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着大声地拍着手，惊得那只野鸭抬头振翅飞去。杰里米按下快门，满脸兴奋地说：“我拍到它了。”
父亲拍拍杰里米的肩膀，笑着说：“很好！”
杰里米在父亲的眼睛里并没有发现失望的目光，他看到了自豪、理解和爱意。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孩子。我虽然爱好打猎，但你不一定要有这种爱好。决定不干一件事也需要勇气。”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对杰里米说：“现在，你来教我照相好吗？”
一张音乐唱片
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是值得特别推崇，而是值得永远赞扬。
——卜伽丘
他和弗雷德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是好朋友，也许是弗雷德那双灵巧的手吸引了他。弗雷德善于制作各种东西，他制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那样完美逼真堪称杰作，有时真让他嫉妒。
比如，他无意当中说出他的哪本书破得不像样子了，准备将它扔掉；弗雷德就把那本书拿回家，几天后就能带回一本装裱一新的书。
要是他打碎了一只花瓶，碎得一塌糊涂，弗雷德却能把它重新拼粘起来，甚至专家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他属于那种好高骛远，志大才疏而且异常懒散的人。工作之余（鬼知道这工作多么无聊），唯一感兴趣的是欣赏一段古典音乐，他收集了一大堆唱片。整天从早到晚，他都在想快点回家，听一曲交响乐或协奏曲。
他也试图使弗雷德对音乐感兴趣。当他激情迸发的时候，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的音乐之美。而弗雷德却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壁炉上的那只黑色猴子雕像。我怀疑他什么也没听进去。他说：“我真希望哪一天也能制成那样一件工艺品。”
一个星期六下午，他比往常回家得早。逃离办公室回家是我的一大爱好，这是他唯一动作利索的时候。这天他更是超出以往的速度，因为他刚买到一张新唱片，是舒曼的钢琴协奏曲。
他简直迫不及待了。
当他听完两遍的时候，弗雷德来了，也许是音乐的魔力，他比以前更高兴见到他，他激动地跟他谈起这张唱片。弗雷德它是多么应该听一听。他一声不吭，坐稳后却问他把那只小黑猴子弄到哪儿去了。他不耐烦地说佣人不小心碰到地上摔碎了，他早把它扔了。弗雷德大叫：“太可惜了！”
他不理会弗雷德，重新把唱片放上，命令他好好听音乐。他确信他肯定会喜欢。等他端着茶水从厨房里回来的时候，第二乐章刚刚开始，他立刻随着唱片大声唱了起来。等他唱完之后，才突然想起他让弗雷德听的是舒曼的钢琴协奏曲，而不是他自己的伴唱。
他回头看看弗雷德，把茶杯递给他，猛然发现他的表情有些异常，眼睛里闪着一种好奇的光芒，好像刚刚意识到了什么，甚至有一会儿他竟咧嘴笑了。天呐，他终于在听音乐啦！
等他把茶盘送到厨房再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竟然捧着那张唱片。如此娇贵的东西被他那双又大又粗糙的手抚弄着，他真想告诉他小心别弄坏了唱片，可心里太高兴了，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你喜欢吗？”他急切地问。
“噢，是的……是的……”
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占据了他的心头，竟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弗雷德又惊又喜，“真的？给我唱片？不，不，我不能要……”
“拿去吧！”他慷慨地说。
“太谢谢你了。”弗雷德兴奋地走了。
几天后，弗雷德来了，胳膊下面夹着个盒子。他笑嘻嘻地把那盒子递给他，神秘地说道：“一件小礼物。”
他把盒子打开，惊讶地看到了那只被他摔碎并扔掉了的小黑猴子。一模一样。
“这是你自己制作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正是。”弗雷德开心地笑了。
“怎么作的？”我问。
“噢，非常容易，”弗雷德说，“我从一本杂志上得到的启发，只要把一张唱片熔化，就可以塑造出你想要的任何形状的东西！”
母亲的鞭策
人类最美的东西之一就是母爱，这是无私的爱，道德与之相形见绌。
——哈伯德
罗素·贝克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在他的心中，她仍然活着，甚至还会在天未亮时就把他弄醒，对他说：“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半途而废。”
罗素·贝克这辈子不知听她说过多少次这句话。就是现在，他躲在被窝里，在黑暗中慢慢醒过来，也能感到她在气冲冲地教训他这个只想重回梦乡而不想去面对新的一天的人。
罗素·贝克默默地抗议：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已经取得一些成就，我有权迟些起床。
“罗素，你跟瘪三没有两样，都是不思进取。”
从罗素·贝克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起，母亲就不断的用这些话来鞭策他。
“小伙子，要有点志气！”
“有时候，你的表现使我觉得就是一枪把你轰掉也只是浪费子弹。”
母亲的表兄艾文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足迹遍及欧洲各国。母亲常常以艾文为例，说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也可以有成就。
“艾文不比别人聪明，但你看看他今天的成就。”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在罗素·贝克的耳边重复。她想告诉他，要做到像艾文那样并不需要很聪明，攀上高位的方法便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母亲看到罗素·贝克可能在文字方面有点天分时，便开始对他加以栽培。那时他们虽然非常贫困，但母亲仍然给他订购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选》。
1947年，罗素·贝克从约翰霍金斯大学毕业。知道巴尔的摩市的《太阳报》在招聘一名采访犯罪新闻的记者。罗素·贝克有两三位同学同时申请了这份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挑中了罗素·贝克。这份工作的周薪仅为30美元，罗素·贝克向母亲抱怨，说这么低的薪水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实在是侮辱。但她丝毫没有同情罗素·贝克。
“如果你肯努力工作，”她说，“也许就可以做出点成绩来。到时，他们自然会给你加薪。”
7年后《太阳报》调罗素·贝克去来写白宫新闻。罗素·贝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母亲，期望见到她喜悦的神情。其实，罗素·贝克应该早就知道母亲的反应会是怎样。
“罗素，”她说，“如果你肯努力干白宫记者这份工作，也许就能取得点成就。”
母亲要罗素·贝克走的路就是不断努力向上，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成就而自满。停下来沾沾自喜的人很快便会跌下来。一个人即使已登上顶峰，也仍要自强不息。“攀得越高，跌得越重”这是她最喜欢的格言之一。
最后，罗素·贝克通过不懈的努力，得到了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替《纽约时报》撰写专栏。罗素·贝克的专栏荣获了很多的奖，包括1979年的普利策奖。但是，母亲永远无法知道了，在一年前她的脑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需要住进疗养院，从此不知不觉，脱离了现实生活。
罗素·贝克只能够猜测母亲在知道他获得普利策奖时的反应。罗素·贝克相信她一定会说：“好极了，小伙子。这证明只要你埋头苦干，努力不懈，终有一天会干出点成绩来的。”
如今，罗素·贝克不断用母亲的格言教育子女，希望把上一代的遗志一代代传下去，使先人们虽死犹生。
患难之交
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嘴上，他们并不为了友谊而互相要求一点什么，而是彼此为对方办一切办得到的事。
——别林斯基
乘救护飞机从菲律宾起飞的航程真是累得人精疲力竭。柯林斯他们先是在日本、然后在阿拉斯加、再在伊利诺伊等各空军基地停留，直至最后降落在首都华盛顿。
柯林斯从华盛顿给住在纽约白原的亲属打了电话。他知道，明天他就要被送往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然后，于1967年的7月4日的周末再被送到费城郊外的溪谷福治总医院。
就在柯林斯挂断电话之前，他对母亲说：“妈妈，你最好给迪基打个电话。”他会给柯林斯的朋友传话，告诉他们柯林斯已经从越南回国，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会负起责任的。俩人是在幼年童子军相识的，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从那以后他们就总是顶牛。他至今还说，那是六年级的事。第二天，柯林斯母亲和两个姐妹到迪克斯堡医院来探望他，这是他们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见面。柯林斯的样子惨不忍睹：体重只剩下102磅，幸存下来的那条腿上也有许多大伤口，双眼深陷进眼窝里，全身插满了管子。总之，柯林斯再也不是他们第二次去越南前所见到的那个身高6.2英尺、体重180磅、头戴绿色贝雷的柯林斯了。
在柯林斯的家人离开之后，他的房间挤满了迪克·埃利希以及由他集拢来的几位朋友。即使柯林斯当时的外貌使他感到震惊，他也没有流露出来。一年后他告诉柯林斯：“你当时看上去就像是被单上的一条卷纹，真是太瘦小了。”柯林斯所能记住的，只是当他腋下夹着装有六个瓶装食品的纸匣大步流星跨过门口时，柯林斯的泪水禁不住直往下淌。当他们准备离去时，柯林斯的一位朋友牛蒂说：“你得准备好过劳动节，我们要把你带到长岛的家里。”对于柯林斯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事，当时他只希望能把他的疼痛止住。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只要有可能，迪克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医院看望柯林斯，这段路程要花掉他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其他朋友也常来。他每个星期都给柯林斯打电话。他想象不到，在柯林斯的家人和熟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之后，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对柯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要他在那里，那就意味着比什么都重要。劳动节到来时，柯林斯的朋友们按原定计划要柯林斯和他们一起去度周末。柯林斯吓坏了，他必须要离开医院这个安全地带了。于是柯林斯开始编造各种借口，但是他们来了，非要把他带走。
周末过得很愉快，看来生活还不是完全糟糕。柯林斯甚至鼓起勇气叫迪克替他把腿部残肢上的敷料换掉。他并没有畏缩。柯林斯怀疑，如果换了他自己，他是否也能为他这样做。
迪克开车把柯林斯送回医院。劳动节那天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前。柯林斯态度强硬起来，迪克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偏执，只是说：“想吃点什么吗？我饿坏了，开车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不饿，”柯林斯答道，“我在车里等你好了。”
他把手放在柯林斯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柯林斯的眼睛。“瞧，尽管我痛恨那场战争，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好了，让我们试试吧。你单脚跳着坐到轮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厅的座位前，你再从轮椅里跳出来，坐下，然后我们就吃东西，好吗？如果这令你感到难受，我们离开就是了。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事情不会弄到你想象中那样糟的，不会完全是那样的。”
事实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情况真的不是那么糟糕。这对柯林斯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礼，是第一次跳伞，第一次交火，柯林斯没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柯林斯依旧在医院里进行治疗，但他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柯林斯已经重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柯林斯努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迪克还记得，在他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柯林斯是多么喜爱作冲浪运动，所以他问柯林斯：“想冲浪吗？”
“不，我想，看看书就行了。”
“冲浪会令你心烦吗？”他问道。
“那么，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冲浪了。”
柯林斯拿掉他的假臂和假腿，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单脚跳进浪涛中。柯林斯一往无前。
就在那一年柯林斯迁到加利福尼亚读大学，然后又进了法学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当有什么事令他“心烦”时，他都像那次冲浪一样，决不退缩。他学会了滑雪，还学会了跳降落伞，并用了三个夏季环游世界。
从1979年至1981年，柯林斯经管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那是为18到23岁的青年人作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训练”结束时，柯林斯总是问那些队员，他们是否看过《猎鹿人》，那些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全部认为，那是一部与越南有关的电影。而柯林斯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不对，那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犹豫地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电影。”
37年前柯林斯遇上了他的猎鹿人。
谢谢了，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