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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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风雨飘摇(1)

60年代,在香港提起怡和大名,商界人士仍会肃然起敬。哪里晓得,过去十数年,由于城市地价反常暴涨,华资地产商人俨然形成这个社会的新富阶级,他们手中拥有的建筑地盘,价值动辄逾亿,英商大机构往昔令人目眩的财富就此失去了光彩。时至今日(1980),(英商大机构)更因掌握不到属下公司的控制权,沦为被人收购的现象。

——香港《南北极》杂志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英国《泰晤士报》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不可一世的英资洋行根基松动,华商势力乘势兴起。国际政局相对稳定,香港经济快速起飞,股市楼市兴旺异常,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回归问题的浮现,显示出香港正在迎来一个变革的新时代。

的确,香港的脉搏总是随着中国内地的命运而跳动,无论是它当初的被割离,还是清朝晚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长达10年的“文革”结束,封闭的国门再次打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香港与内地中断多年的经贸联系迅速恢复。中国内地种种政治、经济举措,开始影响到香港原有势力的平衡。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备受压抑的华人、华商最易感受得到。受此鼓舞,羽翼渐丰、雄心勃勃的新兴华资财团,开始向信心不足的老牌英资洋行发起挑战,香港经济史上一连串动人心魄的收购战拉开帷幕。

时移势易。当年置地并吞牛奶公司的辉煌已经远去,如今则是包玉刚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拿下九仓。置地同样遭到李嘉诚等华资财团的围攻,香港地产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已经黯然失色。

九仓被夺、置地被围,“洋行之王”怡和一时困守危城,风雨飘摇。

01

华商崛起:包玉刚与李嘉诚在20世纪70年代末掀起的这一波公司收购战中,新崛起的华商势力已经不似70年代初那样显得初出茅庐,而是给英资大行以当头棒喝。一些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入囊中。在声名显赫的英资“四大行”中,和记黄埔和会德丰被华商折翼收编;剩下的两家,怡和旗下的九仓被夺、置地被围,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时代的风雨中观望。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香港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在香港工业化进程中,华商积极投身其中,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料、电子、玩具、钟表,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地产业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资地产商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资金,在地产发展方面积极进取,财富急速膨胀,自信心日益增强。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恒隆集团等新兴华资地产商群雄四起,光芒四射,开始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不仅如此,这些坐拥巨资的华商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这些英资“巨无霸” 。

1939年李嘉诚年仅11岁时,因日军侵华而随父母由广东潮安举家南迁香港。14岁时父亲病逝,他只好辍学外出谋生。1950年,李嘉诚以5万港元的资本创办起长江塑料厂,迈开其宏伟基业的第一步。1958年,李嘉诚看好香港地产业前景,开始涉足于此。1967年,香港爆发政治骚动,地产陷入低潮,李嘉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大量吸进低廉的地皮和物业,从而奠定了日后在地产界大展宏图的基础。1971年6月,李嘉诚创办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8月更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力向地产业发展。10月,长实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随后利用发行新股大规模集资,并趁地产低潮大量购入地皮物业,李嘉诚的地产王国开始建立起来。1976年,长江实业集团拥有的楼宇面积已增至635万平方英尺,在上市短短4年间增加了17倍。

航运业方面,“世界船王”包玉刚旗下的船舶,往来停靠于各大洲的港湾。另一航运巨子董浩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则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油轮航行在世界各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环球航运、东方海外、华光航业、万邦航运为主力的华人航运公司,已远远超过香港英资财团的航运力量。

在中国内地有着10年银行经历并担任过上海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在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的1949年移居香港。6年后的1955年,包玉刚看好当时世界航运前景,斥巨资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燃煤旧货轮,改名“金安号”,迈出创办环球航运集团的第一步。随后,包玉刚用所谓“三张合约”的策略,即用租船合约去取得银行贷款合约,再以银行贷款去签订造船合约,迅速扩大了航运业务。据估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包玉刚已成为香港华商中的首富。1971年,包玉刚应邀加入汇丰董事局,成为汇丰首位华人董事。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包玉刚为封面人物,称其为“海上之王”。

香港正是这样一个有着不竭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移民城市,一些来自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华人企业家,融入香港后迅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对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如英资“四大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等地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太古着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怡和旗下的九仓和置地虽然在香港发展,但也主要是通过上市集资、发行新股进行,结果使公司股票大量流失于小股民手中,为华资大亨实施狙击种下诱因。

怡和与李嘉诚等华商在地产业方面的进退形成鲜明对比。怡和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时,却大举投资海外,结果不仅泥足深陷,而且处处触礁,导致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初期,香港地产泡沫出现、面临大幅调整之时,怡和旗下的置地却又一反常态大肆扩张,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新崛起的华资地产商则把住了香港地产业循环盛衰的命门,在地产低潮时大举购入土地储备,再在地产繁荣上升时陆续推出楼花或楼宇,一买一卖之间赚取巨额利润。

会德丰的约翰·马登(John LMarden)与环球航运的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地产业循环周期的判断也别有意味。著名地产商会德丰旗下的地产公司拥有港岛中区贵重物业和大批土地储备,然而其掌舵人马登看淡香港经济前景,在地产高潮时大量抛售物业,套取资金去发展航运业,结果在世界航运低潮的袭击下无力自拔。而号称“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却在表面繁荣的航运景观中毅然“弃舟登陆”,结果不但成为避过世界航运业灾难的幸运者,而且成功建立起庞大的陆上王国。一进一出之间,结果同样有天壤之别。

这些香港地产业及世界航运业盛衰成败的案例,看似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分析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1980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分析这种转变时写道:“对香港的非华人来说,过去一年并不好过,他们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过去两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02

前兆:地铁投标“意外”失手在巅峰时期,怡和及其旗下的置地、九仓在香港的许多重要行业——无论是地产、贸易、超市、酒店、电力,还是建筑、电讯、交通、码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而作为地产业龙头的置地公司,不仅在中环的地位无人能挑战,就是在香港地产界的任何一项招投标,只要有它参与,都会如囊中取物般得心应手。在1977年之前,有谁能挑战怡和及置地?

风头正劲的置地此时不仅在进行着更大规模的中区重建,也在中环继续扩展和收购物业。1976年9月,置地宣布收购位于德辅道中的铁行大厦。大厦楼面面积约10万平方英尺,其中4 000平方英尺为商铺。

1977年1月,地铁遮打站(1985年5月更名为中环站)、金钟站上盖兴建物业权的竞投开始招标。对此,置地自然是积极参与,志在必得。

1975年11月动工兴建的香港地铁工程,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公共工程。首期工程由九龙观塘,穿过海底到达港岛中环,将香港岛中环与九龙的主要住宅及工业区相连接,全长156公里,设15个站,总费用达60亿港元。资金来源主要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行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此外,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当时香港地铁中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两个车站。中环站作为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金融商务区;金钟站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与中环金融商务区咫尺之遥。

中环、金钟两站上盖可望建成地铁全线赢利最丰厚的物业。对此,稍有实力的香港地产商莫不怦然心动。李嘉诚亦然。因此,竞投激烈,参加投标的财团达到30多个,其中置地自然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它在这里已拥有十多幢摩天大楼。置地广场和康乐大厦就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长江实业参与竞投,就必须将置地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李嘉诚参与投标,看重的不仅在于地铁上盖发展的利润,更在于在中区立足及树立起长江实业的声誉。李嘉诚仔细研究标书,他发现地铁公司急需的是资金尽快回笼,而置地向来以物业出租赚取租金为经营之道。因此,李嘉诚提出了将上盖物业建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揭标日临近,夺标呼声最高的仍是势大财雄的置地。然而,公布的结果出乎人们意料,长江实业这匹“黑马”奋勇夺标。长江实业针对地铁公司债务高企、急需现金回流的困难,提出了极具吸引力的方案,将上盖物业完工时间与地铁通车日子配合,结果在众多财团中突围而出。

4月4日,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日后商议签订。1977年是李嘉诚取得惊人业绩的一年。4月初中标地铁上盖,月底果断出击收购了拥有中环希尔顿酒店的美资永高公司,开创香港华资公司吞并外资企业之先河。紧接着,成为汇丰银行的合作伙伴,兴建位于皇后大道中的新华人行。

长实击败置地,轰动了整个香港,被誉为“华资地产界的光辉”。

事后,置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鲍富达接受记者采访时,并不承认置地的失败。他说:“我个人不认为在争取地下铁路旧邮政总局(地铁中环站)的上盖发展权中是遭到失败,只是因为我们与长江实业方面经营业务的方针有别,所以向地下铁路公司所提出的条件不同,而我们是以地产投资为经营业务的方针,长江实业则是以出售楼宇为主,因此我们不能提出与长江实业相同的条件。而地下铁路公司为保障本身的利益,便选择由长江实业来合作发展该地盘,这是不值得奇怪的。”李德纲:香港物业发展的前锋——置地执行董事鲍富达谈大计,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二卷七期(1978年10月),72页。

据认为,凯瑟克家族对时任怡和大班兼置地主席的纽壁坚此次出乎意料的“失手”极为不满,成为日后凯瑟克家族迫使靠努力打拼登上董事局主席高位的纽壁坚下台的远因。

1978年5月,地铁中环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即全部售完,交易总额达59亿港元,创下香港楼价最高纪录;同年8月,地铁金钟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经此一役,长实不仅赚得了丰厚利润,更获得了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

这是一次转折,长实在香港地产界的崇高地位就此奠立。当时已经有股评家开始预测,长实迈向中环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其实力将会有超越置地的那一天。

03

拐点:痛失九仓地铁中环、金钟站上盖兴建物业权投标战意外失手,让凯瑟克家族极为不快。然而,真正让怡和尝到痛苦滋味,并领教到华资财团厉害的,是“超人”李嘉诚和“船王”包玉刚接续竞夺九仓一役。李嘉诚的“超人”之誉,在其于1979年以6亿多港元市值的长江实业成功收购有60多亿港元市值的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和记黄埔224%股权之后获得,此役使李嘉诚成为华商“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

李嘉诚的确称得上目标远大、目光如炬。这时,香港地产市道已升至高位,直接进入楼市代价极其高昂,而同期股市却显疲弱。九仓、青洲英坭、和记黄埔等一批优质英资上市公司,市值普遍低于其资产账面净值,且拥有庞大土地储备,潜质优厚,加上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对公司控制权不稳,这些均被李嘉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在港岛中区初试锋芒之后,李嘉诚将兵锋指向了怡和旗下的九仓。

20世纪70年代以后,九仓先后收购天星小轮、香港电车以及海港企业51%的股权,并在尖沙咀海旁兴建被誉为“亚洲最庞大而成功的综合商业中心”的海港城。但是,九仓为筹集发展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的庞大资金,曾先后多次发行新股及送红股,使得股价偏低,股票大量流入散户之手。与此同时,九仓兴建的商厦主要以出租为主,现金回流缓慢,赢利增长不快,与大幅飙升的香港地价形成强烈反差。1978年年初十几港元的九仓股价,与地处寸土寸金的尖沙咀之反差尤其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