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近代时期，人类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有许多不同，其中，教会威信的下降和科学威信的上升是最重要的两点，其他的不同都与这两点相关。
近代的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国家逐渐掌握了对文化的支配权。同古希腊一样，原本由国王掌握的统治大权逐渐被民主国家或新君代替，并得以稳步发展和扩大。但在多数情况下，与中世纪的教会相比，国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小。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国王和富商先后取代了原先属于封建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制在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成为重大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也于1917年初次掌握了政权。新政治制度会带来新的文化，但我要讲到的是与通商贸易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主义文化”。但凡事总有例外，例如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思想就跟商业无关。
否认教会的威信要比肯定科学的威信开始得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地位极其低微，人们仰赖的仍旧是比初期教会和中世纪还要遥远的过去，直到1543年哥白尼学说的发表才使得科学与教义进入了长期的斗争阶段。
科学的威信是理智上的威信，得到了近代的大多数哲学家的认可。但是，科学的威信只对似乎已经被科学证实的事件提出意见，而这意见还是在概率的基础上试着提出的，并认为应随时修改。
目前我讲的都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理论科学，但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它几乎要被企图改变世界的实用科学驱赶出去了。科学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战争方面，科学家在战争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伽利略和雷奥纳就是因此被重用的。相比之下，科学在人们的生活方面起作用的时间较晚，直到十九世纪末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经有人打算把科学的实用性和理论性割裂开，使科学逐渐成为技术。这种观点最近也渗透到了哲学领域。
教会威信衰落以后，个人主义逐渐发展到了无政府的地步。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修养”是和经院哲学、教会统治相联系的，后来取代它的是对古代典范的简单模仿。意大利在十五世纪时，道德和政治上都陷入了混乱，因此艺术和文学上便有了惊人的表现，很快，这种不稳定的社会便被宗教运动终止了。
近代哲学保留了大部分个人主义和主观倾向。笛卡尔是这样，后来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康德和费希特论学说也是这样。至于其他人——贝克莱借助神的概念、黑格尔借助斯宾诺莎的影响拯救自己脱离了完全主观主义，而休谟的经验主义则发展成了怀疑主义。后来，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把主观主义扩大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最终形成了巴枯宁主张的完全无政府主义。
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认为，科学给人提供了一种能力。这固然不错，但这是社会性的能力，它需要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个人共同努力的特点，注定了它是反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因为科学激发产生的哲学是一种“权能哲学”，它只崇尚方法，视人类之外的一切事物为尚未加工的原材料。这是一种危险的病狂，只有理智健全的哲学才能治愈。
罗马帝国结束了古代世界的混乱，但它本身并不是理想的；教会谋求结束旧教世界的混乱虽然是理想的，但没能在事实上体现出来。就目前来看，现代世界似乎正试图通过暴力强加给人一种代表权贵们意志的社会秩序。要完美而永久地解决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只有把罗马帝国的巩固和圣奥古斯丁的“神国”理想结合起来才行。这需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才能做到。
意大利文艺复兴
伴随着文艺复兴，近代思想也在意大利兴起了，到十五世纪，近代思想普及到了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大部分人群，但直到十七世纪，一批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才开始主张尊重科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依然崇敬古人的威信。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几乎任何一种意见都可以从古人或教会那里找到依据。崇敬古人的威信也是一种进步。
要理解文艺复兴，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意大利的政治形势。自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到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244年间，意大利基本是独立的，但此后却不是这样。
1494年到1535年间，意大利的城邦米兰成了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交锋的战场，而斯福查家族只在名义上统治着米兰。1535年之后，米兰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兼并。原本独立于意大利政局之外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十四至十五世纪，企图在意大利本土上拥有更多的领土，这惹恼了其他城邦，它们于1509年结成康布雷同盟，粉碎了威尼斯的图谋。后来的威尼斯又不断被土耳其人侵扰，直至拿破仑时期彻底丧失独立的地位。
文艺复兴的主要发祥地佛罗伦萨城邦当时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在十三世纪，这里有贵族、豪商和平民三个对立的阶级，这三个阶级间斗争的结果是，美第奇家族成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起初的两位统治者是科西莫·美第奇和洛伦佐·美第奇，他们倚仗强大的财力取得了统治地位，在他们的治理下，佛罗伦萨变得繁荣和富足。美第奇家对佛罗伦萨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了1737年，在此期间，佛罗伦萨也衰落下去了。
那不勒斯位于意大利南端，和西西里连在一起，在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以后，由于种种纵横交错的纠纷，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一度短暂分裂，直到1443年才又重新合并。1502年，阿拉贡的斐迪南得到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这之后的几位统治者持续入侵意大利本土，结果被西班牙打败，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此结束。当然，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束也有反宗教运动的原因——1527年，一支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军队入侵了罗马，这标志着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束。
意大利在文化方面严肃认真，但并不代表他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也严肃认真。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就因为敬重学者的学问而让他们担任了教廷的职位。这被认为是鼓励人文主义胜过鼓励宗教信仰。按我们的观点看，这也许不算是件坏事，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替某些教皇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行为辩护的借口。因此，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时期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各教皇的非宗教政策导致的结果。
在1494年法兰西打来之前，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纷争几乎都是“不流血的战争”，并没有对贸易和致富带来多大影响。然而，在与法兰西军队的交战中，法兰西军队的真刀真枪吓坏了意大利人。这些一本正经的战争给意大利带来了灾难。国难当头，意大利的各城邦却依旧彼此内讧不断，结果落得同归于尽。后来，尽管统一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在各城邦之间的争执中，意大利人依旧寄希望于外人的援助。
发现好望角以后，意大利的重要地位有所丧失，但这却减轻了对意大利文明的破坏程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没有取得伟大的成就，但作了对哲学发展的必要准备。比方说，它摧毁了束缚智力的经院哲学体系，还促进了人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认识。更重要的是，它鼓励把知识活动当做充满乐趣的社会活动。
文艺复兴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受到了美第奇家族和崇尚人文主义的教皇的赞助。尽管如此，人们也很难描述出这些学者们对教会的态度，一些公开的“自由思想家”在感到死亡将近时便与教会和解，一些深知教皇的罪恶的学者依然乐于被教皇任用。在正统信仰和自由思想之间，他们找不到中间道路，因此也就没有像马丁·路德那样的立场。综合来说，这一时期的异端只是精神层面的，教会没有因此分裂，也没有发起任何脱离教会的民众运动。教会的腐败有目共睹，但人们却毫无办法。
文艺复兴的伟大功绩大多在道德以外的建筑、绘画和诗歌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利等很多大人物。它从中古文化里解放出有教养的人，让他们明白，权威们曾经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种种不同的主张。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它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媲美希腊的成就的精神氛围。像在古希腊一样，这一时期不稳定的政治条件与个性的表露密切相连。
尽管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制度，但这也许会妨碍特殊价值在艺术和才能上的发展。为获得这种成就，我们还要忍受多少混乱？过去我们情愿忍受许多，现代却少了很多。社会组织的扩大使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起来了，但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马基雅维利
文艺复兴没有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领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1498年他担任了当地政府一个很不起眼的职务，但经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14年后，由于和美第奇家族为敌，马基雅维利被捕，后来被准许在佛罗伦萨的乡下隐居。从那时起，马基雅维利开始著书立说。一年后，他写出了《君主论》，这是一部旨在讨得美第奇家族欢心的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了带有显著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论李维》。然而，《君主论》并没能帮助马基雅维利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欢心，他只得继续隐居著述，一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寿终正寝的那一年才死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哲学，并不谈论目的是善意的还是邪恶的这一问题，只说明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思想上的诚实在其他任何时代和国家都是可能性很小的事。由于当代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都是凭借与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使用过的卑鄙手法一样的方法取得的，因此，也许我们这代人会比较欣赏马基雅维利。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普遍赞叹利用高超的手段赢得声誉的行为，尤其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这种赞叹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尽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统一这两件事并存于马基雅维利心中，但它们并未合二为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承担祖国统一大业是出于对权势和名望的热爱之心。
《论李维》对教皇权力的论述特点是详尽和真诚。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在道德上将历史人物分为七级，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宗教的创始人，其次是国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识分子。这三个级别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坏分子、国家的颠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识的人都是“坏人”。这样一来，包括凯撒在内的建立专制政权的人都是“坏人”，而杀死恺撒的布鲁图斯则是“好人”。
《论李维》的语调与《君主论》大不相同，很多章节貌似出自孟德斯鸠之手，大部分内容会赢得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的赞许。书中阐述了“制约与均衡说”，认为只有在宪法中体现了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么他们才会彼此互相制约。
在《君主论》一书里，马基雅维利否定了公认的一般道德，认为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猛，如果太善良是要灭亡的。书中还说，有时候君主必须不守信用，只有在守信用有好处时才能守信用。
由于城邦时代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经院哲学家等人只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有兴趣，并没有留意他们的政治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制与之并起，人文主义者便对共和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主张兴趣大增，对“自由”的偏爱和“制约与均衡说”由古代传到文艺复兴时代，又传到近代。马基雅维利对这方面的继承与他的“不道德的主义”同样重要。
马基雅维利指责当时的教会以自己的丑恶行径损害了宗教的威信，还指责教皇对俗世的权利和政策阻碍意大利实现统一。他不以基督教教义或《圣经》作为他发表政治意见的依据，他认为，权力属于有手段得到它的人。同样，马基雅维利发现，与专制政治相比，平民政治相对仁慈、民主和平稳，于是他才爱好平民政治。
以下是马基雅维利本人已经明言或尚未明言的一些意见。
在政治方面的好事里，民族独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结构这三样是最重要的。在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按实际力量的大小分配权利是最好的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之下的革命最难以成功，国家也因此最接近于稳定。为国家的稳定而给予平民一定的权利是明智之举。
不论是何目的，在选取手段时，都不应考虑它的善恶，就算目的是善意的，也可以用恶意的手段实行。假如用坏人的成功去研究“成功学”，实际上应该比用好人的成功去研究更好。一旦建立起“成功学”，好人或坏人都将受益，因为参与政治的好人和坏人一样渴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