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受灾频率不断加快。20世纪50年代出现中灾以上灾害的频率为12.5%，受灾频率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遭大灾。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7）》相关资料统计，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死于地震的人数达55万人之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3%；1949年以来，100多次破坏性地震袭击了我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涉及东部地区14个省份，造成27万余人丧生，占全国各类灾害死亡人数的54%，地震成灾面积达30多万平方千米，房屋倒塌达700万间。2001-2006年期间全国发生5.0级以上地震次数为61次，平均每年10.2次。
三是受灾程度逐年上升。严重且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受灾程度呈逐年上升势头，受灾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2 500万平方千米上升为90年代的4 942万平方千米，受灾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16.7%上升为90年代的33.0%，即当前我国平均每年约有1/3的农作物面积受灾；成灾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1 050万平方千米上升为90年代2 500万平方千米，成灾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42%上升为90年代的50%，即几乎一半受灾面积成灾，至少减产3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忽视农田基本建设，中国农业抗灾能力明显下降，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减弱，而是在强化；水灾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也大幅度上升，20世纪90年代约占农作物灾害面积和成灾面积的1/3，成为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额也越来越大，从不足1 000亿元上升为目前的2 500亿元以上，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是多种极端化灾害在时空上交替并行。以气象灾害为例，干旱、暴雨洪涝、风雹、热带气旋、低温冷冻和雪灾等气象灾害交织并行。以2007年为例，南方部分地区夏初遭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淮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流域性大洪水，重庆、济南等城市发生了严重的城市暴雨洪涝灾害，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在7月底则出现特大山洪灾害。在一些区域饱受水害时另一些区域却因干旱受灾，同年北方发生大范围春旱，东北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夏伏旱，江南、华南出现严重高温伏旱和50年一遇的特大秋旱并延续至初冬。干旱范围偏大，灾情偏重。在2008年5月上旬春旱高峰期，全国受旱面积1 493万平方千米，比常年同期多300万平方千米，有897万人、752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1.2从汶川特大地震看我国减灾事业的发展
1.2.1夺取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胜利的三大法宝
在汶川特大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开展了我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最大限度地减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我们坚持把抢救人的生命摆在第一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84 017名群众被从废墟中抢救出来，149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其中1万多名重伤员被快速转送到全国20个省、区、市的375家医院。我们千方百计安置受灾群众生活，1 510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881万名灾区困难群众得到救助。
同时，中小学校在新学期开始前全面复课开学，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切切实实做到了让灾区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住处、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我们全力抢修交通、电力、通信、广电、水利、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及时处理和化解堰塞湖等次生灾害，切实做好余震监测、气象服务、科技支撑、煤电油运保障等各项工作，及时准确公布灾情，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积极组织资金拨付和物资供应，并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其及时有效地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我们加强政策扶持，全力抓好灾区生产恢复工作，灾区工业、农业、旅游业等恢复取得重大进展。我们科学开展评估和规划工作，及时制定有关条例、指导意见和规划，中央财政建立专项基金，组织实施对口支援，依法有序实施灾后恢复重建。目前，各项恢复重建工作全面推进，灾区人民正在勇敢地走向新生活。
1.2.1.1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第一时间里，党中央、国务院反应神速、信息透明，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及时的决定。党中央接连召开多次常委会，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调集十万大军进入灾区救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与灾区人民心连心。人民子弟兵和灾区人民心连心，中国的抗震救灾工作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海外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劣问题，不少文章呼吁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有文章明确指出："中国的行为已经引出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反思......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2008年5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是否优越，不能从任何单一的理念或原则出发，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标准。主要应看两方面：一是在社会常态方面，能否保证经济社会较快、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二是在社会非常态方面，能否保证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作出及时、有效处理，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汶川特大地震的救灾工作充分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制度，党对抗震救灾工作坚强、有力、富有成效的领导，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要求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全力抢救伤员，切实保障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尽最大努力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在第一线组织抗震救灾工作。灾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舍小家、顾大家，挺身而出，昼夜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党和政府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派出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组织打通交通、通信、电力等生命线，全力搜救受困人员，救治转移受灾群众。与此同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到每一个受灾乡村、社区和城乡居住点，深入到每一个受灾群众安置点和救助点，深入到每一户受灾群众家中，使所有受灾群众都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听到党员干部的声音，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制度，人民的生命得到及时抢救，受灾群众生存条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精髓。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以人为本"的思想具体化为"救人是重中之重"、"生命高于一切"的救灾指导思想，进而形成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救灾为人民，救灾依靠人民"的方针，表明"以人为本"是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之本。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以人为本"所体现的生命关爱是全面的，不仅是救人治伤，而且有更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此次抗震救灾也体现了依靠人民的行动方针。过去我们也常讲群众路线，却难以完全做到充分相信群众。唐山大地震时，国家处于特殊时期，许多消息都没有及时公开。
在这次抗震行动中，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全国人民从24小时滚动播报的新闻中了解灾区情况、伤亡数字、救灾进展、遇到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等。知情权的充分落实更有力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参与抗震救灾的积极性和奉献精神，捐钱、捐物、献血、做志愿者，涌现出无数动人事迹。"受灾的是几百万人，救灾的是13亿中国人"，全国各地一支支救援队伍、一批批救援物资以最快速度源源不断抵达灾区。各地腾出最好的医院和病房接纳灾区伤员，用一流的设施和最好的药品，为灾区伤病员提供一流的服务。从城市到乡村，从领导机关到企事业单位，从老人到孩子，从下岗职工到残疾人，从农民工到企业主，人们以强烈的爱心和责任，尽自己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献智。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改善受灾群众的生存条件，都是为了人的尊严和幸福。如此爱惜人的生命、珍视人的生存、同心协力打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正是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举全国之力投入抗震救灾，彰显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海外有媒体指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在中国制度体系很多方面的优越性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其"动员能力"。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能够动员如此巨大的力量投入赈灾，"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主义政体）所不能比拟的"。在这次抗灾中，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步调一致，各部门服从大局、密切协作，形成了克服困难、战胜灾害的强大合力。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与武装警察部队、地方政府立刻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行动，一场跨越军兵种、军地携手、千军万马的大集结、大机动、大营救迅速展开。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中有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四大军种，还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陆军航空兵、空降兵、海军陆战队等几十个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