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宇宙论论证和本体论论证不无关系。如果必须用必然的“有”的存在来证明世界的存在，那么这个“有”的本质必然也包含存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理性足以规定这样的“有”，它的存在也可以由本体论论证得出。这是莱布尼茨的意见。这样看来，宇宙论论证在表面上也不比本体论论证更有道理。
大体来说，永恒真理说这个论证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假的，不过也有个标准：但凡和本质相关的命题，要么永远是真的，要么永远是假的，比方“二加二等于四”永远都是真的。“永恒真理”指的就是永远真的命题，是永恒精神的一部分，反之就是“偶然真理”。关于二者的关系，莱布尼茨认为，在永恒真理中可以发现偶然真理的理由。
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论证的内容是，由于在毫无因果的相互作用之下，所有的“钟”都保持一致的步调，那么它们一定是被一个独立的外因校正过了。这个论证没有依附于莱布尼茨主张的形而上学，把它视为一个仁慈的论证要更合理一些。
前定和谐说论证的结论是基于经验性前提和经验推理的一般规则得出来的，在形式逻辑上没有毛病，是否认可这个结论要经过细节上的考虑才能决定。与其他论证不同的是，如果这个论证是可靠的，那么它证明了存在的神未必具有形而上学的通常属性，也就是说，那个神未必全知全能。
虽然莱布尼茨解决罪恶问题的办法在逻辑上讲得通，但却不能使人信服。摩尼教徒可以讽刺他说，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现在的世界是最坏的，就连善事都能加重它的罪恶。我认为，比起莱布尼茨的观点，我的这个例子并不显得荒谬。如果不否认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善恶这个事实，那么任何罪恶问题都不存在。
在莱布尼茨的秘传哲学里，有一个关于他的学说的解释，说明了一些显得牵强或玄虚的观点。如果在一开始人们就听说了这个解释，那么他们就更难接受他的那些流俗观点了。1901年或1903年出版的由路易·库图拉编成的两部文集，成了我们了解莱布尼茨秘传哲学而必须依据的原稿。然而，在莱布尼茨死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却没有人建议把它们印出来。
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从“主语和谓语”这个逻辑范畴生成的“实体”概念是个基本概念。有些词语既是主语又是谓语，另外一些词语只能是主语（或与之相关的一个项），这被认为是指实体。只要不被神毁灭，实体就永远存在。
莱布尼茨坚信，逻辑在本门范围和当做形而上学的基础时都很重要。如果当初他发表了对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那么他会成为这门学科的鼻祖，让它提前一个多世纪问世。但是，由于他怀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学说的一些成果是错误的，也由于他不敢相信他崇拜的亚里士多德会出错，所以他就以为是他错了，就没有发表他的成果。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发现一种普遍化的“万能数术”以代替思考。
莱布尼茨哲学的基础是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两个逻辑前提。矛盾律说，分析命题都是真命题。莱布尼茨秘传体系里的充足理由律说，真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他还说明，又由于实体的各个主语发生的事都是它的概念的一部分，所以实体之间不起作用，这是永久决定了的。
对于人类而言，经验和逻辑认识到的两种真理有两方面的区别，一是，如果存在亚当其人，我们可以由概念推知亚当的遭遇，也可以由经验发现他的存在；二是，所有单个实体的概念都极尽复杂之能事，只有神能给它作分析，因为对神而言，这些区别都不存在。所以，即使人类很无知，也不能完全逃脱决定论。
在很多场合下，莱布尼茨把创造世界视为神行使意志的自由行为。这样说来，必须通过神的善良才能决定现实存在什么，促使神创造可能的最好世界的也是神的善良。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为什么有的事物存在而有的事物不存在。在莱布尼茨未公开的手稿里，对此又有不同的见解。按照这个意见所言，尽管不是所有可能的事物都能够存在，但它们都在为存在而奋斗。
在莱布尼茨眼里，指存在量的似乎是“形而上学的完善性”这一词语。他认为，这代表的不过是在严格意义下实际的大小。他否定真空，因为他认为神尽可能多的创造了事物。莱布尼茨有一个普遍信念，即存在胜过不存在，还有人据此教育孩子孝敬父母。他还认为，神的善良的一部分表现，是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丰富的宇宙。这是莱布尼茨的一个很显而易见的观点，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是最大的“共可能者集团”构成了这个现实世界。因此，一个很伟大的逻辑学家完全可以只从逻辑出发而断定某个实体是否存在。这还是不难办到。
在莱布尼茨未公开的思想体系里，可以反映出，他是哲学家利用逻辑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实例。与斯宾诺莎、黑格尔相比，莱布尼茨在依据构句法对现实世界作出推论方面显得更清楚明白。我不愿武断地表态语言能否对非语言的事实作出正确推论，但至少在莱布尼茨和先验哲学家们的著作里是不能的，他们的推论都是在有缺陷的逻辑基础上做出的。
过去的这类哲学家都假定主语、谓语式逻辑，要么忽视“关系”的存在，要么用错误的论证证明不存在“关系”。到了莱布尼茨，又融合进了多元论，但由于一些多元论的命题不属于主语、谓语形式，这就构成了一个极特殊的矛盾。要避免这个矛盾，就要像一元论者一样，相信一切命题都属于主语、谓语这种形式。但莱布尼茨对动力学感兴趣，他排斥一元论。
莱布尼茨枯燥的文笔把德国哲学也影响得迂腐而乏味。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之前，莱布尼茨的学生用沉闷的学究思想称霸着德国的大学，幸而在德国以外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没有多大的影响。然而，在现在看来，莱布尼茨时代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伟大，这一点体现在数学、数理逻辑、哲学和物理学等多个领域。
自由主义哲学
自由主义在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兴起，为研究“政治社会对有创新见解的思想家的观点有何种影响”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一方面，相比于实际事务，更熟悉书本知识的绅士们总是对哲学家的影响估计过高。实际上，哲学家只是碰巧主张了政党肯定要做的事，才赢得了这份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错误，即理论家几乎是对社会发展没任何影响的被动产物。以我之见，真理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中间。但我不准备在这个抽象的问题上浪费精力。我要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从十七世纪末到现在，自由主义及其支派的发展。
带有明显特征的初期自由主义是英国和荷兰的产物，它属于天主教派的新教，维护宗教宽容，认为宗教战争是愚蠢的；它支持商贸和实业，进而倾向于支持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它尤其尊重凭劳动获得财产的权力；它赞成“至少在起始阶段，一切社会都有选择政体的权利”。显然，经财产权调剂过的民主主义是初期自由主义的总体趋向。当时的社会有一种模糊的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后来的不平等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基于此，当时人们很重视后天的教育。当时，国王或贵族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政府，而这些当政者们总是不了解（或者是无视）商人们的需求，因此，社会上充斥着反政府的偏见。
初期自由主义乐观而充满生机，但也不缺乏理性和冷静。它代表着一种不断增强的力量，看上去这种力量会很容易就获得胜利，而且能用胜利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利益。由于中世纪的思想曾被用来认可教会和国王的权力，阻碍科学的发展；因此，但凡是中世纪哲学和政治领域的东西，不论好坏良莠，初期自由主义统统反对；不过，它也反对当时还算是近代的狂热主义。总之，它希望能了结政治和神学领域的斗争。
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充满了开明精神，所有的阶级都蒸蒸日上，最高的愿望似乎也有了实现的保障。然而，这些愿望终究还是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产生了，神圣同盟出现了。这一番折腾之后，自由主义需要歇息片刻，才能再次迎来十九世纪的复苏。
在详细论述之前，应该先考察一下十七至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大体形式。起初，这些形式很简单，后来就变得极其复杂了。按某些广义的说法，整个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在我要讲的意义上，希腊哲学家（指亚里士多德及其前辈）不是个人主义者。亚历山大时代之后，希腊丧失了政治自由，以犬儒派和斯多葛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发展了起来。
斯多葛派说，无论在何种社会状况下，人都可以善良地生活。但在中世纪，包括大部分哲学家在内的人的思绪都受教理、法律和风俗的统一体支配，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善良的，都由宗教会议的智慧决定，个人不得通过独立思考决定。后来，基督新教宣称教务总会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此话一出，这个体系便被破坏了，决定善恶真理成为个人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决定，于是便发生了斗争，主教会议里再也找不到神学的定案了。后来，由于双方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就设法调和这一堆矛盾。初期自由主义就致力于解决这个主要问题。
于此同时，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身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改变了认识的基础，对个人而言，认识的出发点不是整个社会或者他人的存在，而是自己的存在。这种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体现在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上。通常来说，思考方式带有个人主义的大多是科学发现者，如果他依据一般公认的真理标准得出新结论，那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按本质讲，科学领域里个人与社会都是暂时的冲突，大致原因在于，科学家们认可的是同样的标准，因此最终总能达成一致。
在与知识和经济有关的问题上，初期的自由主义都是个人主义，但在情感和伦理方面却不是这样。
逐渐发展起来的另一个运动成了自由主义的宿敌。在这个运动中，个人主义扩张到了过分热情的地步，无政府主义表现得更明显了。但是，不能人人都当领袖或者英雄，也不能人人都尽情舒展个人的意志；因此，如果采用了这种哲学，势必要出现“英雄”独裁的局面。
洛克的著作是最早的关于自由主义哲学的详尽论述。洛克是近代哲学家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在探讨洛克的哲学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些背景。
关于从内战爆发到克伦威尔自立为“护国主”的过程，在当时来看是空前的。在“普莱德大清洗”之后，国会中的多数议员被克伦威尔改造成了唯命是从的胆小鬼。所以，当他索性要取消国会制度时，据称是“狗也没叫一声”。的确，战争的结果，使人们开始藐视宪政形式，觉得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在克伦威尔生前，英国一直实行军事独裁。
在王政复辟时，国王查理二世发誓再也不参与逃亡了，于是，他被迫接受了某种妥协：不要求征收被国会否决的赋税；颁布“人身保护条例”，被剥夺了任意逮捕臣民的权力。也就是说，查理一世的政敌原本提出的限制王权的要求在王政复辟时代大部分得到了满足。
尽管詹姆斯二世打算和非国教会和解，以便能够藐视国会，但由于他执著地信仰旧教，所以他反倒成了国教会派和非国教会派共同的敌人。为了避免在战时征收必要的税务，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先后对西班牙和法国屈膝媚外。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英国人几乎是人人都想除掉詹姆斯二世，但他们也不想再回到内战的年月和克伦威尔独裁的年月。于是，他们酝酿了一场高难度的革命：为了不让破坏势力得逞，革命必须尽快完成；革命之后，国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永久巩固；詹姆斯二世退位，改立一个国王；要保全依赖立法裁决和国会的君主制政体。由于贵族和大企业主团结到了一起，革命在瞬间就完成了。
新国王从他的祖国荷兰带来了商业和神学上的聪明才智。旧教徒和非国教会派虽然依然要接受“信教自由令”的种种限制，但也脱离了实际迫害。英国反对法兰西的政策几乎一直持续到了拿破仑失势。
洛克的认识论
英国1688年革命的倡导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的大部分著作是在革命之后的几年内发表的，这些著作如实地表达了这次革命的精神。其中，《人类理解论》完稿于“光荣革命”的前一年（出版于1690年），《论宽容》的三个书简分别发表于1689年、1690年和1692年，《政府论》出版于1689年，《论教育》刊行于1693年。洛克对政治哲学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他不仅是认识论中经验主义的奠基者，还是哲学自由主义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