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个幸运的理由》--记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周国允
王颖
农民工中最幸运的人
北京评选过几次最佳的十大建筑。这事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等，其后又有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十大建筑。如今，当代的十大建筑的评比也有了结果。当仁不让的是北京的T3航站楼、鸟巢、水立方和国家大剧院等。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有名气的伟大建筑，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幸运儿呢？不仅如此，他因为参加了这样一些闻名遐尔的建筑，因而几乎得到了所有的国家级的最高奖赏--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第二届中国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奥运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优秀建设者、第二届全国诚信道德模范……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那么，他算得上算不上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呢？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他的确是一个最最幸运的人！
这个幸运者的名字叫周国允，河南滑县高平镇人氏，196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在全中国一两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他是亿万中之一。然而，你看他，长相与外貌并没有任何出类拔萃之处，文化与谈吐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地方，何以就如此成功如此辉煌，在不长的25年之后，竟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呢？
在这绝非侥幸的成功背后，必然有一个理由！
吃亏与挫折都是必交的学费
写周国允的成功，得从挫折写起。
他的第一个挫折是高考。少了十几分的分数，等于跌落下十几个台阶，从此被隔离于高等学府的大门之外，只能“望门兴叹”了。
那个时候，上大学、应征当兵，是两个最佳走出农村的通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说有，那就是外出打工了。但是外出打工有点像是“走西口”，那是一种无奈和苦涩的选择，但凡有前两条路可走的，不会选择这第三条路。
然而，周国允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时又被征兵的人看他长得瘦弱矮小，拒之门外，那就只得去当农民工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词儿虽然这样唱，但对于那整天都在一个村子里转悠的小青年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到红尘里去走一走，总是于心不甘。于是，在1984年，父亲给了他一百多块钱的路费，他开始闯北京来了。
他没有坐过火车，更没有到过北京，别说北京，连河南的洛阳、开封、郑州都没有去过。所以，一下了北京站的火车，出来看到那攒动的人群，五彩的灯火，真让他顿时有了打翻了五味瓶的感觉--热闹、繁华、新鲜、奇异、陌生，同时还有些许无助与恐慌。并且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说，这第一眼北京的印象，一直牢记在他的心里，到今天还觉得鲜亮、深刻。
背着行李卷的周国允，按照老乡那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的地址，在北京站下车之后，再径直走过几个红绿灯，又左转或右转弯，找到几路公共汽车……最后在东三环终于让他找到了长城饭店。
长城饭店的小包工头是他的老乡，包工头问道：“你干过什么工？”
他摇了摇头：“没干过，第一次离家。”
这回是包工头摇了摇头：“说技术你没技术，说体力你没体力，叫你干什么好呢？想辞你吧，乡里乡亲的--这样好了，你到木工组去学木匠活，先不定你工资，包你饭宿，看你有没有出息再说吧！”
他于是被撂在了木工组，当起了小木匠。
建筑工地都是在露天作业，虽然木工房还有一个简单的窝棚，但那也挡不住北京冬天的冷。寒风吹透了他的棉衣，大风甚至好几次想把他掀下脚手架。零下十五六度的低温，冻烂了他的手脚，有一次，手麻木了，一斧头砸下去失去了准头，砸到了左手的五指，虽然戴着一副手套，还是把手指砸得血肉模糊。
但一切都出乎包工头的预料，这个长得虽然瘦小的青年，却有着扎扎实实的高中文化底子和一个聪明的脑袋，他边学边干，还善于逐磨，渐渐地，包工头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年之后，他竟然挣到了六十多个同乡中的最高工资，即每天5块钱。这也着实让他骄傲了一把。到了后来，还让他当上了木工班的班长。
年底，他买了一块上海表，又穿上在商场买的一套便宜西装，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去了。
在回家的一路上，他想入非非，他的梦想是能当个万元户，在家乡盖上五间大瓦房，再娶上一个媳妇，对了，还得买上一辆嘉陵牌摩托车，这是“三十亩田一头牛”的热炕头日子，不，比那还要好些，毕竟那辆摩托车能带着他飞来飞去……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的梦境。
过罢年从家里出来，老板说，这回咱们不去北京了，到银川去，贺兰山下，那里的钱好挣。老板还要他组织村里六七个工人，由他带领，到宁夏去。
有谁知道，这是他新挫折的开始。
为了节省劳力，他们六七个人要干十多个人的活计，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既没有什么好吃的，活又特别累，再加上水硬风硬沙尘大，个个都水土不服。有好几次周国允都累趴下了，到医务室打完青霉素和吊针，就自个儿蹲在台阶上痛哭，哭了好一阵子，心中的委屈哭出来了，再去干活。
熬了一年，工资少得可怜，竟然没几个钱可以往家里寄。
他以为下一年可以好些，苦尽能够甜来，谁知第二年才是他的危难时期。
原来的施工队长承包了一项更大的工程，要参建一个30万吨的水泥厂，于是他找周国允谈，要他从家乡组织50多名工人，分包水泥厂一部分工程。
周国允如数调来了家乡的“子弟兵”。
其实，包工头因为想省钱，原先十几个人的活计只让他招工六七人，现在起码是上百人的活计，却只叫他组织五六十个人，明显地是想让他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但是，在这个时候，周国允还有些懵懂，他只想把活干好，早日完成任务，并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谁知，包工头与甲方在价格上没有谈拢，再加上其他原因，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连招呼都没打，就将周国允的50多个人撂在了贺兰山下。
这些家乡出来的工人只认得周国允，于是向他要账，问他要钱。是啊，既然没活干，那你周国允起码得付给这几十个工人路费钱啊！如果再好一点，误工的这些天也得付一些工资吧？
可是他周国允找谁要去？
被逼得要再次哭出来的周国允站在风地里想了又想，结果他竟然朝甲方的经理室走去。
“我们的老板走了，你说怎么办？如果你们真心实意还想建水泥厂，那最好能给我一个机会，由我来承包！”
在试工的几天里，甲方经理对这帮河南民工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他想这也的确是个办法，但既然这帮子河南民工想干，那出牌权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经理说：“那好吧！我同意，不过，有了以前的教训，我们的条件就要更加严格了。第一，我们还是按原来的价格，你们干就干，不干就算了；第二，没干活不能先给你们钱，前期费用由你自己想办法。”
周国允说：“第一个条件我同意，工钱少一些我们也干，但是第二点我不同意，你连个基本工资也不给，我们在这里干活，起码得吃饭吧？我又没钱给他们，没有饭钱，我们怎么在这里继续干下去？”
“那我不管，你们如果完成任务很好，最后的钱我是不会亏欠你们的。”
周国允出来同工人们一说，大家都嚷嚷开了，这算什么，在这里干活还得自己掏饭钱，万一到最后不给工资，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现在就回家去。
但是周国允不同意，他说既然是个机会，就得拼一下，我们把水泥厂盖得好好的，到那时候他还不给钱，输理的就是甲方了。
有些工人问道：“那我们都是穷光蛋，谁能垫出这笔款子来？”
有些工人说道：“还是回家去吧！起码还有个饭吃！”
周国允说：“回家是要回家的，但不是回家不来了，而是回老家借钱，借了钱回来干！”
他们看到周国允铁心要接这趟“镖”，也就没有话说了，有几个工人就跟他回了老家。
周国允家里有一个大姐和三个兄弟，他排行老三，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有这么几张嘴每天张着吃饭，哪里还有余钱给孩子去投资？老父亲听说儿子走了麦城，又气又急，喊道：“这怎么行？怎么行？是你把人带出去的，现在分文没给他们，乡里乡亲的，让我的老脸往哪里搁？走，我陪你要钱去！”
老父亲指的是带着周国允去找原先的那个包工头，他是另外一个县的人，听说回家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周国允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了那个包工头的家里，虽然等到了他，却是分文都没有要到。
父亲为人一向正直，又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所以他不依不饶，又带着儿子到村里的逐家逐户去道歉，并且再三表示，跟着他儿子外出打工，一定不会吃亏，欠下的钱与人情，明年一定会还清，让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这些跟周国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也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不是周国允的责任，所以大都能够谅解，至于不谅解的，发一些牢骚话说一些气话，周国允也只得乖乖地听着，让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出气筒。
接着，周国允与回来的几个农民工，开始向村里借钱，周国允还通过关系向银行贷了两万元钱。拿到这些钱之后，他又带着这几个兄弟到了宁夏水泥厂的工地。
说实在的，这时的周国允，不仅经济上什么都不懂，工程技术上也是一个门外汉，一早上起来，面对着五六十个工人要派活，他竟然手足无措，头上冒虚汗，哪些活需要有什么样专业知识？哪些地方需要人多，哪些地方则可以少派一些人，他都不懂。所以，到了晚上，他就偷偷跑到甲方的技术员那里去，虚心求教，认真做笔记，还向技术员借了不少书籍、资料来恶补。
同时，他想到，像这样一支建筑队伍，文化程度低，手下的人又都是像他一样的门外汉，是很难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一个技术上很内行的人，于是他想到了家乡有个叫牛保文的，和他差不多年纪，是中专毕业的学生，在建筑行当混了好些年，是个技术员，就把他聘来了，担任了他这支小分队的技术员。
说实在的，还有一个问题也让周国允挠头，那就是这支队伍素质太差。这也难怪，从农村里拉出来就干活，什么训练班都没经过，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甚至躺也没有躺相。天冷的时候，上班叫几遍都不起来，再问，就吼你一嗓子：“我病了，今天请假还不行啊！”很多的时候，就无事生非：喝酒、赌博、吵架、打架……种种的现实让周国允想到，补知识技术课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也很重要，那就是补思想教育课，补人生理想课，不能让大家混混沌沌过日子。
他又实现了两手抓，两手都硬的作风，硬是让这支一盘散沙似的队伍，捏成了一个团。
又是一年之后，工程如期完成了，而且质量很好，所以他们如数拿到了工资，可以风风光光回家过年了。周国允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道：“我们拿到的真是血汗钱啊！这一年吃的什么饭菜，有时候菜里油花花都看不见，更不用说想要吃肥肉了，谁的口袋里有五块十块钱，那是个大富翁，我们谁都想斩他一刀，千方百想把他的钱挤出来，祭一下我们的五脏庙。唉，那种生活，只比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要好上一丁点。”
经过这一年的苦熬苦斗，周国允不但没有被压垮，而且奋斗出来了。不仅他的队伍扩展到了140余人，而且他也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当宁夏又要兴建火车站工程，中心跨度足有30多米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对甲方说，行，由我来承包，我保证完成任务！
最先到宁夏跟着周国允干的五六十人的队伍，不但没有散去，趴下，反而一个个都变得有出息了，他们成了后来周国允公司的骨干，成了像楚霸王那样的江东弟子。现在，有些人当上了总公司的副手，有的当上了分公司的经理，还有的是工长，再不济的也是班组长，每个人都有一身技术在身，一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
当周国允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说真的，我对那个逃跑的老板，对那个愿意承包给我活计的老总，我是心存感激的，要不是他们一挤一压，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会有现在的出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就来。板荡识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出于草莽，没有这种千锤百击，我成不了气候！”
好马再吃回头草
1987年，他带着他的这支队伍，再次来到了北京。
在他的潜意识里，觉得还是北京的市场大，活计多，可以施展他的抱负。当然，到他第二次出现在北京城里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吴下阿蒙，而是一名精明强悍的施工队队长了。
他首先进入的是北京市乡镇企业局办公楼工地。
已经开了窍的周国允，这次一开始就从队员的思想教育入手，从转变观念入手，一边施工，一边整顿队伍。针对工人文化素质低、专业技术差、生活散漫，只知道干活挣钱的状况，开展“爱党、爱国、爱首都”的思想教育活动。鼓励队员们学政治、学法律、学文化、学技术，不但他每次集合时都讲，而且给予一定的奖励。有时他专门搞一些义务劳动，即不要任务报酬的劳动，告诉大家干活不仅仅是挣钱，还是一种奉献。渐渐地，这支队伍有了变化，从过去的“旧五多”变成了“新五多”，即过去是到处闲逛的多，现在是读书看报的多；过去是聚堆喝酒闲聊的多，现在是自学技术的多；过去是说粗话脏话的多，现在是讲文明礼貌的多；过去是吵架斗殴的多，现在是团结互助的多；过去是违反规定被处罚批评的多，现在是涌现出来的模范班组多。
当然，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段，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是由于周国允在深层的意识里有了一种打造一个钢铁团队的想法，认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下”工作的团队必须有“进了北京门，做个北京人”的首都人意识和首都人觉悟，并且一直如此要求自己的团队，所以这个队伍在今后的任何时候，都表现了仗越难打，队伍越硬朗的战斗作风。如果要和一支军队进行横向的比较，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队伍塑造成一个“硬骨头六连”式的青年突击队。
周国允接手的第二个任务是苏州桥的一个工地，这里的住房卖得特别火，有一座5万平方米25层的大楼房子还没有盖好，买房的户主已经把房款交上了。因此房地产商急着想在年底封顶。但由于干活的施工团队不争气，老牛破车似地慢悠悠地拉车，被甲方辞退了。于是老板问周国允干不干？说如果他能够按时完工，就发给他们100多万的奖金。
周国允拍了胸脯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事实上周国允做到了，工期也提前了几天，但是老板却反悔了。
人的心情是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找到周国允的时候是老板急于求人的时候，现在大功告成，得付工资了，老板不急，周国允急了。
正巧与周国允打过交道的一位河南籍的律师知道了此事，他对周国允说：“你把这事交给我办。我准定把那一百多万的奖金给你要回来。”
“你是说要同老板打官司吗？”
“那当然啰！”
周国允想了想，又摇了摇头：“我看算了吧！工资拿到了，我也算对工人们有个交代了，至于奖金，要不到也就算了，我不想同他撕破脸皮，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