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老师来听课
小运说，来支教前他一个人在大学宿舍对着DVD练习第十一套广播体操，被同屋们耻笑不已。如今大山为证，在操场上，他是一个充满激情且一丝不苟的体育老师。对了，他还能一笔画只鸡——Chinese map（中国地图）！
小鸟总在微弱的灯光下研究第二天的手工课，永远耐心地做出满意的示范品后才肯关灯睡觉。
小熠的英文课备受大孩子们的追捧，这些新鲜的元素让往日沉默寡言的孩子们兴奋不已。瑶语和着英语，空气中时而充盈着各种语言各种语调的朗读声，伴着山谷的回音，仿若歌儿般曼妙，触碰着心底最柔软的深处。
而我，依然是快乐的业余女教师，依旧全心全意想把所有我知道的、学会的、感受的一切传递给每一对聆听的耳朵。因为有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游学经历，我习惯在课堂上用游戏的方式引导孩子们学习，在下课时与他们分享糖果美食。虽不够专业，但绝对是开放式的国际化教育模式。这不，还吸引了乡里一批老师来听课。他们手持小本自备小凳，严肃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我忽然想起自己上小学时，但凡有别的老师来听课，我总会觉得背后有双眼睛直盯着自己，一节课都不敢哈腰。今日，自己站在讲台上，台下都是师范出来的专业教师，竟然一时hold（把控）不住，弹吉他唱歌时跑偏了不说，手心还直冒汗，变得语无伦次。这堂课的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再加上孩子们也颇为拘束，竟然没有人举手回答我的提问，气氛一度降至冰点。
Oh，my God！不得不多说一句，乡里来的老师们，这是我上的最烂的一堂课！
教学成长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课堂上，最为困难的事情莫过于让这些孩子开口说话。通常的情况是，就算我再鼓励，再紧握他们的手，也挤不出半个字来。
这是我们在教学中遭遇的一个共同的难题。
他们不是不懂，只是胆怯，对表达有恐惧。而语言障碍的形成与他们内心封闭，没有人可以倾诉交流有着密切关系。于是，我们决定走进他们的宿舍，与他们坐在一起或是躺在床上听他们聊天，玩他们玩的游戏，分享他们的每一种感觉。
小女孩小萍从外校回来，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她才二三年级。那年干旱，她整整一星期没洗脸，帮她擦脸她也不言语，只用一双红通通的眼睛默默地望着你，诉说着谢谢。如今，她已经长大许多，漂亮，有礼貌。她说：“小江老师，我知道你们来了，我想再听你上课，你们能不能也去我现在的学校教大家？”后来，没课的时候她就跑来当我的音乐助教，带领大家唱歌。没有乐器，我们就地取材，锅碗瓢盆齐齐用上，男孩敲女孩唱，噼里啪啦余音绕梁。男孩们兴奋得拍手跺脚，女孩们唱得美如娇莺，最后还招来别班支教老师的一致“投诉”：“小孩们眼睛在我这里，耳朵去了你那里！”
孩子们渐渐开口了，学会了节奏，学会了上台表演。他们在音乐中渐渐懂得，释放和交流情绪是多么快乐。之后的每一天，不论在哪个角落、哪个时刻，或是在做游戏或是在上学路上，总能听到他们唱着我教的歌。我也由此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我对小萍说：“如果你喜欢当老师，将来一定要回来，帮助更多的孩子成长。”“小江老师，我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好老师吗？”她调皮又害羞地笑了，弯弯的眼睛像极了繁星簇拥的月牙，明亮而清澈。
周五。黄昏。寄宿的孩子们要回家了。
看着他们熟练地钻进树丛，忽而又从某个缝隙中伸出小手使劲地冲我们摇摆，心间幸福满溢，尽是恋恋不舍。
没有了孩子们的笑声，校园静谧得如同一幅水墨画卷，只是画中人不知为何染上了些许莫名忧伤。
蓝校长提议，将一周的疲惫卸下，今夜畅饮小酒，以示情谊。我参透他的心思，辛苦他憋了一个星期，实在不好意思推辞。于是老师们围坐一圈，将桌子拼成宴席，衬着窗外美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此时此刻，入了乡随了俗，瑶家米酒自然尽在不言中。
喝着喝着，双方老师开始有点拼酒的意思，我赶紧劝我队主动示弱，以免后患。双方僵持不下，最关键时刻，披着一身温柔娇小外衣的小鸟老师居然挺身而出！在此之前，我方的战略战术是拖着对方瞎聊半天讨价还价后小抿一口，小鸟不一样，只见她沉默不语，上来就一个字“干”，豪爽得令在场的男士肃然起敬，甘败下风。
小鸟老师，我们帮你将烦恼一扫而光！
这下可把蓝校长、蒙老师乐坏了，纷纷举杯豪饮，大有一醉方休的架势。看来，这个周末大家都得用来醒酒了。庆幸的是，小鸟这次没吐，倒是喝出了几分真心话。我们担心地守在她的木板床前，见她大汗淋漓、泪水翻滚的难受模样，却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追悔莫及。见识到她的实在，已然是第二次了。“小鸟，你哪里难受，要不我们去医院吧？”医院？医院在哪里？！这大半夜，山路怎么走？该往哪儿走？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男士们也焦急地在门外徘徊踱步。终于，小鸟呢喃道：“难受，难受，想他……”“What？小鸟，你说什么？”她呜呜地哭起来：“我忘不了他。”
唉！世上最折磨人的莫过于情伤，纵然是谁都无处可逃。原来是借酒浇愁，不具名的忧伤。
于是，我们一致决定，等她酒醒后一定要一探究竟，帮她根除心病。
Who is he？
小鸟！
徒步家访
老师们的周末也是丰富多彩的。
周六一早，我们背上行囊，准备用两天时间行走山间。一是去看看孩子们的家，二是去探寻当地的风土人情。每个人的行囊都塞得满满当当，睡袋、野外垫子、工具，一应俱全，很有徒步行者的范儿。
蓝校长望着我们，眼里是父亲般的担忧：“你们住哪儿啊？”“哪儿能睡就睡哪儿！”“学生家打地铺我们也住得来！”“山里，没有猛兽出没吧？”“人在旅途，on the road！”“蓝校长，别看我们都打城市来，其实我们都有颗很野性的心呢！”某人差点把“野性”说成了“野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但显然蓝校长还是放心不下，执意要送我们到小嘎牙村口。我胸有成竹地向他保证：“真的没问题，那条路我们来来去去三四十次了，肯定能找到的。”事实证明，女人的方向感是最不靠谱的直觉，若不是蓝校长的坚持，我们不知道会在哪条岔路小道上迷失，陷于群山之中了。
六人徒步上路。远山在熹微的晨光下连绵起伏，云雾像姑娘的面纱含羞遮掩，若有若无。我偶尔止步远眺，画面静止在这段未标示的时光中，原来不论大海或群山，都能以某种沉默的宽厚力量撞击心灵。在路上的人，会因此思索生命的意义。忽而想起一句话：“我们无法决定命运的长度，但可以改变命运的宽度。”走得多了，看得多了，心亦容易放下。
路上遇见一位妇人，独自坐在崖边，发呆。美好和谐的画面。我想，到这里的人是不是都爱望着群山发呆？能发呆，挺好的。就像佛教中打坐放空的意境，能将万物归于心。城市里的人在高速的节奏下已缺失了发呆的能力，常常连睡觉也还在想着工作与竞争吧。
行路约四十分钟后，远远地望见一床红毛毯铺在一块大石头上晾晒。我们立刻亢奋地意识到，这儿有学生。因为这毛毯是从江西寄来的，作为一周的优秀表现奖颁发给每个班上积极踊跃的孩子。还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小红毛毯们在山间移动着，孩子们的个子那么小，毛毯那么大，顶在头上几乎看不见脑袋，可爱极了，活像一群小蚂蚁扛着战利品归巢。
大人们在地里干着活，孩子们光着身子从草棚里探出脑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群！他们害羞地冲我们挥挥手，地里的父母也停下来冲着我们笑。我从他们朴实的笑容里轻易地便捕捉到感激的心绪，这就够了！授人以鱼，或是授人以渔，都是满满的爱与幸福。
江小爬假发呆照一张
山里的变化很大，许多瑶寨已从深山迁到了马路边，建起了水泥房。只不过，子女们都去了大城市赚钱，新房里空荡荡的，只剩下留守的老人与孩童。还有一些修葺一半的房子，约莫八九岁的小男孩用小竹筐背着砖，赤着脚走在路上。那样的砖我曾背过，很沉很沉。
一个背着小竹篓的小女孩和她奶奶迎面走来。她是小一班的阿南，甜美可人极了。她还不大会讲汉语，只轻轻地喊了声“老师”。已经没了牙的老奶奶背着小孙子，眯起眼望着我们，乐着。她们的身影渐渐淡出视线，唯有小女孩脚上穿着的我们发的绿色球鞋，在路上留下小小的脚印，格外醒目。
两个多小时后，小嘎牙村落终于隐约出现在山谷间。恍惚中，耳畔像是萦绕着小娟的《山谷里的居民》。在我看来，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嘈杂的车声，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扑面而来的翠色欲滴鸟语花香。
村长拎来一桶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柚子，要我们带在路上吃。我想起那年拍摄时，他儿子爬到野生的木瓜树上，摘下木瓜赠给我，儿媳妇从山间掰下最嫩的玉米送到剧组。是的，这就是山里人待客最好的方式，实在，淳朴。
二年级的明发带我们参观了几位学生的家，无不是人丁稀少的状况。当年戏中的“家”依然，老婆婆坐在门口，却已不记得我，倒是底层猪圈的猪儿探出头来张望，而一直很挂念的“大熊”一家也没有在。路上目睹一条狗与一只鸡的友谊，它们相互扑倒，又亲吻。谁说情深谊厚的只有人类呢？
我们决定继续前行，天黑前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安营扎寨。这种漫无计划的旅程，充满了惊与喜，不知要去往何处，亦不知前路会遇见什么，于是才有意义。
虽说如此，但村长着实怕我们天黑时被困在半山，便带我们去新房找他儿子。四间平房并排在路边，看起来更像城市中的车库。村长、老大、老二、老三，一人一间。村长儿子小蓝偷偷告诉我们：“为这几间屋，还欠下好多钱。”屋内只有床和电视，连墙面都没粉刷。“孩子妈妈去广东打工了，不然没办法还债。我要继承爸爸的职务，只能回来，顺便带孩子。”小蓝木然地看着我。早先见他的时候，他还是横躺在脸盆里洗澡的小婴孩。忆起与他妈妈的聊天，初为人母的她当时还不到十八岁，她说不愿意出去打工，广东一带的服装厂，工作时间很长，灯光照射太久，眼睛曾一度变得模糊不清。工厂的大门总是紧锁着，更像是深牢大狱。她还说，山里的生活虽然很闷，但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