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今天我们英语课上还教了Seeing is believing。如果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可取的，那眼见为实对不对呢？”
“也未必是正确的。聪明的人不会完全依赖眼睛，而是依靠逻辑来判断真理。”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袁观潮拿出一枚硬币：“你看，这是一块钱。我把它放在手心里，你向它吹口气。”
袁得鱼将信将疑地吹了一口气。
“现在，它不在我手里了，你相信吗？”
“怎么可能？我刚才看到你拿在手里的。”袁得鱼笑了一下，使劲掰开爸爸的手。
果然，手心里的硬币不见了。袁得鱼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再看看，这枚硬币在哪里？”
“啊！”袁得鱼惊叫起来，硬币又回到了爸爸手里。
“这下你还相信眼见为实吗？”
“这……”
“只有逻辑是可信的，一套正确的逻辑判断，要比眼睛可信上百倍。”
“那怎样才能有逻辑呢？”
“逻辑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种能力，但超强的逻辑可能就是爱迪生说的1%的灵感了。你以后会知道，超强的逻辑对于一个非凡的投资人，将是多么重要。”
……
接着梦境开始比现实还要现实。爸爸正温柔地冲他笑着，突然就直挺挺地坠入铁轨，而火车正好呼啸而过，轰隆直响，卷起一阵狂风。铁轨下方，也不再是石块与枕木，而是一道沟壑，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从底下冒出嗖嗖的冷风，像要把人吸进去。他看到一块块肉体朝他奔涌而来，形状与白天自己见过的一样，被切断的，沾满血的，断成一截一截的……
火车不知怎的又掉过头来，对袁得鱼开了过来。袁得鱼毫无畏惧地冲上前去，他感到晕眩，周遭场景开始变得不真实……他咳嗽着醒来，浑身发抖，真切地认识到，父亲已经被强大的火车黑洞带走了。
5月29日，震彻资本市场的帝王医药事件，伴随着袁观潮的死亡，被烙下了一个永久悲情的印记。
接下来的几天，黑云压城，大雨不绝。
袁观潮的死亡，轰动了整个上海滩，袁观潮似乎直接成为帝王医药股价操纵案的罪人。袁得鱼也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但是他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可怜，只是从报纸上学会了一个比倾家荡产更悲惨的词—家毁人亡。
葬礼前的一个深夜，袁得鱼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事故那天，那个被袁得鱼一拳打在脸上的法医。
法医在电话里幽幽的声音袁得鱼听得有些毛骨悚然，因为他的声音像是一直在发抖，仿佛在害怕什么东西。
他们约在静安寺旁胶州路与愚园路拐角的一个小咖啡馆，这家店生意并不是很好，晚上9点多，只有三两个年轻人坐在里面，或许这也是法医到这家的原因。
法医从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手表、一枚戒指和几张纸币，塑料袋上有些明显的血迹。
袁得鱼诧异地接过来，没错，这些物品都是他爸爸的。
“我并不是要把这些都给你，你试着把手表后盖打开……”法医提醒他，玻璃镜片后面的眼睛存有几分善意。
袁得鱼发现，手表后盖仿佛是双层的，他将外面的盖子使劲掰开，从里面掉落出一张叠得很小的纸。
袁得鱼诧异地望着法医，法医点点头：“大概出于职业习惯，我发现了这些，我想起最近报纸上的几件事，觉得一定得告诉你。你不用担心我的动机，因为，曾经我也是受害者，不然我也不会选择做这行……”法医说的时候，眼睛发亮，“这些东西，警方会通过合法的形式，交到你手上。不过，我担心流程一多，你就不一定能发现手表的秘密。我是说，这个秘密，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会被消化掉了。”
“谢谢你！”袁得鱼真诚地说，然后把其余的东西还到法医手里，“对不起，上次！”
“祝你好运！”法医没说什么，起身离开，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袁得鱼拿着这个折叠起来的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纸，回想起这几天回家的时候，家里好像有被人翻过的痕迹。
因为并没有丢什么，袁得鱼也没有太在意。再说，这个家，过不了几天，就不再属于自己了，他还以为是佣人们在分享最后的“剩宴”，现在想来，或许没那么简单。
回到家里，他打开最亮的灯，然后把纸小心翼翼地展开。
这是一张交割单。也许曾经被放到过口袋中，纸面上也并不整洁，看起来灰蒙蒙的，不过打印出来的交割记录清晰可见。
如果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只蝴蝶，引起蝴蝶效应的蝴蝶，那么，从这一刻起，袁得鱼的蝴蝶就是这张交割单。在袁得鱼拿到这张交割单时，未来如同生命程式的参数，在他拿到之后就飞转改变了……只是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张单薄的纸从此会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拿起交割单看起来，这张交割单仿佛指明了一个与外界了解的截然不同的真相，让袁得鱼有些心惊肉跳。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
1992年8月初，上海外白渡桥边，矗立着一栋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旁边竖着一个木头招牌，白底红字写着“浦江饭店”四个字。
一个婀娜多姿的女秘书穿过幽深的走廊，高跟鞋踏在木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敲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那是一道装有铜把手的紫檀木大门。
这是唐子风的办公室，窗户那儿是个大转角，正好对着太阳光映照下的黄浦江。
桌上摆了几个铜色的相框，有一张是三个男孩的合影，最大的约摸20岁出头，最小的像是个高中生，高矮差异显着。
他拿起一个相框，里面的男孩是刚才三人中最矮的那个，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小儿子唐煜。照片中，这个男孩将一件黄色外套系在腰上，双手自信地叉着腰，脖子上挂满了奖牌。唐子风很自豪，这个小儿子刚刚被送到美国读书，就拿了不少奖。
不过，他的兴趣仿佛不在于此，他拿起一叠厚厚的文件，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帝王医药招股说明书，翻了一下，不自觉地兴奋起来。
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道：“继续买。”
“唐总，袁先生来了！”推门进来的女秘书说。
唐子风眉头舒展：“终于来了！”
这两个拜把子兄弟已经很久没见，唐子风当下的身份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副主席。
没想到，袁观潮一进门就对唐子风说：“唐兄，我说过不要放开价格，你看，现在市场都成了什么样子，所有人都冲到股市，当股市是个聚宝盆……”
“哈哈，袁弟你误会我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市场变成一潭死水呀。你告诉我，救市哪里错了？”
“救市本身没错，但现在已经失控了。没有秩序的股市，比赌场更可怕，赌场都有规矩！”袁观潮看起来好像憋了一肚子火，“还有，唐兄，你们究竟在搞什么？你们怎么会接二连三地让这些三无公司过会？还有，听说你还私下里成立了什么泰达证券，你怎样撇清关系，这样的公司有什么资质承销……唐兄，你难道忘了我们留学回来时的承诺了吗？”
唐子风顾自摩挲着皮椅上的羊毛，一句话也没有说。
袁观潮最早是银行一个科室的科长，后来应一个叫做冈崎嘉平太的中日友好使节的邀请，成为中国首批东渡日本学习证券的学生。
东渡日本的袁观潮一下子成了改革开放后新时代的宠儿。唐子风正是袁观潮在留学期间结识的同窗好友。
当年，袁观潮与唐子风还有一张照片被登在《朝日新闻》上，是他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前面的合影。这原本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图的解释却别有意味：在资本主义中心东京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唐子风第一次看到那张报纸就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颇有些不快。
袁观潮把报纸拾了起来，铺开，对着那张照片看了许久：“唐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都挺上相的？”
唐子风权当是袁观潮开玩笑，但没过几天，唐子风就看到袁观潮把这张报纸裱起来，挂在了宿舍的墙上。
“唐兄，这个合影真有纪念价值，有几个人能上一次《朝日新闻》啊！”袁观潮得意地说。
玩笑归玩笑。两人在毕业典礼上，都暗暗发誓，回国后要在证券市场上大展宏图。
“你们这些中国人想搞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做梦吧！”有些日本老师不客气地说道。
袁观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就是要做这个梦！”
兄弟俩为此还打赌，如果不能履践毕业时的诺言，就在一条街上做生意，一个东边修自行车，一个西边卖包子。
回国后，唐子风因家里的背景关系，很快就进了政府部门工作，他想起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才华出众，便向领导举荐了袁观潮。袁观潮一听，激动地拖家带口直奔北京而去。
袁观潮一家人一到北京，就按照唐子风的安排，住进了唐子风家在的部队大院。
那时，正值中国经济春暖花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筹备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而努力着。
当年，不管这批开创者本身是否打小算盘，但他们确实是把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作为了自己最大的使命。
部队大院里其乐融融。
大家经常互相串门，尤其喜欢在院子里谈天说地，院子里的柿子树一度成为这群建设者们的调侃对象。
200多年前的美国，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炒买炒卖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导致股价最后大跌。于是，纽约24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这棵树就跟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只可惜筹划交易所的这些 “忧国忧民”的日子，很快因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被搁置起来，袁观潮一家只得打点行装回上海。
北京之行并没有让袁观潮直接成为证券交易所的建设者，但他似乎从此便与证券深深结缘。
回上海之后，袁观潮继续在银行下面的证券部工作，生活快乐而悠闲。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他很快又忙碌起来。
1990年，袁观潮趁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际，顶着很大的争议，到一家名为海元证券的公司出任总裁，那是全中国第一个股份制券商。在铁饭碗横行天下的年代，父亲居然很快就把海元证券做得风风火火。
唐子风似乎与袁观潮殊途同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唐子风就转战上海，在交易所担任副总。
两人见面次数虽然少了，但交情依然不减，唐子风接到聘书的第一天，就与袁观潮通了电话，希望他能多多支持自己。
袁观潮眉飞色舞地说：“我早猜到，兄弟你会打这个电话来的！”
只不过，当时的资本市场不是那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