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模式最大的秘密，即信息不对称，即自然产生信息不对称或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理论上，信息一旦对称,“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和效益，从历史上看,美国依靠其战争边际成本的“差价”掘得第一桶金。当美国国防预算处于最佳规模时，边际安全效益，即因多花费的那部分军费开支而得到的额外安全，等于边际机会成本，也就是由于军费开支在未挪作他用的情况下而损失的收益……边际成本也是追加成本，所以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的战争边际成本与阿富汗战争总成本不一样……
1.世界唯一一个投原子弹的国家
2007年4月的一天，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一件惊动世界的枪击案，一位23岁的韩国学生，持枪射杀了32人，后饮弹自尽，而类似的枪击事件，在美国频频发生。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及酒、烟和火器局统计显示，美国3．09亿人口拥有近2．5亿支枪，大部分拥有枪支的人都有1支以上。美国人每年购买70亿发子弹，2008年上升到90亿发。美国法律允许飞机乘客经过申报后携带未装弹药的武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2008年，美国共有14180人死于枪杀案。罪犯在谋杀案、抢劫案和恶性攻击案中使用枪支等武器的分别占66．9％、43．5％和21．4％。建国以来，美国43任总统中已有8位总统先后遭遇枪击。其中最著名的是林肯、肯尼迪和里根遇刺案。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遭遇枪击身亡的。枪支是保护生命还是伤害生命，对于美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争议的话题。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康恩曾指出：“枪支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整个美国史就是一部枪战史。从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用枪对付印第安人。从独立战争到建国，美国精神都体现在枪支上。在美国人“开拓新边疆”的历史过程中，美国殖民者用枪与野兽搏斗和获取食物，抵御匪徒劫掠。美国人对枪有着特殊感情，崇尚暴力是美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以暴制暴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旋律。这种暴力文化思维扩展至美国的政治外交。当美国在采用外交手段不能解决国际争端时，就会单边诉诸武力，诸多战争就是活生生的案例。在美国，军火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据资料显示，美国有近17万家枪械专卖店，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枪支买卖的军火商约有30万人，估计每年的交易量在300~500万支之间，军火商每年从枪支买卖中牟取了巨额利润。
关于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总自以为是一个温和的、宽容的、仁慈的民族，一个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统治的民族……然而，这绝不是我们传统中唯一的气质。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视我们国家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欲望。它源于我们历史上社会制度中的黑暗和紧张关系。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屠杀印第安人并奴役黑人。毫无疑问，过去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手持《圣经》和祷告书，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使命。
在它的深处，在它的传统中、社会体制中、条件反射中和灵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暴力倾向……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指责：我们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在这10年间我们杀死了3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国理想主义的杰出领导人。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过去3年来一直在从事一场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关系的战争来毁灭另一半球的一个弱小国家。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世界上许多人怀疑对美国最真诚的朋友和学者丹尼斯·布罗根先生的结论中有其内在的联系：“在国内凶杀成性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投原子弹的国家。我们能肯定这是偶然的吗？”我们是一个最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暴行到现在还没有唤醒我们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们在道德上自以为始终准确无误的超然信念。
2.战争红利，以战养战
通常在一般的民众眼里，战争带来的是地区经济的创伤和物质财富的集中毁灭。然而在一些利益集团的决策人物看来，战争就是天赐般的发财良机。
战争模式最大的秘密，即信息不对称，即自然产生信息不对称或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理论上，信息一旦对称，“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和效益，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强权大多是依靠其战争边际成本的“差价”掘得第一桶金。当美国国防预算处于最佳规模时，边际安全效益，即因多花费的那部分军费开支而得到的额外安全，等于边际机会成本，也就是由于军费开支在未挪作他用的情况下而损失的收益……
美国的战争评估非常重视边际分析，如果战争没有红利，战争不可能发生。经济学有个重要原理，投入大，受益也大。战争的投入很大，成本很高，红利也大得惊人。当国防预算处于最佳规模时，边际安全效益，即因多花费的那部分军费开支而得到的额外安全等于边际机会成本，也就是由于军费开支在未挪作他用的情况下而损失的收益，例如，较低的税收或者政府在医保或教育上投入更多一些等。机会成本是指为实现某一目的而使用的资源不能用于实现其他目的，努力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边际成本也是追加成本，所以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战争边际成本与伊拉克战争总成本不一样，因为战争中使用的大部分军队和装备都还在，即使是伊拉克消失了，这些东西也照样存在。这样，边际成本就成了额外费用，如果不打伊拉克战争，这笔费用就会花不出去。
美国有所谓正义战争（Just War）和非正义战争（Unjust War）之分，而在二战后美国所参与的战争中，极少能见到“正义”……说到底，美国的所有战争，都与“钱”有关，为“钱”而战。这个“钱”就是美元。
从战争史看，开疆拓土无疑是最大的红利。它使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空前扩大，确保了传宗接代、子孙繁衍所需的土地和资源。就现代社会而言，开疆拓土已经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交通发达了，经济全球化了，商品资本的流通突破了领土边界，边界的作用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战争的红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在1913年到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曾以“自由”、“正义”、“民主”之名，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战后，他比较直率地说，“我的同胞们，难道有哪位先生或女士，呃，难道有哪位孩子，还不明白当今世界上战争的起因就是工商业的竞争吗？”在1913年，威尔逊更坦率地说，“假如你们到华盛顿去设法同你们的政府联系，尽管那里的官员彬彬有礼地倾听你们说话，但你们总会发现，他们实际上的顾问是那些有着最大利害关系的人……大银行家、大制造商、商业巨头……美国政府的主宰者就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和企业主。”威尔逊也承认“美国政府的主宰者就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和企业主”。威尔逊实际承认，美国财团才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的老板，美国财团才是美国的最高领袖。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不过是为美国财团服务的工具。而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66年11月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1967年1月1日任职典礼开始前，里根夫妇先去出席了有许多企业家参加的晚餐会。里根举起酒杯，向这些企业家献上祝酒词：“我的政府坚决听命于企业。”里根这句话，表明了美国垄断资本才是美国真正统治者。
历史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一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中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其次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
由此可见，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与经济相联系的，胜利往往最终属于经济实力强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方。同时，国力竞争也难以忽略地缘环境的影响，地缘环境的差异会引起国力竞争地位的变换。近现代的国家竞争史表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一国的作用不可轻视。地理环境因素不仅对一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国力壮大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一国在多边或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就像近代英法较量中法国处处落败，居于下风的原因：即地缘环境使得法国难以称霸欧洲。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只是为利益服务的一种极端手段，说得直接点就是利益上的延伸。国家战争的直接原因，通常的场景是，国家与国家间对利益的争夺，包括权利或物利，当争夺变得极为紧张，双方不再能和平地分配利益时，战争就发生了。而战争的特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战争成为一种为利益服务的一种极端手段，说得直接点就是经济上的延伸。战争根植于人类的基因当中，既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又带来破坏与毁灭性的灾难，即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
2010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接受一次专访时认为，目前美国的政治瘫痪使政府仅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只有诸如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样的有强烈影响的外因震动——有点类似于克鲁格曼所称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闻名的协调的财政扩张”——可能足以打破循环。“我不认为我们即将对任何人发动一场战争，”费尔德斯坦说，“但是保罗·克鲁格曼是正确的。那是把我们从能与这次衰退相比的上一次衰退即大萧条解救出来的财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