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把洛克的分权主义应用得最充分的国家。美国的行政机构总统和立法机构国会彼此是真正完全独立的，而作为司法机构的最高法院又独立于总统和国会以外。尽管看上去最高法院与国会之间也是独立的，但在无形之中，最高法院似乎是作为国会的一个分支存在的。这也有其合理之处，只要最高法院认为不成为法律，它就不是法律。从名义上看，最高法院只有对法律的解释权，但实际上解释权才是更大的权力。这样的话，那些想当然的“法律”受到的指责就少了。
在工业革命之前，洛克的政治哲学基本上都很适用。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它就基本上不适用了，主要表现在越来越无法处理各种重大纠纷。仅就国家而言，各种必要的职权都增强了，国家主义出现了。而反过头来，国家主义又造成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合甚至融合，这时适用的主要竞争手段变成了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个人已经没有洛克赋予的那些权力和正义感了。
现在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组织化，冲突的双方也变成了组织。正如洛克所说，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自然状态。要想享受在政治方面可以得到的恩惠，就要先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一旦建立了这样的社会契约，虽然洛克政治哲学中关于私有财产的那部分不能适用了，但有些部分还能再次沿用。
洛克对后世的影响
洛克时代以来的欧洲主要有两类哲学，第一类是洛克的观点和方法，第二类先后是笛卡尔和康德的观点和方法。尽管康德认为他综合了笛卡尔和洛克的哲学，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康德只继承了笛卡尔一派的传统。若论继承了洛克一派传统的，应该是贝克莱、休谟和法国哲学界的非卢梭派，此外还有边沁、哲学激进者和马克思一派。
在十八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和老朽腐败的君主专制作斗争，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故乡是英国，因此，他们对洛克的政治学说怀有好感。由于休谟曾经在法国生活过，认识一些法国的知识名流，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到来之前，休谟通过他的个人影响，增强了洛克政治学说在法国的影响。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包括贝克莱、休谟在内的信奉洛克哲学的英国人对洛克的政治学说并无兴趣，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局平稳，哲学家不必操心政治。然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不过，起初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纯哲学中的传统思想。直到1781年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新的经验主义方法才逐渐压倒了老的哲学传统。不过，好景并不算好，也不算长。首先，新的经验主义方法没有在德国盛行过；其次，1792年以后，它变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的替罪羊。
这种种迹象表明，康德一类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一时期占有优势。康德不仅是自由主义者，同时还是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这里着重讲一下自由主义。卢梭和康德之后，自由主义分别被人们称作“冷头脑”和“柔心肠”两派。其中，“冷头脑”派最终按照逻辑的阶段发展到了斯大林；而“柔心肠”派同样也按照另一些逻辑的阶段，最终发展到了希特勒。的确，这个过于概括的说法不够准确。
黑格尔辩证法的性质一直贯穿在思想的演进阶段，这种表现是：通过一些看上去很自然的步骤，各种学术发展成了对立的一面。而且，这种朝着对立面的发展不是出自思想的内在活动，而是被外界状况和人的情感的反映左右。在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没有经过这个发展阶段，所以至今还保持着洛克的影子。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哲学上的大陆派和英国派的不同点。首先，比起大陆哲学来，英国哲学带有明显的片段性，即在认可了某个一般原理后，就立即开始检验和证明它的应用性。通过广泛地观察大量事实，洛克（也许是休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与莱布尼茨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建造金字塔似的大厦不同，洛克的“金字塔”建在通过观察得到的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塔尖还是朝上的，比莱布尼茨的大厦平衡稳定得多，即使个别地方出现了裂口也不至于彻底倒塌。康德看到了经验主义的这些优点，并有意吸收。不过，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在上述方法上大陆哲学和英国哲学的不同一直都还存在着。
与方法的差异相关联的有很多种差别。首先是形而上学上的。洛克虽然开创了这个哲学方向，但当时的发展并不充分，一直到休谟时代，这种新哲学的发展才日渐完善。休谟否定形而上学，认为下工夫推理形而上学所处理的题目不会有任何发现。以后的经验主义学派都继承了这种见解，而康德一派则抱有相反的见解。
两派在伦理学方面也有区分。首先，洛克认为快乐就是善，而康德一派有显得比洛克的见解更崇高的伦理体系，例如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就普遍重视权力胜过快乐。总而言之，伦理学被康德摆到了首位，进而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观点。
两派在政治学上的差别通常和伦理学上的差别有连带关系。在发表个人意见时，洛克没有权威主义气派，心态是试探性的，希望通过自由讨论解决任何问题。这导致的结果是，洛克一派最终信仰了逐步的渐进式改革。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们是试探和尝试的，主张就事论事。而康德一派则号召追求大目标，崇尚暴力，以爱好和平为耻。
抱有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人通常视战争为蠢事，洛克学派反对战争，相应地，康德一派大多赞赏战争。在十九世纪时，由于不满于战争妨碍贸易，抱有自私自利动机的资本家和洛克学派走的比较近。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资本家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战争的，事实是，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一向飘忽不定。十八世纪时，资本家支持了英国的大部分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可以赚钱。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资本家又反对战争了。不过，总体来讲，资本家是厌战的。
与自私自利的动机相比，贬斥它的人抱有的动机往往比它更坏。大体上说，倡导开明自利的洛克学派与斥责他们的学派相比，在扩大人类幸福方面的贡献大过在扩大人类灾难方面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忘记工业社会初期的那些惨事，好在它在制度之内得到了缓解。如果拿俄国农奴制、战争的危害和蒙昧主义与这些惨事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些惨事并不惨。
贝克莱
爱尔兰人乔治·贝克莱（1685—1753年）由于持“物质并不存在”的主张而在哲学界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早在22岁时，贝克莱就做了都柏林大学的特别研究员。后来，他怀揣在百慕大群岛建立一所学院的梦想前往美国，但却没有成功。在罗德艾兰住了三年之后，他离开美国回到欧洲。在美国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帝国的路线取道西方”，就因为这一句诗，加利福尼亚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城市。1734年，他担任了克罗因的主教。晚年时，他放弃研究哲学，转而研究他认为有种种神奇药性的焦油水。
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最优秀的著作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写的：写《视觉新论》时，他24岁；写《人类认识原理》时，他25岁；写《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时，他28岁。这以后，他的著作就不是特别重要了。
在《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里，他发表了令他声名远播的否定物质存在的观点。他以为他是在证明一切实在都是属于心的，其实他所证明的也就是我们感知的是种种性质，不是东西。性质是相对于感知者而言的。
贝克莱的观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主题说，我们只是感知到了颜色、声音等性质，并没有感知到物质实体；第二个方面说，所有感知到的都属于心（或在心中）。贝克莱的第一个观点完全可以说服任何人，但第二个方面的观点就有些毛病了，因为“属于心”的说法没有任何定义。贝克莱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以为所有事物必定是物质或心灵的。在哲学领域，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见解。
贝克莱说，我们感知到的只是物质的性质，并不是物质的实体，而且，我们也没有认定“常识认为属于同一个东西的各种性质，一定是在一个与它们都有区别的实体里”这一说法的理由。这时，我们就完全可以接受他的观点。但是我们的接受只是瞬间的和短暂的，因为他后面的观点就要出现毛病了。接下来，贝克莱又说，所有感知到的性质都是属于心（或在心中）的，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这个观点是不同的种类，而且确定性也降低了。这里提到的观点，一部分要证明逻辑必然性，另一部分要比较经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