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嘉诚不露声色地大量购入九仓股票，从每股十几港元一直买到每股三十几港元，共吸纳了约2 000万股，几占九仓已发行股份的20％。
这时，市场上开始流传李嘉诚有意收购九仓。
当怡和惊觉李嘉诚的行动后，立即部署反收购战。无奈自己在70年代中前期大规模投资海外，赢利不佳，导致资金短缺。为了使九仓不落入华资之手，怡和在股票市场上以高价增购九仓股票。但是，不断攀升的股价，让怡和不堪重负。而就在这时，市场上又传出当时更具声望的“船王”包玉刚有意于九仓。
无奈之下，怡和转向同是英资的汇丰银行求助。1978年7月，汇丰应怡和集团要求找李嘉诚商谈，汇丰大班沈弼正式出面请李嘉诚放弃收购。
拿下九仓当然会使李嘉诚如虎添翼，但汇丰银行介入、包玉刚有意，九仓股票已升至高位；如果急流勇退，并顺水推舟，则既可更密切与汇丰银行、包玉刚之间的关系，又可在股票的买卖中获取巨资再作他想。在权衡利弊之后，7月26日，李嘉诚毅然将所持九仓股票转售予包玉刚，长江实业收购九仓计划戛然而止。
随后，包玉刚接过李嘉诚手中的九仓股票，继续与怡和较量。
参与九仓的争夺，是包玉刚事业的一次重大转型。当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世界船王”肖像油墨未干时，包玉刚已经开始琢磨“弃舟登陆”，将家族的投资作重大战略转移。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已经使敏锐的包玉刚觉察到世界航运业可能出现大衰退；而70年代末中国气候的回春，更使包玉刚下定决心，让浮在海上的财产扎根于香港大地。
早在李嘉诚不动声色地在市场上吸纳九仓股票时，包玉刚也已经盯上了九仓。包玉刚从李嘉诚手上购入九仓股票之后，1978年9月5日，公开向传媒宣布他本人及其家族已持有15％～20％的九仓股票，成为九仓最大股东。他同时表示，无意购入更多九仓股票。
在此项宣布后数日，九仓董事局被迫邀请包玉刚及其二女婿吴光正加入董事局。
当时人们相信，九仓事件已暂时告一段落。其间，香港股市大幅回落，九仓股票也从最高价的每股49港元跌至22港元，九仓事件似乎渐渐沉寂。
然而，九仓争夺战其实才刚刚开始，双方只是从明争转为暗斗。包玉刚和置地公司开始各自不动声色地吸纳九仓股票。从1979年3月起，九仓股票再度持续攀升。
1979年年底，双方的争夺渐趋表面化。12月7日，置地公司宣布收购怡和证券手上的九仓股票，所持九仓股权增至20％，相当于包玉刚在1978年9月5日公布所持有的九仓股权。与此同时，怡和将所持怡仁置业的股权全部出售，置地则将中环的金门大厦出售。1980年4月9日，置地宣布供股。这一连串的措施显示置地正在筹集资金，加强九仓控制权，与包玉刚决一胜负。
包玉刚这时也在为最后到来的决战作相应部署。1980年4月25日，包玉刚通过旗下一家毫不起眼的上市公司——隆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作“蛇吞象”式的收购，发行新股、发行递延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以每股55港元价格，向包玉刚家族购入2 850万股九仓股份。
包玉刚通过隆丰国际收购家族持有的九仓股票，得到了汇丰银行和李嘉诚的支持。汇丰银行认购了隆丰国际的部分新股，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则包销隆丰国际20％的新股。这样，包玉刚通过隆丰国际持有九仓的股权已增至30％，继续保持九仓最大股东的地位。
此时，置地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置地虽然以九牛二虎之力增加九仓持股量，但包玉刚并不让步，仍然保持大股东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包玉刚极有可能再增持九仓股份。如果置地要争持到底，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此困境下，怡和主席纽壁坚为了打破僵局，主动约见包玉刚，但交换条件始终无法达成，谈判无果而终。
和平解决九仓争夺的途径已被堵死，局势渐渐发展到双方公开摊牌阶段。
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置地趁包玉刚远赴欧洲参加国际独立油轮船东会议之机，抢先发难。下午3时，置地高层会见新闻界，宣布置地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将以“两股置地新股加766港元周息10厘的债券”合共以每股价值100港元的价格，购入九仓股票，预算增购3 100万股，使置地持有九仓的股权增至49％（《收购及合并条例》规定超过5成便必须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增购”行动。置地选择星期五宣布这项计划时，包玉刚正在欧洲参加会议，并准备在下周一会见墨西哥总统，其间周六、周日为公众假期，筹资难度巨大。置地将包玉刚可能有的反应都已计算在内，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这更是一次周密部署的“增购”行动。抢先发难的置地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增持，并将增购价格提高到了每股100港元，迫使包玉刚只能以每股最少100港元现金的价格提出增购九仓。当初置地握有九仓股票时，每股仅10港元左右，其后增购每股也只有40～50港元。这样，即使增购行动失败，置地也可退而求其次，抛售手中股票套利。
九仓董事之一、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当天早上得知置地增购消息，面对置地偷袭，立即与远在伦敦的包玉刚取得联系。包玉刚随即展开连串紧急应变行动。
6月21日星期六清晨，包玉刚约见当时也在伦敦开会的汇丰银行正、副主席沈弼和包约翰。包玉刚表示，他个人目前约有5亿港元现金，如果他提出反增购建议，希望汇丰能实时借贷约15亿港元现金支持。在获得沈弼的口头贷款承诺后，包玉刚随即电告吴光正，组织律师和财务顾问商讨反增购对策，他自己则立即购买返港机票，亲临现场指挥这一战役。
6月22日星期日，包玉刚取消了星期一与墨西哥总统的会面，从伦敦赶返香港，与隆丰国际的财务顾问获多利公司等相关人员商讨对策。在探讨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包玉刚开出了最保险的价码，毅然以每股105港元现金提出增购。
当天下午7时30分，包玉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为了保障个人及家族利益，将以个人及家族的名义，出价每股105港元现金，增购3 000万股九仓股份，期限为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有关增购手续将委托获多利公司办理。
6月23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后，大批九仓股东潮水般涌向获多利公司总部，争相求售九仓股份。上午11时30分，获多利宣布完成增购目标，新鸿基证券公司则继续接受登记，直至下午2时30分。包玉刚在数小时内动用现金约21亿港元，使对九仓的控制权从30％增持至49％，顺利完成预定目标。
对此，《星岛日报》6月24日刊登的“华资团结显威风”一文写道：“包玉刚以奔雷闪电的声威，粉碎了置地公司增购九龙仓股份的计划，在一个上午便完成了增购九龙仓2 000万股的雄图，这显示了华资大团结的实力，给英资当头棒喝。”
6月24日傍晚，置地发表声明，取消日前提出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置地同时表示，目前约持有330万股九仓股票。这与置地建议增购九仓时持有的1 340万九仓股份相比，约减少了1 010万股——置地已在星期一想办法将上述九仓股票在第一时间售给了获多利公司。市场估计，包玉刚购入的九仓股票中，约一半由置地供应，置地售出后约赚得712亿港元的非经常性赢利。
6月25日星期三，九仓在香港股市恢复挂牌，当天以每股745港元收市，比停牌前下跌25港元，比包玉刚的收购价则低305港元。
“洋行之王”与“世界船王”的较量，包玉刚付出了巨额钞票，置地公司一夜之间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包玉刚赢得了气势，赢回了信心。更重要的是，包玉刚将整个经营重心转移到了陆地，告别海上船王生涯，开始了陆地王国的创建。1985年，包玉刚完成收购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同一年，李嘉诚收购置地旗下的香港电灯346%股份。加上和记黄埔与九仓，包、李两人完成了当时所谓的“香港四大收购战”。
不仅如此，包玉刚勇夺九仓，1988年，吴光正出任九仓董事局主席，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正式动工，兴建历时5年，1993年年底落成。与时代广场开工的同时，九仓亦展开了对尖沙咀海港城的庞大重建计划。海港城一期重建计划是将两幢住宅物业重建为两幢楼高36层的港威大厦。1994年完成一期重建工程后，二期重建工程随即展开，将原址3幢住宅物业拆卸重建为甲级写字楼，进一步巩固了九仓在尖沙咀的“地王”之位。据统计，1998年九仓旗下的投资物业组合高达9507万平方英尺，已超过置地而成为与太古地产并驾齐驱的大型地产投资集团。在香港企业史，乃至整个香港史上都可谓意义非凡。这是新的时代变化在经济上的生动体现。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对此，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在九仓收购战落下帷幕后，香港《信报》社长、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对当时华资的动向分析道：“在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助长了自信心，加上7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渐上轨道，在外交上门户大开，在国内政策上重新重视经济建设，对港澳同胞尤其是商人在下意识上滋生了与英资一争雄长的倾向。此外，在这段时间内，许多华商的第二代纷纷从外国学成归来，他们对外商的经营哲学有透彻的了解，对外商的每项经营步骤都能作出中肯的分析和预测，外商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彻底被打碎。在这种背景下，坐拥巨资的华商开始动那些只持有少量股票却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公司脑筋。事实证明，华商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九仓失陷后，置地由保守一改而为激进。一场更大的危机骤然而至。
04
汇丰与怡和斗法?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浮现后，英资财团的安全感及信心越发脆弱。1978年，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港澳办公室，只是当时不公开，未挂牌。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揭开了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角力的序幕。不过，麦理浩回港后，向港人转达了邓小平请投资者放心的信息，而未将邓小平所说会收回香港的讲话公之于众。华资财团对老牌英资上市公司的收购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揭开序幕的。而在这番刀光剑影的争夺中，在香港金融界具有绝对实力的“准中央银行”——汇丰银行的立场引人注目，耐人寻味。
在九仓争夺战中，我们看到了其背后汇丰银行作为一种力量的存在，即汇丰借款15亿港元助战包玉刚。
事实上，在借巨款助包玉刚拿下九仓之前，汇丰曾将其所持和记黄埔接近1／4的股权售予李嘉诚，使后者成了华商“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当时，怡和、太古等英资洋行均对和黄觊觎已久。汇丰不但选择李嘉诚为买家，而且开出每股71港元的价格（和黄每股净值144港元），同时延期支付8成款项。
汇丰在两家老牌英资大行归属方面倾向华资大亨，被视为汇丰意在香港前途问题即将冒现之际，向中国及本地华资示好。汇丰的决定并非纯粹的商业决定，而是基于政治的考虑。但汇丰主席沈弼对此反驳道：“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赢利。”
曾经任港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长期研究香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顾汝德（Leo Goodstadt）多年后对此分析道：“汇丰银行对外资企业的态度最堪注意。汇丰在香港政坛有重大影响力，而且它利用金融实力支持英资公司抵御华资的挑战，但到最后，汇丰还是决定支持商业上的赢家，不管他是英人还是华人。这种纯商业态度终于在1975年发挥作用，汇丰把原来由祈德尊爵士（Sir Douglas Clague）控制的商业王国——因经营不善而落入汇丰手中的和黄，最终在4年后转让给华资大亨李嘉诚，这完全是商业决定。”顾汝德：汇丰卖出和黄纯商业决定，载陈景祥主编：香港金融风云35载，天窗出版社，香港，2008，63～66页。
汇丰选择包玉刚和李嘉诚无疑是从自身的根本利益着眼的。抛开政治考虑不论，对香港所发生的一切，长期扎根于此的汇丰心知肚明。诚如九仓收购战中为包玉刚做顾问的汇丰旗下获多利公司财务董事奚戴德所说：“汇丰对本地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十分敏感，并能与时俱进。”
汇丰支持华资大亨是不是兼顾了政治考虑的商业决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汇丰的决定又是不是在与怡和斗法，争夺谁是香港真正的领导者地位?
“香港系由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所统治，并按此序排列。”Richard Hughes,Hong Kong: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1968;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2nd EdLondon:Andre Deutsch,1976.这句话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广泛流传，足以说明怡和与汇丰在香港的势力之大。事实上，商界利益在80年代的香港社会与政治中，依然占据着主导的位置，而怡和与汇丰在历史上的恩怨及其竞合关系，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香港股评家思聪认为：“从1978年起，华资渐渐取得英资公司的控制权，第一间是青洲英坭，第二间是和记黄埔（都是李嘉诚的杰作），第三间（到目前为止）相信是九仓，平均每年一间。有人说这是华资的兴起，英资的没落；但令人奇怪的是，这几次取得控制权方面，汇丰所担任的角色非常重要。会不会表面上是华资与英资斗法，实质上是两大英资集团斗法，看看谁才是本港真正领导者?”思聪：九仓拱手让人后怡和阵脚稳否，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四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