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辈政治理论家相比，霍布斯有着显而易见的高明，他的观点清晰合理，人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伦理学上的见解。除了见识更为狭隘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是第一个阐述政治理论的近代著述家。即使他有错误，也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基础不现实，而是由于失之简单。
除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弱点，霍布斯还有别的弱点。霍布斯并不理会马克思“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一意见的重要性，总把人民的利益视为整体，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同时还假设国王与人民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在战争时期应该会是这样，但在和平时期却未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国王的绝对权力就不是避免无政府状态的途径了，相反，分享权力才是避免内战的上策。霍布斯早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了。
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霍布斯的主义同样过于狭隘。除了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国家之间时常有间歇性的战争之外，霍布斯再没有提及国家之间的其他关系。按照霍布斯的观点，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府，因此各国的关系是自然状态之下的，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效率的提高未必有利于全体人类。
如果霍布斯支持政府的理由都是正确的，那么他支持国际政府的理由也是正确的。在国家之间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减低效率是保全人类的唯一途径。如果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反而去提高国家的战斗力，人类必将走向毁灭。
笛卡尔
人们一般把勒内·笛卡尔（1596—1650年）视为近代哲学的始祖。的确如此，他是第一个拥有高超的哲学能力，而且接受了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影响的人。他另起炉灶，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从未有过的，是科学带来新的自信的标志。笛卡尔以发现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写哲学，文笔平易近人，异常出色，一般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看懂。对近代哲学而言，这种令人敬佩的文学感是值得庆幸的。
笛卡尔的父亲是一位拥有大量地产的地方议员，他死后，笛卡尔卖了这些地产，转而投资商业。每年能有六七千法郎的收入。在1612年之前，他有八年的时间在一所耶稣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获得了比一些大学学生还要好的数学教育。这之后，他隐居到巴黎郊区，在那里潜心研究几何学。1917年，他的朋友们扰乱了他的生活，他又躲进了荷兰军队之中。
在军营里的头两年，他依然过着不受干扰的沉思生活。后来，三十年战争爆发了，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军。在巴伐利亚，由于天气寒冷，他经常躲进一个火炉里沉思。他自己说，他的一半哲学思想就是在那时形成的。苏格拉底有在雪地里沉思的习惯，笛卡尔的大脑似乎在觉得暖和时才能思考，这也不无可能。
1625年，笛卡尔在巴黎定居，但他的朋友们经常在一大早就来拜访他，而此时的笛卡尔还没有起床。这让他苦恼不已，于是，在1628年时，他再次参军。之后，他在荷兰住了20年，因为十七世纪的荷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家。
尽管笛卡尔是个胆小懦弱的天主教徒，但他还是成了伽利略那样的异端。不过，由于含有“地球自转”和“宇宙无限”这两个异端学说，他终究还是没有发表他花费了很大力气写就的《宇宙论》。
说笛卡尔胆小懦弱，倒不如说他不喜欢招惹麻烦，只想清静地专注于学问。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促使教会不要像对待伽利略时表现的那样对待近代科学。有人据此认为，他的信仰只是权宜之计而已，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未必可靠。
在荷兰，新教中的顽固派认为笛卡尔的意见会导致无神论，因此猛烈地抨击他。不过法国大使和奥伦治公救了他。几年之后，莱顿大学禁止师生提及笛卡尔和他的学说，奥伦治公再次出面批评了莱顿大学。
有段时间，笛卡尔与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有了信件联系。笛卡尔赠给她一篇关于爱情的论述，还送她一篇论灵魂的论述。为了答谢笛卡尔，克里斯蒂娜邀请笛卡尔到她的王宫里居住。1649年9月，笛卡尔搭乘克里斯蒂娜派来的军舰到了瑞典。但是，除了笛卡尔睡意正浓的凌晨五点，她再也抽不出任何时间听笛卡尔给她讲解哲学。对于体质一向孱弱的笛卡尔而言，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冬日里早起，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笛卡尔终于一病不起，于1650年2月逝世。记载着他的大部分科学观点的《哲学原理》出版于1644年，几何学和光学的《哲学文集》出版于1637年，此外还有《论胚胎的形成》等著作。
笛卡尔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很少读书，工作时间也很短。他的成就仿佛都是在短暂的精神集中时取得的。在哲学和数学上，他的成就非常重要，但在科学上的成就就不如同时代的一些同行好了。他发明了坐标几何，率先使用解析方法，还把代数应用到了几何领域。但他的首创之举是使用坐标系。尽管笛卡尔并没有挖掘出坐标方法的全部精髓，但却为这一方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他对数学最大的贡献。
笛卡尔把人和动物的肉体视为机器，但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有蕴藏在松果腺里的灵魂，它在松果腺里与“生命精气”发生接触，并和肉体相互作用。灵魂不能改变运动总量，但能改变生命精气的运动方向，从而间接改变肉体其他部分的运动方向。笛卡尔承认第一运动定律，按照他的说法，就不会存在牛顿说的超距作用。根本就不存在真空，也不存在原子，但任何的相互作用都有碰撞的性质。
笛卡尔发展了与柏拉图以前的某些哲学家相近的宇宙演化论。他说，世界是像《创世记》所说的那样创造的，但是看它本来应该怎样自然形成也很有意思。因此，笛卡尔提出了“旋涡说”的观点，说太阳周围有巨大的旋涡，行星都在这个旋涡里运行。但这个精妙的理论不能解释行星运行的轨道为什么是椭圆的。寇次认为，“旋涡说”打开了无神论的大门。
在纯哲学方面，出版于1637年的《方法论》和出版于1642年的《沉思录》是笛卡尔最重要的著作。为了使他的哲学思想获得牢固的基础，笛卡尔决心怀疑他能够怀疑的一切事物。他首先从怀疑各种感觉开始。他说，在我把所有事物都想象成虚幻时，这时的“我”一定是存在的某种东西；我明白“我思故我在”是可靠和准确的真理，就连怀疑论者的任何狂想都不能否定它，因此，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言，这是我追求的哲学里的第一条真理。这是笛卡尔认识论的核心，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笛卡尔的哲学带有主观主义倾向，喜欢视物质为只有从对于精神的所知出发，并通过推理才能认识的东西。欧洲后来的唯心论者以此为荣，而英国经验论者却恰恰相反。近代哲学很多提出问题的方法都源自笛卡尔，但却没有接受他提出的解答。从认识到笛卡尔的论点的重要意义看，认可他所有创新的见解是正确的。
笛卡尔接着说，已被证明存在的“我”是由“我思”推知的，因此，在“我思”（甚至是只有在“我思”）时我才存在。如果停止了“我思”，我便没有存在的根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灵魂与肉体完全不同，不过比肉体更容易认识，即使不存在肉体，灵魂也会保持原状。因此，笛卡尔得出这样一种一般准则：能想象得清楚明白的事物都是真的。但困难的是，要分清楚哪个才是真的事物。
笛卡尔还说，“作思维”的东西具有怀疑、假设、肯定、否定、意识、想象和感觉的特征。即使在睡着时，精神也在“作思维”，因为思维是精神的本质。
笛卡尔认为，认为自己的观念和外界事物相似是最常见的错误。观念有固有的、从外界得来的非固有的和自己创造的三类。我们通常假定第二类观念与外界事物相似。不过，假设外界的一个事物正把它的影子留在我的心里也是合理的。这时，说“受自然的教导”其实就是说有相信它的一种倾向——但是如果只是倾向，也可能偏向于错误的事。
感官的不随意不能成为理由，原因是，源自内部的梦也不是随意的。因此，“感官来自外界”这种假设不能使人信服。通常来说，对同是来自外界的事物也有两种不同的观念。这些理由不能解释对外界抱有怀疑的看法，只有首先证明神的存在，才能解释这些。
证明存在神，剩下的事情就容易了。神是善良的，他不会学习笛卡尔，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个喜欢欺诈的恶魔一样做事。神使我如此强烈地相信物体的存在，但如果物体不存在，神就是欺诈，而神不会欺诈人，所以物体必定存在。
笛卡尔认识论的破坏性部分要比建设性部分更有味。在建设性部分里，笛卡尔利用了经院哲学的各种准则。尽管它们的自明性比人的存在少，但也很轻易地获得了认可，反而是人的存在却有一番声势浩大的证明。
尽管笛卡尔本人在使用“批判的怀疑”这一方法时显得心不在焉，但这一方法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逻辑上看，只有在一个地方停止怀疑，这个方法才能起作用。如果双方都有逻辑知识和经验知识，那么也必须有两个怀疑的停止点，即毫无疑问的事实和毫无疑问的推理。
在笛卡尔这里，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按最广泛的意义使用“思维”一词。“我思”是原始前提，但笛卡尔应该把这一前提叙述为“思维是有的”才对。他接着说“‘我’是作思维的东西”时，他已经在应用经院哲学传下来的范畴工具了。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有证明思维需要“我”这个思维者，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证明。当时，把思维视为原始的经验这一论断非常重要，对后世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笛卡尔哲学的另外两点也很重要。一是他完成（或者说是几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创的经基督教发展起来的哲学精神和物质二元论。笛卡尔提出精神和物质两个彼此平行且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的一个，能不影响和牵扯另一个。按明白的形式而言，“精神不推动肉体”这一新颖想法是源自格令克斯的，但潜在而言也是源自笛卡尔。
在笛卡尔身上，有一种两面性不可动摇：一面是他学到的当时的科学；另一面是青少年时期在学校学到的经院哲学。这种两面性是他陷入矛盾的原因，也是他有着完全逻辑的哲学家所不能及的思想的原因。如果他选择自圆其说的话，他也许只能成为一派新经院哲学的开创者，但自相矛盾却可以使他成为了两个不同的哲学派别的鼻祖。
斯宾诺莎
从人格和性情方面讲，斯宾诺莎（1632—1677年）是最高尚、最温和的一位哲学家。有些人的才华也许能超越他，但在道德方面绝对没有人能超越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使是他死后），他都被视为坏得可怕的人：他是犹太人，却被犹太教驱逐；基督教对他也是恨之入骨；“神”的观念充斥着他的哲学思想，正统信徒却斥责他为无神论者；他对莱布尼茨的影响很大，后者却没有赞扬过他，甚至在与他的私交问题上造假。
斯宾诺莎的经历简单而平凡。早年时，为躲避异端审判所的迫害，斯宾诺莎一家从西班牙（也许是葡萄牙）迁居到了荷兰，先后住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斯宾诺莎漠视钱财，因此物质生活简单，只有很少的人认识他，但即使是不赞成他的哲学观点的人也很拥护他。在45岁时，斯宾诺莎因肺痨死去。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是一部融汇了《圣经》批评和政治理论的奇妙的著作。在对《圣经》的批评方面，斯宾诺莎为一部分现代观点开了先河，主要表现是他判定的《旧约》各卷的写就时间比传统认为的时间更靠后。他的另一部著作《政治论》讲述的全都是政治学的理论。大致说来，斯宾诺莎继承了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有过错，教会从属于国家。他还反对包括反抗坏政府在内的叛乱。不过，斯宾诺莎与霍布斯也有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比方说，斯宾诺莎认为民主制是最自然的政体、人们没有义务为主权者放弃所有权力、政见和言论方面的自由很重要，等等。
在斯宾诺莎死后，他最主要的著作《伦理学》才出版。《伦理学》从形而上学谈起，然后又转而探讨各种炽情和意志的心理学，最后才探讨以形而上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伦理观。探讨伦理观的部分是全书中最富有价值的地方。
斯宾诺莎对科学很感兴趣，还写过一些关于“虹”的论述，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宗教和道德问题。他接受了源自笛卡尔时代的一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物理学，并以此为基础，试图给虔诚的心念和献身于“善”的生活寻找一块栖身之所。这一宏伟的举动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肯定和钦佩。
斯宾诺莎继承了巴门尼德所创造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种体系认为只有“神即自然”这一个实体，任何有限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对神的全能关系之外，分别由思维和延伸性限定的精神和物质也可以独立存在。但在斯宾诺莎看来，神处处都是无限的，思维和延伸性也是神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