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4日，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开始了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巨幅升息，利率上升到3.25％，紧接着在1994年年底升高到5.5％，到1995年2月1日，美国联邦利率达到6％。随着大量美元贷款到期和获利资本的流失，以及美国利率的上调和美元走强，促使了大量美元投资回流到美国，美国养老基金约40亿美元的撤退成了压倒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4年12月9日，新总统塞迪略宣誓就职19天后，墨西哥新政府想扭转比索过高的汇率、连年巨额逆差、资金大量外流、国际货币急剧下降等被动局面，突然宣布自12月20日起，比索一次贬值超过15%。第二天，墨西哥政府宣布，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实施比索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导致比索汇率失控，三天内贬值超过60%以上，外汇储备由当初的180亿美元，剧减至54亿美元。该国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猛降6.9%，通货膨胀率高达50％，工资购买力丧失55％，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
墨西哥比索危机，深刻地说明了美国的美元强弱走势和利率变化，对资本开放国家的经济体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和后果，同时也说明了美元汇率武器的无可匹敌。
危机发生后，为了防止因经济崩溃造成的墨西哥移民潮拖累美国西南部经济，为了防止美国扶持的新总统垮台，也是出于维护新近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需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开始了史上最大的救援行动，时值克林顿政府鲁宾财政部长当家。
出人意料的是，鲁宾提出的400亿美元的救援方案被国会否决，而且79％的民意反对美国协助墨西哥。
和1983年一样，墨西哥的比索危机，使美国华尔街的许多银行都深陷其中，而鲁宾就是来自华尔街高盛集团的财政部长。最后在被娱为“华尔街马仔”的克林顿总统的支持下，鲁宾绕过国会，动用了用于稳定美元的美国联邦汇兑稳定基金200亿美元做担保，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100多亿，世界银行和美洲银行合作银行提供30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提供78亿美元，其他拉美国家10亿美元等，总共约5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化解了这次危机。
格林斯潘事后说，“当比索的信心又恢复时，这些钱就还回来了——事实上美国在这个案子上还赚了5亿美元”。
500亿美元，相当于1993年整个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额。美国为什么斥令下这么大的赌注去救墨西哥？
除了上面说的几种考虑外，美元的战略家们意识到墨西哥比索危机有可能演变为整个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导致其主导和推行的拉美“新兴金融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这杆大旗倒下。
墨西哥的一些评论指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毫不掩饰它们要将美洲大陆纳入美国轨道的企图，但它们制作的经济和政治外衣，没有一件适合于拉美地区，除了给拉美人民制造一次次痛苦之外，别无他用。
3.“沉沦”阿根廷
当夜色降临时，贫穷的阿根廷人开始在饭馆外寻找垃圾袋，进行认真的“扒饭”工作，为全家准备晚餐。这是美国《商业周刊》在2010年7月的一段描述。学者格瑞·史密斯提出了“失去的十年”的说法，这10年正是美国掌控拉美经济的10年。
对于经济下滑，阿根廷人有着切肤之痛。1999年之前，阿根廷的人均年收入将近9000美元，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3年后，却已掉到2500美元，整个社会急剧贫困化，不仅赤贫者陷入饥荒，中产阶级也受到沉重打击，很多中产人士一夜之间便失去了终生积蓄，跌落贫民阶层。这一危机不仅仅为阿根廷所有，许多拉美国家都蕴含着类似阿根廷的现实和潜在的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阿根廷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字，70年代初，阿根廷还是拉美国家中社会公平方面最好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1974年的基尼系数为0.345。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20%高收入的富人与20%低收入的穷人相比，两者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之差约为6倍。这两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的水平都相差无几。那时的阿根廷人常常自夸阿根廷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
阿根廷曾经是全球第八大、最富有的经济强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阿根廷还曾被视为新兴工业国家的代表，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树立为“现代化样板”。
1990年美国一手策划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要求它们全面开放货物与资本市场，放松外汇管制。也正是从那时起，阿根廷便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在美国和IMF的鼓励下，阿根廷盲目接受了美国推荐的经济模式，实施了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1991年起，阿根廷政府为了一劳永逸地根治通货膨胀的祸根，决定将新发行的国币比索挂靠美元，并将汇率严格定在1∶1。更致命的是，由于同美元挂钩，阿根廷货币就无法真正反映阿根廷国内的经济状况，阿根廷出口商发现自己的顾客越来越少，而外资也越来越不看好阿根廷的经济。
美元成了比索，阿根廷的货币利率实际上是由美国而不是阿根廷自己掌握。为了表现“西化”和全球化的决心，在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执政的10年间，阿根廷几乎是“无条件”地开放本国市场，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实行巨额赤字的“积极财政政策”，这虽然使阿根廷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但却为危机埋下了祸种。
照搬美国开出的经济改革药方，新自由主义者竭力宣称，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后，重组过于庞大、过多干涉、经济上无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增长，民众阶层将会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所谓的“滴漏效应”，脱离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状况；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在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进入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行列。实际上，在拉美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的财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20倍还多。
美国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向拉美国家大量输出美元资本，而一旦获利资本回流，就引发连续的金融动荡。按照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的计算，1982~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等于该地区1/3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些流出国境的资源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1990年代末，阿根廷基尼系数达到0.47，2002年上升到0.56；而20%高收入富人与20%低收入穷人之间的差别达到13倍至15倍。在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大批失业工人丧失生存手段。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被誉为南美巴黎的大都市里，有数万穷人流落街头，有的乞讨，有的拾荒为生。更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加入各种犯罪组织，盗窃抢劫绑架，甚至杀人放火。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产阶级贫困化，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在过去10年沦为贫困人口。许多本来衣食无忧的退休老人，因为过低的养老金多年不提高，又无其他收入来源，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存，只好到社会团体举办的救济食堂吃些简单的饭食。
受危机影响，阿根廷股市几度崩盘，国内消费下降13.4%，投资下降37%，数百亿美元资金外流。危机使这个最富裕的南美国家陷入空前的历史大倒退。通货膨胀率达41%，失业率最高时达22.5%，半失业率18.6%，即近一半人口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贫困率达到55%，全国一半人口，即约2000万人陷入贫困化状态。在阿根廷2001年底的抗议浪潮中，每天上街的人数多达数万至数十万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强烈反对这个国家实行了约10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反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2002年阿根廷危机爆发，标志着这个地区实施了1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多数拉美国家开始反思。经济渐渐开始复苏。
一方面是经济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一方面是现代化有所进展，另一方面是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专家们所说的“拉美陷阱”。
在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美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但是，该地区来自直接融资FDI的收入并不意味着货币流量的增加。
截至1998年，超过40%的FDI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主要还是流向跨国公司。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所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
统计资料显示，结构调整导致失业率升高，社会不安全感增大。从1980~2003年的20多年里，拉美国家失业率长期上升。债务危机中的1983年失业水平上升了84%，墨西哥比索贬值后的1996年达到了最高值79%，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又达到了更高值89%。
从同一角度来比较，平均失业率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了极高的92%、93%和107%。甚至在该地区经济增速达到55%的2004年，失业率也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下降了10%。
以巴西为例，据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同时，在1997年，巴西进入了偿还内债的高峰期，政府不断地从国内外市场上借入新债偿还旧债。这一方面加大了国内货币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外汇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1998年，资本的流入发生了逆转，国外资本开始逃离巴西市场，终于导致巴西在200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正如阿根廷学者阿蒂里奥·博隆所说，疯狂的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为建立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美国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