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两宋时期，上承汉唐下启元代，艺术领域展现出继往开来的特质，向简约与表现主义两个方面发展。皇室贵族艺术需求的日益提高，文人阶层与书画文玩的兴趣与日俱增以及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同艺术的联系日渐紧密，推动着艺术向纵深领域发展。富丽堂皇的宫廷艺术，清新典雅的文人艺术，逸趣横生的市民艺术，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年代里，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以供瞻仰。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绘画领域在此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灿烂的繁荣局面。
园林建筑
宋代居民建筑的一大特点则是私人宅第的园林化。有了汉唐盛世的丰厚积累，五代两宋时期的工商业进一步繁荣，市民阶层的经济实力不断攀升，开始营造园林以便在闲暇之际舒缓身心。同时，五代的分裂混乱与两宋的积贫积弱，让许多士人对现实心灰意冷，纷纷修园造林为自己寻得一避世之所；而另一些身肩重任无法避世的为官者则只能自建一安乐窝，风波过后，可以躲进小天地之中寻获暂时的宁静。
此时的园林建筑仍旧沿袭前朝造园时将自然造物与人工雕琢完美结合的模式。堆土为山，凿地为池，植树为林，种花为丛，撷取一段大自然美景入这方天地之间。此时，叠石造景不论在皇宫别苑还是私家大院都已蔚然成风，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在造园者的眼中更是增添了一份雅致的色彩，纷纷选取造型各异的太湖石置于园中，或赏心悦目，或引人遐想，令观者在这种人工营造的自然美景中领略其中的奥妙。
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以宋代寺庙与塔楼居多，有山西太原悬瓮山下的晋祠，有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摩尼殿，有江苏苏州的报恩塔，浙江杭州的六和塔，其中尤以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最为著名。
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木塔。塔高67米，底层直径30米，外表看是八角五层，但每层都设有一暗层，明五暗四，因此实际是九层。最令人惊叹的是塔身的木结构造型，除以石头作为基础外，其余部分全用不易变形的松木与质地坚硬的榆木建造。不用一钉一铆，全靠变化多样的斗拱与柱梁镶嵌穿插吻合连接，将这一庞然大物竟像搭积木一样地叠起来。更令人称绝的是1926年阎奉军阀战争期间，此塔曾被两百余发炮弹击中，除打断了两根柱子外，竟然别无损伤，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五代时期的绘画
五代两宋时期的绘画是继唐朝之后又一灿烂辉煌的巅峰之作，涌现出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新潮流。步向完备的人物画、崭露头角的风俗画、日渐成熟的花鸟画、地位上升的山水画、雀然兴起的文人画、不断完善的画论、寄情于景的画法以及个性鲜明的画风，集中地展现出这一时期的绘画发展轨迹。
人物画 五代两宋的人物画以五代时期的艺术价值最高，最具代表性是两位同为南唐画院待诏的周文矩所绘的《重屏会棋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重屏会棋图》描绘的是唐中主李与兄弟弈棋的情景。图正中端坐戴帽者为李，侧坐者则为齐王景遂、燕王景达及保宁王景逖。四人身后榻上屏风画有一幅表现白居易《偶眠》诗意的人物画，故将作者巧妙安排的“画中画”称做“重屏”。画中人物温文尔雅，形神兼备，以略带顿挫的颤笔勾勒衣纹形成周文矩最具特色的“战笔”技法。
《韩熙载夜宴图》为我国古代优秀工笔人物画巨作，此画是作者奉李煜之命潜入韩府，窃视兵部侍郎韩熙载夜宴情况，回来凭印象画得。这幅靠目识心记完成的作品，以组图的形式展现了听琵琶演奏、集体观舞、洗手休息、独自赏乐、依依惜别五大场景，场景间以屏风或床榻相隔设计巧妙，衔接自然。
画中人物形象无一雷同，神情姿态各有不同。主人韩熙载衣着便服，敞怀露腹，虽纵情于声色却难掩心中的失意与苦闷；状元郎粲身着红袍上身前倾全神贯注聆听雅乐；德明和尚双手握于胸前，不敢正视舞伎，神态颇为尴尬。各式人等在南唐必亡的政治形势下或沉湎于酒色，或空谈佛理，或赋诗作对借以逃避无力扭转的现实。《韩熙载夜宴图》形象地展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的腐朽与无奈。据说，后主曾将此画示以韩，望其重新振作效命朝廷。但对南唐命运已经彻底失望的韩熙载，仍旧我行我素，在灯红酒绿中继续沉沦。
五代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发展时期，水墨山水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师法大自然的画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浑厚雄健的北派与清新隽永的南派两大山水派系，为两宋山水画系的全面辉煌奠定了坚实之基。
北派山水画家 荆浩与关仝是北方山水画派的重要代表，世称“荆关”。荆浩从世代业儒转而退隐山林，自号洪谷子，终日与大自然为伍，北方的崇山峻岭在其笔下更显气势磅礴。在笔墨技法上，他善取前人之长，避前人之短：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荆浩则有笔有墨。但其笔墨并非吴、项二人单纯叠加，所谓笔乃有勾有皴，所谓墨则有阴有阳有向有背，发展出个人独特的风格。
今传作品《匡庐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水墨。此图采取全景式构图，高远、平远、深远，三远兼具，展现了北方山川的雄伟挺拔之貌：陡壑高峰，壁立千仞，树枝瘦劲，石质坚硬。同时在危峰叠嶂间却有溪流倒挂，曲径蜿蜒，几间民舍幽然伫立，令观者在仿若进入仙境之余又感受到点点人间烟火。
此外荆浩还有一部重要的山水画理论著作《笔法记》有幸传今。在继承谢赫《古画品录》之人物画六法基础上，提出了山水画六要法则，即气、韵、思、景、笔、墨，对后世山水画的创作与评价有着重要的指向作用。
关仝尽管为荆浩的追随者，然其山水画技艺较之于前辈更加成熟，有“出蓝”之誉。关仝活动于秦岭、华山一带，故而其画作多写黄河两岸的山川，取全景式构图，“上突危峰，下瞰穷谷”，“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别树一帜的风格，咏叹出雄奇中透露着荒凉的情调，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被称做“关家山水”。
传世作品《关山行旅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水墨。山势雄壮，云气缭绕，“石如刮铁”，树木“有干无枝”，显示出北方阔叶林的特点。形体巨大的主峰脚下点缀着荒村野店，穿插着往来的旅客与形态自然的鸡犬，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此画描画出北方山川秋山寒林、村居野渡之景，达到了“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的效果。
南派山水画家 南派山水画的代表画家以董源与巨然为杰出代表。南唐中主时期官至北苑副使的董源，世称“董北苑”，其山水画多取材于江南实景，运用创新的手法表现出平淡闲远的景致，创制出一种全新的皴法。这一皴法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为中峰墨线，既有强度，又有韧性，是描绘丘陵地带山石土坡的主要技法，谓之“披麻皴”。董源创立的披麻皴，加之前朝李思训创立的斧劈皴与王维创立的雨点皴，一同组成了中国山水画的三大主要皴法。
董源的传世作品有《潇湘图》《夏山图》《龙宿郊民图》《平林霁色》《溪岸图》《洞天山堂图》等。《潇湘图》为董源后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描绘的是江南山水的清雅灵秀与淡远幽深。取名为潇湘，乃是应“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之意。全图以平远取势构图，以轻重淡浓不一的大量墨点构造出山峦间雾气迷茫的气象。此图舍弃奇峰峻岭，皆作平缓长山，大量留白处尽为水波，山水相映成趣，突显清幽。活跃于其间的人物给平静的画面带来了更多的意趣。山头与树林多用雨点皴，山脚坡岸则用披麻皴，层层积聚，层层点染，观画间只觉一阵清新疏朗之气拂面而来。
巨然为金陵开元寺僧人，师法董源，有所创造，在中国绘画史上与董源同称“董巨”。擅画江南轻岚淡烟与层峦叠嶂之景，画笔墨温润不外露，较之董源的山水更具田园诗意。现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名作《秋山问道图》《层崖丛树图》，从中可见他在描绘金陵一带土多石少的峰峦时所自创的新画法，即运用被称为“矾头”的皴法，表现出山高林深间山光岚气与草木华滋的浮动感。观巨然山水画的绝妙之处在于远观，近看好似一片模糊景象，远看则能分辨出高低远近的层次、“景物粲然”的效果。
当时最为流行的是以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派，以董、巨为首的江南画派在当时并未受到世人过多关注。直至北宋中期文人画创作形成独立体系后，董、巨山水画遂为南派正宗画祖。至元明以后，抒情意趣的山水画法占据主流，董、巨二人被后世的山水画家奉为“百世宗师”，实至名归。
两宋山水画在继承五代基础上迈入全面成熟时期，大家辈出，精品荟萃，风格多样，笔法墨法齐备。
宋代绘画
风俗画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北宋时期的人物画题材开始由描绘神仙贵族扩展至平民百姓人家的刻画，出现了反映市井生活的风俗画，涌现出了高元亨、燕文贵、支选等擅画都市生活场景的画家，其中尤以张择端最为杰出，其所创作的《清明上河图》代表当时风俗画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墨笔淡着色，长527.8厘米，高24.8厘米。全卷构图宏大，笔法精细，展现出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及汴河（京杭大运河之北段）沿岸的生活画面。画卷内容结构分为三大段落：开首为从宁静的郊外直到汴河码头。中段以虹桥为中心进入画面高潮，桥下水流湍急，船工们各司其职：指挥、掌舵、撑篙、放桅杆、掷缆绳，沉着稳定，忙中有序，桥下紧张的场面吸引着桥上大量人流驻足围观。此时骑马坐轿的权势者迎面而来，互不相让，被堵在后面受惊的驴子躲到桥边，一旁摆地摊的小贩赶忙用棍赶驴，戏剧化的情节表现了汴河两岸船车交通、手工业生产及商品交易等繁忙场景。后段转入城内，店铺栉比，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热闹非常。创作中，画家苦心经营，采用散点透视移步换景手法，根据细致的观察理解选取具有特征性的画面，绘制出中国绘画史上具有不朽意义的宏幅巨制。
北宋山水画 北宋初期的山水画以李成与范宽为代表，其中以李成名气最大，被尊为“古今第一”。先世为唐宗室的李成，性情狂荡，不受羁束，曾以自上而下四民（指“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不同流的借口，严词拒绝达官贵人的求画。可惜英年早逝，乾德五年（967年），年仅49岁的李成醉死于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