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战争也被认为是一种商贸投资。众所周知，现代高技术武器价格昂贵。一艘航母40多亿美元，伊战中美国步兵的一套行头也高达5万美元。在近年来的历次局部战争中，背后都有美国利益集团的影子，如两伊战争中交战双方在很多作战区域居然使用同一家军火商的武器来打击对方，在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中，同样如此。当时类似的行为就被人称之为“战争贩子”。由于恐怖分子率先制造了“9·11”事件，使得美国的报复变得好像合情合理。然而这场战争同样体现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意志，也就是说除了报复因素以外，经济因素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利益集团，就是指那些在战争中反而能获得发展的财团和寡头。从行业来说，积极鼓动发起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利益集团主要集中在军火、保险、石油、化工、重工业等领域，它们的股票在战争开始后不跌反涨。
据统计，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发起针对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营地的头一天军事行动中，就动用了21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对阿富汗境内的30个目标进行了三轮攻击。对军火商们来说，导弹只要发射出去就已经实现了愿望。数据显示，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价格在100万美元以上，第一天的军事打击行动仅导弹就耗费2.1亿美元，平均每个阿富汗境内的作战目标要摊到7枚导弹。由于受到塔利班顽强抵抗。接下的几年，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继续猛烈攻击，目标继续扩大。巨额的军火很干脆地消耗掉了，有消耗就有补充，订单也随时下达。同时，美国保险业也渴望在战争中补充点元气，以弥补在“9·11”事件中的重大损失。
根据纽约清算委员会的统计，美国保险业按原有契约必须赔偿客户的损失累计高达370亿美元，这对保险商们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它超过了全美保险业的年度利润。如果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不少保险公司就会陷入破产境地。因此，保险业一方面寄希望于政府的特别拨款保护，即享受类似航空业的待遇，另一方面希望利用战争机遇来增加自己的保费收入。保费收入的增加来自于战争状态中的军人和担心恐怖分子再报复的大多数居民。如根据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行动新方案，参与打击塔利班军事作战行动的西方士兵将达到10万人左右的规模。按每个士兵国家拨付10万美元保险金计，这笔因战争而派生出来的保费收入就达到了100亿美元。城市平民也增强了对各种保险险种的需求，而保险公司趁机再以战争的巨大风险为由，上涨保险费用以期夺回一部分前期损失。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花样翻出，如海洋运输保险也会给保险公司带来新增收入。
军火和保险只是发战争财的两个突出案例，石油、化工、重工等财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益。战争拖得越久其收入也就越稳定，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行动能够分阶段地进行，以便他们可以不断地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中东是美国军火最大的出口地，只有控制石油才能控制美元的内在价值。要控制石油，必须控制中东，要控制中东，必须分裂中东，要分裂中东，就得挑动战争。永无宁日的中东成为美国既控制石油又出口武器的平台。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况下，美国又以反恐为借口，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制造伊朗危机，甚至挑动俄格冲突。这样，发动战争——出口武器——控制石油——创造美元内在价值的完美的“投资银行”组合，从而保证美国政府背后的石油和军火大亨超额利益的同时，实现了“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多层掠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几十年来，美国的霸权或主导地位依赖于两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美元作为世界存储货币的地位。1971年华盛顿单方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之后，将石油和大多数硬通货用美元定价对保持美国资本的主导地位起了重大作用。石油和商品美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华尔街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支撑，特别是它们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压倒性控制，这项生意每年涉及数百万亿名义美元。美国霸权地位的第二个支柱是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这种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尤为明显。这种主导地位与联系紧密的华盛顿内外的政治智库密切相关，也与几个全球巨型军火商有关。这些军火承包商对美国政党的经费支持可谓一本万利——以此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美国没有对世界贸易和资源的控制，也就不会有美国世纪的形成和出现。战争和战争之后的所谓经济援助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兴奋剂，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美国正是通过战争大发战争横财，为此有学者把美国经济称为战争经济学。战争一方面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另一方面战争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有效利用了战争推进科技进步，全面提升国民经济。通过把“市场运行机制”作为纽带和催化剂，使战争、武器、技术和国民经济互动，构成战争驱动链。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安全委员会（ASC）很少为人所知。这个组织对美国历史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有重大影响，只是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自二战结束以来，它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对外政策或国家安全计划中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每年的八国首脑会议，总有人聚集在会议举行地，举行反对全球化和战争的示威活动。这种集会成了会议组织者的梦魇。示威者谴责“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抗议者同时也意识到“全球化”与“战争”的密切关系。
4.被私有化的“军事机器”
在美国“9·11”事件之后的几次战争中，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是军事外包和民营化。从布什政府上台开始，五角大楼就充斥了一批军事理论家(如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费斯、扎勒梅·哈利勒扎德、斯蒂芬·坎姆伯恩)和来自大公司(特别是大军火公司)的前任高级经理，如前国防部副部长奥尔德里奇(来自宇航公司)、前陆军部长怀特(来自安然公司)、前海军部长英格兰(来自通用动力公司)、前空军部长罗奇(来自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这些来自民间的五角大楼新领导层一上台就有两个主要目标：在战略性国家实施政权更迭，并实施美国军事史上最彻底的民营化和外包业务，这等于是军事领域的一场革命。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士兵的起点高，则战斗力的生成起点就高，杀伤力大，美国是个讲求专业化的国家，实行职业化军队，全募兵役制。其职业化的特点非常明确，即军人的专职即是作战。在职业化的军队中，美军服役期普遍比较长。士兵服役根据与美国军方签订的合同，分别为3年、6年、9年、12年、15年。在陆、海、空军的服役合同中，最长的服役期一般为22年，个别的可达35年。据统计，美国士兵服役6年以上者占80％。服役12年以上者占40％。
军队职业化有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由于士兵服役时间长，可以使基础训练延长至4个月甚至一年，从而让士兵掌握更多的技术战术技能。在职业化的军人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志愿服役者，这就给统一管理带来了很大便利。而且，同一批士兵长期在一支部（分）队中服役，降低了士兵的流动量，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美军军官的工资比政府同级公务员一般高出5％，士兵的工资比地方相应的“蓝领工人”高出5％~10％。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工资几乎每年都有增长。除此之外，军人还有较大数额的各种补贴。这种补贴可以占其工资的40％~60％。即使退役之后，这些职业化军人也大多能得到较好的生活待遇和妥善的安置。
在美国，“私人军队”已经开始在最基本的作战人员中慢慢地“置换”美国军队的功能，这些私人军队工资非常高，“私人雇佣军”有着自己的指挥系统，做着各种美国政府军的“工作”，开着直升机，架着轻重武器，听命于“金钱”的指挥，执行着各种应该由美国军队执行的战斗任务。
美国政府一边进行“节约开支为目的裁军”，一边又把大量军事任务交由雇佣费用昂贵的私有“雇佣军”。在大量美国军队职能向私人雇佣军转移的同时，却依然由美国各阶层的税收共同支付账单。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背后，就是美国军队私有化现象。
当正式战斗打响前的美军部队集结开始时，五角大楼即让私人承包商正式参与进来。当美国政府表面上寻求外交解决时，实际上它已经催促哈里伯顿公司开始它自己历史上最大的承包行动。当美国坦克在2003年3月开进巴格达时，它们带来了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支私人承包商大军。到拉姆斯菲尔德任期结束时，据估计，伊拉克已有10万名私人承包人员，与美军现役人员的比例几乎达到1∶1。颇令美国军事工业满意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下台前还走了不同寻常的一步棋：将私人承包商列为美国战争机器的正式成员。
美国的私营军事公司黑水（PMC）已成为完全目无法纪和犯罪的象征，而这种风气也正弥漫着美国战争机器的私有化一派。该公司的安保人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枪杀了许多平民，这支私人军队正饱受抨击。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么多法律行动，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行动能对该公司造成严重打击。在伊拉克人宣布黑水公司将被赶出伊拉克后，该公司继续在伊拉克运营了两年。
在美国，相关安全承包商的企业有两类，一类是私营保安公司（PSC），另一类是私营军事公司（PMC）。私营保安公司（PSC）提供武装和非武装的保安相关服务，许多PSC的业务不光在战乱地区，即使在不打仗的地方也承包了不少安全保卫工作。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发射的安全保护工作就是由PSC承包的，有些PSC甚至能承包军方的安全保卫工作，例如美国三角洲部队在美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军事基地北卡罗来纳州布雷登堡，早期其在布拉格堡基地的保安是承包给私营公司的。
PMC是两个词的共同缩写，一个是私营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另一个是私营军事承包商（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前者是指企业，后者既可以指企业，也可以指这些企业内的员工个人。PMC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国家防务、军事训练和安全保卫等工作。所以PMC公司不仅有上得了台面的保安业务，也可能有不曝光的军事行动。在PMC公司里面的一些雇员，可能在某个刚刚平息战乱的地区替联合国粮食救援处、红十字会或其他类似的国际救援组织提供安全保卫；但其另一些雇员却可能同时在另一个战乱地区秘密地充当某支武装团伙的军事教官、战略顾问、战术指导、战场指挥甚至直接参与战斗。
由于美国的私营军事公司（PMC）确实会替美国政府到那些五角大楼不方便或不愿意出现的地点，完成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军事和外交影响力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