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怡和）从中国出口产品到世界各地，除了福建传统的茶叶业务依然很重要之外，还包括种子、毛皮、丝绸、植物油和鸡蛋等产品，它们并有工厂相配合：在上海，有一个缫丝厂，一个打包厂，两个冷藏及蛋品加工供欧洲市场的冷气堆栈，数个棉纺织厂。机缘巧合，还有一个颇为成功的啤酒厂。
——（英）约翰·凯瑟克
从19世纪70年代进行全面转型，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怡和洋行的业务像章鱼的触须，伸向了航运、码头、仓储、铁路、金融、保险、制糖、缫丝、棉纱、机器、军火等众多领域。在建立起一张无所不包的贸易网络的同时，还建立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公司和工厂，成为英国在远东强大的集贸易、工业于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进出口贸易是怡和洋行的发家业务，也是它的看家本领。即使怡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建立起门类多样的工厂，其工业投资的步伐也始终是跟随着贸易步伐展开的。但就像当年的鸦片贸易一样，在1858年清政府承认其合法之前，依然明中暗里大肆经营，并不按条约和法律行事，怡和在1895年外商在华投资设厂权获得合法地位之前，一些工厂也已经在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建立起来。
01
世纪之变：从合伙制到股份公司从19世纪30年代正式成立，到60～70年代顺利转型（在这次转型时，与其同样知名的大企业宝顺洋行倒闭），再到安然渡过1890～1893年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鸦片战争前诞生的旗昌洋行破产），怡和洋行在多元化的道路上越做越大。当中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一步步走到衰弱的世纪尽头，怡和则是相当顺利地走过了19世纪。
当满载怡和进出口商品的轮船驶向中国的各个口岸和世界各地时，它的工厂厂房也在香港、上海等地大肆兴建之中。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种制造业”，在各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下，怡和洋行的丝厂和纱厂开始合法地在上海陆续兴建；铁路修筑方面，则因在英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与汇丰联合成立中英公司而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在航运和码头方面，怡和的船队继续在长江航线和沿海多条航线上充当要角，旗下的公和祥码头公司已经成为远东最大的码头企业，在上海拥有多座大型码头。
与此同时，怡和开始在房地产界崛起，揭开了此后长期执香港地产牛耳的序幕。
在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后，从中国强行租借来的新界近1 000平方公里土地，为香港提供了庞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劳动力市场。在香港新版图确立后，怡和开始了新的扩张。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1899年，怡和创办了香港棉纺织染公司，公司使用新的技术和机器生产，开业后一度发展良好，后因竞争激烈，1914年工厂迁往上海。在铜锣湾拥有一个55 000锭和700名员工的大纺织厂；建在东角宝灵顿道的中华火车糖局，使用先进技术和最新的机器经营蔗糖精制加工，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此时已是世界最大糖厂之一；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和以制冰和冷藏著称的香港雪厂，其业务也都在进一步扩展中，前者在1899年建造的船舶达到21艘，1900年雇工人数多达4 510人，后者则在1900年修筑了一系列冷库，销售的优质冰块独步亚洲。
怡和洋行所经营的进出口商品更是无所不包。出口方面，怡和设有茶叶部、生丝部、中国土产品出口部。怡和自称，其出口的中国产品网罗了从寒冷的华北，到暖和的南方所产的各种适合市场销售的土特产。进口方面，怡和运到中国来销售的商品，同样几乎无所不包。
当新的世纪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揭开中国的序幕时，怡和洋行除了其北京分部员工稍受惊吓外，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当《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主权大量丧失、巨额赔款偿付、国家尊严丧失殆尽时，怡和的业务则在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进出口贸易到工业、地产、金融保险、航运码头、铁路等等，形成一个业务庞大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1905年，怡和创办人渣甸的最后一个侄子加律治去世。加律治是渣甸的几个侄子中唯一结婚有后代者。加律治去世后，公司的所有权与绝大多数股份由其37岁的儿子罗伯特·布恰南-渣甸继承，罗伯特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一无所知，也对经营企业毫无兴趣，因此虽然他对公司的重大政策及高层人事具有最终决策权，但他对公司的掌控只是挂名而已。
1906年11月，怡和洋行的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由原先的合伙公司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一变而为董事。克锡、威廉·渣甸·格里森，亨利·凯瑟克、兰杜（David Landale）现今香港湾仔有“兰杜街”（Landale Street），即以兰杜的名字命名。、罗伯特·布恰南-渣甸等，成为新股份公司的董事。
1908年，伦敦的马地臣公司追随怡和洋行的脚步，也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20世纪之初，马地臣公司的合伙人中已经不再有马地臣家族的成员，但马地臣家族仍然握有重要股份。1912年，怡和买下马地臣家族持有的股权，成为最大控股人，其余股份则归凯瑟克家族所有。
1912年3月，凯瑟克家族中首位担任怡和大班的克锡在香港去世，就在他去世前夕，怡和大班兰杜在怡和股东大会上宣布：未来常务董事将定居上海，上海分行将取代香港成为怡和总部。曾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和东印度特许银行工作多年、1890年加入怡和洋行的兰杜，1902年成为怡和合伙人，10年后晋升为怡和大班。在清朝覆亡进入“中华民国”之际，怡和迎来了这位新掌门人。
02
橡皮风潮与暴利年代：兰杜的上海岁月兰杜是在一场金融风暴过后就任怡和大班，并将总部从香港移至上海的。这场风暴，就是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橡皮风潮”。
1910年爆发的这场金融风暴，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较使“红顶商人”胡雪岩和著名买办、企业家徐润破产的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
风潮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时人将“橡胶”称做“橡皮”，因而此次风潮又称“橡皮风潮”。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清朝经济遭受重创，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据相关统计，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为4 000万～4 500万两白银。
事实上，从1909年起，这场巨大的金融风潮已经在上海滩酝酿。1909～1910年，随着欧美新兴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国际市场对橡胶的需求激增，橡胶股票随之水涨船高，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其中约1/3的公司总部设在上海。
面对国际市场对橡胶需求的这种变化和价格增长情况，上海的外资公司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身为上海外商总会会长的兰杜抓住机会，投机炒作橡胶类股票，同时在爪哇开设公司，积极置身于投机热潮之中。
从1909年开始，到上海来招募股份、发售股票的外国橡胶公司迅速增加，股票交易日益炽热。抢购狂潮使许多人一夜暴富，激起更多人的投机欲望，甚至一些完全没有股票交易经验和“不知橡皮为何物者”，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了购买橡胶股票的行列中。
暴利的诱惑和贪婪的本性让投机者失去理智，许多金融机构深陷其中，钱庄、票号纷纷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信用贷款之外，他们甚至让投机者用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抵押的股票不断升值，钱庄的贷款不断放大，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资银行拆款的速度。在强大资金的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不仅如此，钱庄的巨额资金直接流入股市。一些钱庄不仅倾其家资购买橡胶股票，同时利用钱庄主人身份，调用大量资金套购橡胶股票，甚至不惜向外资银行和洋行借贷进行橡胶股票投机。这还不够，更从素有往来的同行调剂头寸。
据相关统计，在买卖高潮中，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 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一些国人在上海抢购的同时，更调集资金远赴伦敦。市面上的流动资金短缺，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几乎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就在这些投机者如痴如醉之时，世界橡胶的最大雇主美国开始实行橡胶限制消费政策，其他国家也因价格过高而控制使用，国际橡胶价格开始迅速回落，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上海的钱庄损失惨重。
而这时，与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相似的一幕又开始重演：向这些钱庄提供贷款的外资银行停止拆款，并“忙于催索贷款”，钱庄资金枯竭，正元、谦余、兆康等八大钱庄在几天的时间内倒闭。随着清政府救市政策失败，大批钱庄和企业相继破产。
不过，兰杜本人已经在赚足一笔后及时从“橡皮风潮”中抽身。从怡和1911～1912年的收益看来，怡和也同样显示已及时抽身。统计显示，1907～1908年，怡和的收益是80万港元；1908～1909年翻了一倍，达到170万港元；1910～1911年既无盈余亦无亏损；1911～1914年，怡和的利润介于80万～120万港元之间。
就在兰杜升任怡和大班前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东方的政治格局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由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然而，被清廷任命为总理大臣、主管军务的袁世凯，在几个翻云覆雨的运作之后，摆平了北京的清廷和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继而一步步朝着专制独裁的方向迈进：破坏责任内阁、镇压国民党、强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进而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直至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就任中华帝国“洪宪”皇帝。
对怡和而言，尽管中国的政局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尽管随着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首次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击败了欧洲强国，但东亚的政局变化并没有对怡和产生太大影响。即使在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过程中，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几乎把中国变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对怡和的商业利益直接形成威胁，来自日本企业的竞争压力要到多年以后怡和才会感受到。
对怡和来说，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怡和在这里拥有庞大的产业，并从这里指挥着怡和各地的分行。上海租界的存在，则可以使其享受到特权保护。
在度过一段相对平凡的岁月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怡和开始迎来暴利时代。怡和从中国收购猪鬃、羊毛、棉花、大豆、油脂等大量战略物资运往英国，并且随着战争的继续，怡和进一步拓展了一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商品。此外，作为军火代理商，怡和在大战期间更是狠狠地赚了一笔。
庞大的市场需求，使怡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润，财务表现极为出色：1915～1916年达到530万港元；1916～1917年为450万港元；接下来的3年里，平均每年也有310万港元。而如此亮丽的业绩，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再次出现。
兰杜带领怡和走过了怡和历史上财务最出色的年代。在出任大班6年后，1918年，兰杜光荣交班，由渣甸姐姐的后代凯瑟克家族继续怡和的事业。
03
双喜临门：1922年的怡和虽然中国不似印度等国家一度被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但自鸦片战争后一个甲子的时间里，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损害，虚弱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覆亡。进入民国时期，形式不同的“条约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依然遍布各地。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复存在。担任着租界内政府的角色，拥有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一直到日本全面侵华，英国人始终拥有工部局的绝对控制权。
商业从来与政治和权力相关联。怡和势力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其商业上的王者地位，也反映在对当地政治的参与。在香港，自1850年6月大卫·渣甸成为香港立法委员会非官方委员开始，怡和大班在港英政府时代成为香港立法和行政委员会（立法局和行政局）成员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在上海，怡和的成员也同样积极参与管理工部局事务。
正如日后成为怡和大班的约翰·凯瑟克所说：“怡和站在商业活动的最前线。在公共事务领域，怡和的人也一直扮演领导角色。我的祖父、叔祖、父亲及兄长全都担任过上海工部局总董，怡和在香港的负责人也常常出任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
不仅如此，怡和在上海公共事务及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因巴尔敦（Sidney Barton，1876～1946）1922年出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而得到更大提升。
1895年来到北京的巴尔敦，1904年与怡和洋行合伙人麦克艾恩（AP.MacEwen）之女结婚，1911～1922年出任英国驻北京使馆的汉务参赞。巴尔敦长期与中国外交机构打交道，在英国对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当时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记者莫里循（GEMorrison）形容为“受制于老婆的思想狭隘的”巴尔敦，对华主张采取强硬路线，与怡和洋行的传统颇为合拍。美国历史学家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称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
工部局常被称为是“大班寡头政治”，但其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批准。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公开冲突。作为“上海滩最有权力的人”，巴尔敦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直到1929年，这对怡和的发展自然是增加了不少便利。
对怡和而言，1922年的喜事不只是在政治上多了一重靠山，而且位于上海外滩的新大楼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