不一定在其他国家内引起严重的问题或者压制商品的全球价格，这是因为与此同时会出现对外贸易余额对美国越来越不利这样一种趋势。
因此，如果责任应当归咎于借方国家的金融因素而不是投资因素的时候，黄金的流动会倾向于持续下去，或者其他国家提高他们的市场利率，使其超过自然利率从而避免黄金流动，并最终导致世界各地的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建立起利润紧缩机制。这就解释了利润紧缩（膨胀同样如此）是怎样从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逐渐扩散到另一个国家中的；并且利润紧缩的发生不会引起任何黄金大规模流动。如果其他成员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大幅减少其黄金储备的话，那么为了保持黄金储备他们就必然要经受利润紧缩。即使出现大规模的黄金流动，如果最先引起黄金流动的国家能够吸收大部分的黄金而不会使其市场利率低于与自然利率均衡的水平，那么利润紧缩仍然会扩散到其他国家中去。4
我已经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过程和我们讨论的性质了。很显然，我们还可以给出更多的案例来。比如说，一个贷方国家不愿意减少其黄金储备，并且其收益率对紧缩性力量也不敏感，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遭受从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长期并且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我再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种种复杂情况的解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并且都可以自成一书了。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
如果可能的话，请允许我将上述讨论内容应用于我在1929年的《经济学期刊》中与俄林教授就德国的转移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德国的战败赔偿在当年就开始支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一个义务性的等额的对外投资过程，只不过德国在随后几年中无法享受到对外投资提供的累积性的补偿，并且投资并没有对应着国外的自发性变化，比如说直接导致对德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现在，我认为俄林教授的观点就是认为赔款接受国内会出现一个适宜的信贷政策，并且新的均衡状态的建立不会使德国承担其当前收益率的任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且也不会引起黄金的流动。
这是非常正确的。这种情况理论上讲不无可能，但是我认为在实际问题的条件下极不可能出现这一情况，俄林教授必须进一步研究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才能使他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首先，本讨论的思路与贸易条件所需的变化总量是无关的，因此，与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相对收益率、与德国的实际工资率也都是无关的。该讨论只关注于这一相对变化主要是由德国的货币工资率的绝对减少引起的还是由其他地方的货币工资率的绝对上升引起的。现在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更好地满足前者条件的例子。
因为德国减少的黄金储备不足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信贷政策产生明显的影响，被赔偿国家的自然利率之前也不存在一个相对于德国的自然利率上涨的趋势，而且德国也没有借助于控制其对外投资增长率这样一个权宜之策来达到一个可以使相对货币收益进行调整的利率水平；或者德国只能够通过增加其从国外的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这与减少其自身的国外贷款相比更为困难。我认为，如果战败赔偿的支付会引起贸易条件的重大变化（这要取决于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性质有关的事实，而不是考虑货币因素），那么这很可能需要通过痛苦的紧缩过程来降低德国的货币收益率，而这一过程很可能不切实际。只有当世界其他国家特意或者纯属幸运地恰好出现刺激收入膨胀的趋势从而缓解德国要进行一个相对调整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或者如果新的外部条件出现，并且自然而然地导致其他国家提高他们的货币收入水平的时候，我们才有必要验证这一观点。
借鉴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德国战败赔偿问题中的术语，我们可以在一般情况下使用相似的语言，使“转移问题”意指当出现投资的地方发生变化时引起的转移问题。因此，当国际均衡（即每个国家的国际利率都等于它们的自然利率的时候）要求不同国家的相对收益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每个国家的收益率发生的绝对变化通常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1.所需的相对变化的总量。这取决于困难的程度以及某一地方某一特殊种类的投资需要的商品的生产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同种类的投资中去这个过程所涉及到的效率的降低。即贸易条件需要发生变化的总量。
2.每个国家在必须进行的相对变化总量中占的比例。这取决于各国的政策，相对技术，以及支持黄金与各自央行持有的流通货币中的比例发生变化时的力度。
3.对外投资中的净国家竞争优势
我们已经看到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伴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而出现的，这是由于贷方国家的生产要素必须变成另一个产出，并且在该产出的生产中这些生产要素相对于借方国家的生产要素来说，效率小于他们在转变之前的产出中的效率（考虑到了技术效率以及涉及到的不同的需求弹性）。也就是说，其边际效率为了通过交换而获得外贸商品被降低了。这就意味着交换条件变得不利于这些生产要素了，不仅仅在与对外投资增加相对应的那部分对外贸易中是如此，并且在他们的整个外贸领域中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假设是在竞争条件下。由于，对应着我们的定义，我们用通过交换而获得的进口数量来衡量那些为了获得进口而生产出口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因此，贷方国家中的生产要素的总产出减少的那部分正好对应着为了换取一定数量的进口商品而提供的更多的出口从而导致的损失，或者是利用国内生产的商品来取代之前一直靠进口来满足需要的那部分商品过程中引起的损失。
在新的均衡状态中，实际货币收益率会减少，实际收益也会降低，虽然后者降低的程度会小于前者减少的幅度。但是实际效率收益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在均衡状态下，用货币衡量的效率收益以及物价水平必然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实际效率收益率保持不变；但是产出O以及生产要素的实际收益都会以相同比例减少，对应着同生产要素在之前的均衡状态中的效率相比，他们在新的均衡状态中效率的降低。
另一方面，对外投资中涉及到的资本的效率由于获得利率的提高也增加了。总体来说，国外投资比例的增加给一国带来利润还是亏损要取决于预计由于对外投资的未来收入增加而有可能获得的收益与贸易条件的改善之间的对比（获得的这一收益已经支付以及对外投资发生时贸易条件恶化因而立刻导致的亏损促使了贸易条件的改善）。即一方面，以利率表示的国内投资的需求弹性，与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对我们商品的需求弹性以及我们对别国商品的需求弹性之间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