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英国军舰封锁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并没有进攻已经作好战斗准备的广州，而只是封锁珠江口后，便挥师北上。经过渣甸参谋过的这个战略，一开始的目标便确定了在北方作战。在广州待过多年的渣甸深知，就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而言，权力来自中央，接近权力中心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7月5日，英军占领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知县姚怀祥自杀。7月10日，英军封锁宁波，继续北上。8月15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在这里，懿律将巴麦尊致道光皇帝的照会交到了直隶总督琦善手中。
07
林则徐、琦善和义律相继被免职在英军一路北上时，林则徐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他无惧于与英军作战，而且作了充分准备。然而，英军北上，他训练的乡勇、新购买的200多门洋炮、巨型铁索拦截江面，都派不上用场。英军每靠近京城一步，林则徐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就增多一分。
当英军抵达白河时，离京师只有百里之遥。朝廷与地方督抚责怪林则徐的声浪增大。林则徐外不能断绝鸦片走私，内无法清除鸦片烟贩，既没解决问题，反而生出事端。对此，道光皇帝愤怒不已。
已经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要求清朝皇帝撤换林则徐。于是，道光帝派拱卫京师的直隶总督琦善出面应对。
琦善知道，论实力清军远非英军对手。英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推进到了白河口，长江口和沿海全被对方封锁，在白河口亲眼目睹英军之“船坚炮利”，开战胜算无几。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倚重于外交和谈判了。为此，琦善隆重地接待了义律等人，同时也坚决要求，既然广州是一切问题的发生地，那么它也应该是解决一切纠纷的所在地，应该在那里将双方争论的事实真相查清，最后把问题解决。
1840年9月15日，英军撤离白河，琦善兵不血刃地将敌军退却，让道光帝暂时长舒了口气。
“措置失当”的林则徐随即被撤掉钦差大臣衔。林则徐后担任两广总督，1841年5月离开广州受审，7月1日被流放到大西北边陲伊犁。有着柔性外交手腕的琦善取而代之，带着道光皇帝的“抚夷”使命，南下与英军交涉。
琦善在交涉中发现，事情远非义律与林则徐之间的冲突这么简单，义律想要的与朝廷所能给予的，差距巨大。他无权让步太多，但又必须讲和。整个12月，琦善都在与义律进行着艰辛的谈判。然而，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谈判破裂，义律丝毫不放松割让香港的要求，而琦善知道割让土地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为了让琦善屈服，义律于1841年1月7日突袭虎门，大角和沙角炮台随即陷落，广州顿时无险可守。无奈之下，琦善只得同意拟订《穿鼻草约》。
1月20日，义律发布公告，宣告已签订初步协定：割让香港本岛及其港口，但仍由清政府征收捐税；赔款600万元；两国官员在平等基础上直接交往：开放广州贸易。5天后（1月25日），英军首批占领者从Possession Point（占领角，即现在上环的水坑口街一带）登陆香港。第二天，海军陆战队升起英国国旗。
对于这份协议，琦善并没有加盖他的官印，但同意上奏朝廷。
2月26日，当已经由主“抚”再次变为主“剿”的道光皇帝获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且香港已被英军占领，愤怒之情可以想见。他立即拒绝承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并处以抄没家产。在林则徐流放大西北一年后的1842年5月，琦善被判流放东北的黑龙江。
义律单方面将草约公告于众，也同样是自作主张。4月10日，巴麦尊在接到送回伦敦的草约副本后禀告英国女王：“义律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
4月13日，22岁的英国女王在致函其姻亲比利时国王时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一卷，306～307页。
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否决义律单方面签订的草约，要求中国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对将来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舟山必须重新占领，义律必须召回，派璞鼎查爵士（香港一般译为砵典乍，Sir Henry Pottinger）前往接替。
08
与渣甸、马地臣亲密接触的璞鼎查虽然英国政府在1841年4月底便指派璞鼎查接替义律，但由于距离遥远，直到8月，璞鼎查才带着义律的革职函到达广州。因此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依然是义律在主导英国政策。
清朝方面，当琦善由奕山、隆文和杨芳集体接替后，广州军备加强，增援部队由邻近省份陆续调来。但统率英军的义律则先发制人，发动了新的进攻，新式战舰“复仇女神号”也投入了战斗。2月26日，虎门炮台失守，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不幸阵亡。经过谈判，双方暂时停战，港口贸易重新恢复。
5月21日，战火重燃。在几天的战斗中，广州城北各要塞相继沦陷。27日，奕山不得不接受义律提出的苛刻议和条件：一周内赔款600万元，6天内清军退出广州城。值得一提的是，英军在随后的撤退过程中，一部分在广州城郊三元里骚扰百姓的英军遭到当地民众痛击。
此时，璞鼎查带着义律的革职信，正在前往东方的路上。央马地臣陪着他从孟买一路来到澳门。8月9日，马地臣举行晚宴欢迎璞鼎查。
璞鼎查此次带着明确的巴麦尊的训令而来。在伦敦出发前，便与已经成为英国阿什伯顿（Ashburton）议员的渣甸会面，详细倾听过他的意见。正如布雷克所写：“璞鼎查并不像义律般嫌恶鸦片贸易，他被任命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向人在伦敦的渣甸请益，他俩在海图和地图中用晚膳，只有央马地臣做伴。”
璞鼎查于1841年8月占领厦门，10月攻取定海和宁波，1842年6月占领上海，7月占领镇江。漕粮北运被封锁，南京门户洞开，据认为，璞鼎查挥师长江，将中国切为两半，并在运河穿过长江之处（即镇江）封锁南方漕粮北运的作战计划，出自渣甸献策。在前线抗战的清朝将军们最后不得不请求道光皇帝同意和谈。
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羞辱和欺侮的一个世纪从此开始。
09
战时鸦片生意战争的硝烟弥漫，并没有影响到渣甸·马地臣行的鸦片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反而使它处在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因为英商被赶出广州后出现的动荡局面，以及传到印度真假不明的混乱传说，让谙熟内情的渣甸·马地臣行更加洞察到商机所在。
渣甸·马地臣行依靠它从马尼拉开出的沿海船队，来往穿梭于中国东部沿海一带。这段时期，渣甸·马地臣行在印度鸦片出口中的份额，通常可以占到总额的2/3。
在动荡不安的变化时代，再一次显示了马地臣善于捕捉商机的“本领”。当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印度后，鸦片价格大幅下挫，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运往中国的鸦片锐减。
马地臣随即运送10万元到新加坡投资新上市的鸦片，同时向加尔各答订购了同样数目的新货。
刚从广州商馆撤离5天（5月29日），马地臣便写信给加尔各答的“密友”，说正派渣甸的侄子安德鲁·渣甸到马尼拉去开设鸦片业务分店，和渥太打公司合作经营。
在马尼拉设分店并非供应本地市场，而是将鸦片交给飞剪船运往中国沿海。马尼拉政府对再出口的鸦片则给予了减半征收进口税甚至提供货栈的优惠政策。
渣甸·马地臣行沿海船队的船长们重新积极活跃在中国的东部沿海。销量虽然不大，但利润极高，一箱200元买进的鸦片可以卖到800多元，甚至1 000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62页载：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至七百元至一千二百元。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89页则称：怡和档中列出此一时段的鸦片最高价格是一千元，且只有极小部分卖到了这个价钱。
当加尔各答鸦片市价快速上涨后，渣甸·马地臣行再次回到传统的经营方式中。安德鲁·渣甸被从马尼拉召回。到了1840年4月，“贸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至此，渣甸·马地臣行垄断这种通过马尼拉的鸦片贸易已近10个月之久。
在清政府禁烟最严厉的时期，渣甸·马地臣行在东南沿海贩运鸦片，并非没有风险和代价。该行的鸦片船“希腊号”（Hellas）曾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击，船长和水手均受伤，船也被付之一炬。沿海船队司令里斯船长辞职，不愿再从事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贸易。
然而，当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后，随着清军在军事上的节节溃败，渣甸·马地臣行的鸦片趸船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可以接待取货船只了。曾经一度从《广州纪事报》上消失的鸦片行情及价格，又赫然回到了版面上。
随着英国军队北上，渣甸·马地臣行运送鸦片的足迹也相继跟随到舟山、吴淞，甚至更远的地方。鸦片并非战时渣甸·马地臣行经营的唯一业务。譬如，它也在沿海一带推销英国棉货，并将茶叶运往伦敦。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渣甸·马地臣行祭出的法宝是，以经营代理业务为主，低价多售，薄利多销。同时，进一步保持运输工具的领先地位。为此，渣甸·马地臣行建造了更快速的飞剪快船。
不仅如此，面对中英战争的持续，悬挂外国旗帜的老办法又被重新利用到鸦片走私中。渣甸·马地臣行多艘船经常变换船名及所悬挂的国旗。马地臣作为“丹麦领事”，悬挂丹麦国旗“理所当然”，而悬挂瑞典和普鲁士国旗也没有什么奇怪。利用一切能够用的办法，将鸦片贸易做到更好，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正是渣甸·马地臣行的追求。
10
怡和洋行的胜利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来到停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Cornwallis）上，与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双方的批准书于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交换。在英国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中方几乎对英方的所有要求都作出了让步，渣甸和马地臣等在广州经营了多年的英国商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所一直想要得到的。而清朝在压力下3天之内就被迫接受的《南京条约》，不过是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在西方国家不断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的过程中，怡和洋行还会得到更多。从《南京条约》签订后，本书将渣甸·马地臣行称为怡和洋行或渣甸洋行。
《南京条约》文本，其正文第三条订明割让香港岛予英国
而我们看到，在这最初的一幕中，可以说每一条款都使怡和洋行受益：赔款2 100万元——1 200万为军费赔偿，600万为销毁鸦片之赔款，300万为偿还商欠债款；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英国并可派驻领事；两国官员平等往来；废除公行垄断贸易制度。此外，制订一项划一而适度的进出口税则。
怡和洋行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者。当初巴麦尊的出谋划策者中，立下大功的就有渣甸和斯密斯。因此，当《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巴麦尊的耳中时，已经不在外交大臣任上的他立即在1842年11月28日致函怡和洋行驻伦敦代理斯密斯：“……基于你（我亲爱的斯密斯）和渣甸先生热心提供的协助和情报，我们才能给予驻华的海军、陆军及外交人员那些详细的指示，从而导致后来令人满意的结果。1839年秋天，我们从你们那儿及其他人处得到的情报，后来成为1840年2月我们训令的基础。那些情报是如此精确及完整，以至于我们的继任者认为似乎没有修改的必要。后来事情证明，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果然发生在长江，早在1840年2月我们便对海军将领作出过这样的建议。而且和谈的条件也正如同当年我们对全权代表懿律和璞鼎查的指示一样。”
在英国发动的这场鸦片战争中，渣甸、马地臣及其怡和洋行相关人员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诚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揭示：“（鸦片贸易）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订计划和战略，而且提供必需的物资援助：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自始至终给予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的军费。”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上卷，233页。
怡和洋行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与政治紧密关联，在其以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中这一特性若隐若现，时强时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怡和洋行既是大英帝国海外扩张的实践者，也是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海外利益的享有者。
自由贸易的思想一旦与工业扩张的力量相结合，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体制阻挡不住，鄙视商业与身处农业社会的清朝，更是无法挡住这批亚当·斯密信徒的海外扩张的洪流。然而，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邪恶堕落的鸦片充当了急先锋。鸦片与枪炮的结合，迅速打开了清朝虚掩的大门。
从今天看回去，一边是日渐衰败的王朝，一边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第一强国。无论从国际视野、政治经济体制，还是武器装备、军队战术本身，此时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的差距，堪比鸿沟。因此，当中西碰撞日益激烈之后，从1782年处在“天朝上国”的乾隆盛世，一个甲子（1782～1842）过去，清朝已经跌入向“番夷”割地赔款的境地，而这只不过是清朝遭受耻辱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甲子（1842～1902）里，清朝的统治者将不得不面临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签下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开始从一个专制集权的古老帝国向现代社会痛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