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说：“你啊你啊，我怎么说你好呢？生意场上做好人，你注定得吃亏！”
周国允笑了笑说：“郑板桥不是说，吃亏是福嘛！”
那个老板听说周国允不要奖金，而且不同他打官司了，心里很是感动。当然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感动，虽然奖金他不再提起了，但常常向别人提起周周国允这个人，而且还好几次帮助周国允拉活，两人从此成了朋友。
1988年，周国允带领他的150人的施工队，来到了亚运村的9号楼工地。
说实在的，他争取到的这一次机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机会，那些机会已经被其他的施工单位占满了。北京城建部门看着他一个劲地要求，就同意让他到这里来施工，不过也只是让他当一个“替补队员”，在没有正式任务的时候，他们只能干些码放材料、打扫卫生的零星活儿。
到了关键的倒计时阶段了，各支施工队的素质就显现了出来。有一支外地来京的施工队伍速度缓慢、质量也下降，影响了总体进度，挨了组委会方面领导的批评。周国允看在眼里，记到心中，他跑到亚运会筹备办公室去找负责人请命：“把工作交给我们施工队完成吧！我保证一个月赶上其他施工队的进程，两个月超过，一直保持到领先封顶。”
这个负责人看了看周国允说：“小伙子，这可不是说大话能够解决问题的，从最后一名要赶到第一名，行吗？我可不能听到大话就把工程交给你。”
“我可以立军令状！”
“说说，你凭什么能够保证？”
“这时候的关键是队伍的素质，我们这支队伍，我已经把它训练好了，是一支能够打硬仗苦仗的队伍。”
“好吧，我把他们换下来，让你的队伍拉上去试试！”
就这样，周国允接手了9号楼的工程，一支预备队变成了突击队。
亚运工程，就数9号楼的结构最为复杂，进度最落后的要数第二施工段。周国允接手之后，反复与班组长研究了施工方案，经甲方同意后，由二段流水调整为三段流水，保持人力均衡，在楼梯、电梯井等部位重点突击。周国允每天吃住都在工地，每一道工序都一一过问，亲自核查，并且制订了日计划，做到当天任务当天完成。就这样，他的施工速度以每月3层半的速度神速前进，一个月果真赶上了其他施工队伍，随后继续提速，最后提前20天封顶了。原来的流动红旗变成了固定红旗，一直保留在他的施工队里。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打出这支队伍的威名。亚运村工程总指挥部在庆功会议上命名周国允为“优秀施工队队长”。这是周国允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称号，为他在信誉上赢得了第一桶金。
在兴建国家重点工程--西客站邮件处理中心工程中，在跨度大，结构复杂、工期紧的情况下，他合理安排劳动力，组织突击队，开展木工、钢筋工、砼工一条龙的劳动竞赛，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工程质量验收荣获城建集团第一名。这一年，周国允的队伍被北京市建委命名为“青年突击队”，成为北京建筑业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值得重笔提及的是首都国际机场的新航站楼工程，第二与第三航站楼工程，周国允的施工队都参加了建设。
这个航站楼工程，是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称之为“重中之重”的工程，也是原总理李鹏亲自参加奠基的工程。它是属于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而且具有“高、大、精、新”四大特点。周国允青年突击队承担的是北指廊第二施工段，这个区段的结构更加复杂，又是机场项目部的“试验田”和“样板田”，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也可能是“愣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在众多团队召开的宣誓大会上，甲方推荐了他这位青年突击队队长发言，周国允竟然凭着一腔火性，说了一句大话：“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北京市委领导的期望，力争做到最快、最好、最出色。如果我们团队拿了第二名，那就是失败！”
事后，施工队里的一些同志悄悄对周国允说：“队长，你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满了，那么多的施工单位，那么复杂的工程，想拿第一，放在心里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出来，这下子，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四匹马也不能把你的话拉回来了。”
周国允说过之后，也隐隐约约觉得说过了头，但嘴里却说，“说了就说了，给我们自己加点压力，再把这点压力变成动力”。
谁知道，那位分管全部工程的党委书记，把周国允的话一字不拉地再印成材料，贴到了墙报栏里，再一次把他的话晾晒在广庭大众之下，让他更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周国允说的是大话，但又不是大话，他的心里还是有点底的。在这时候，他的队伍已经从数百人发展到了上千人，而且新进了一批几十人的安阳工学院、华北水利学院等院校的大学生，最顶上一层是那些跟着他闯天下的老骨干，滑县子弟兵，但这时也都已经知识更新；中间一层就是这些有知识的大学生，最底层的工人们也经过他的培训和工地实践，成了懂技术的熟练工人。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他不妨可以把话说得满一些。须知，任何一句有冲击力的话都是一柄双刃剑，它对于其他的团队是一个刺激，对于自己的团队则是一种动力。
紧张的施工开始了，他与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合理安排劳动力，全场倡导科学管理。他们打了第一块底板，夺得了第一个“满堂红”，在争优夺旗的劳动竞赛中，始终把奖旗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周国允的“吹牛”变成了事实，他们勇拿了第一名。甲方工会主席李景生在《新图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河南队机场竞赛称雄”，称周国允是打擂的擂主，说擂主最终变成了霸主。他“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最终也没有一个英雄好汉能够把他打下擂台。
在皇冠上镶嵌宝石的人
有人比喻，国家大剧院像一个鸟蛋，国家主体育馆鸟巢就像是一个鸟巢，这一个蛋一个巢周国允都参加建设过。倘若我们用另外的比喻，鸟蛋像一个梵蒂冈教皇的帽子；鸟巢则像中国活佛济公帽，那也相当形象。在僧佛或是教皇帽的比喻上，再加一个比喻，那就是周国允和他的团队都是在帽顶上镶嵌宝石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工地上，他都被分配和做着第一流的工作。
中华世纪坛工程--
这个工程是为庆祝世纪之交而兴建的永久性建筑，届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和庆祝活动，并敲响迎接新世纪的钟声。周国允青年突击队在这个工程中承担了坛体结构、青铜甬道、地下精品库、过街天桥、旋转体台阶、世纪钟楼等结构的施工任务，这些工程的特点是每一个小工程具体状况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施工要求和技术难度。
面对着这一次挑战，周国允没有望而却步。施工中，他们精心研究和处理每一道难题，制订了严密的施工方案，终于按照规定的工期圆满完成了任务。
1999年的春节，周国允的队员们是在工地度过的，全队都放弃了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的机会，有37名队员推迟了原定的利用春节相亲订婚的时机。大年初一，队员们以家乡“起五更”的早起习俗，自觉赶到工地上加班，迎着冉冉升起的红日，向伟大的祖国祝福，向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祝福……
国家大剧院--
历史进入了21世纪，周国允又取得了国家大剧院建设的入场券。在这个近二十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上，汇集了全国各地建筑业中的精英，有以“严格管理”著称的南方队伍；也有以“善打硬仗”而著称的北方健儿，而周国允的团队，又是这整个精英队伍中出类拔萃的一支。
2002年的正月初三，仍然是在农历年间，无论是北京市的居民，还是周国允家乡的父老乡亲，都还沉醉全家人团聚、吃饱玩够的欢乐之中，而周国允却带着他的团队进入了工地。面对着诸种困难和各路英雄的挑战，周国允召开了总动员大会，充分调动党、团员的先锋作用，从技术交底到实际操作，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责任制，各口、各环节设专人把守。7月初，项目部曾因钢筋工人不够告急，周国允立即协调调配，同时亲自带着公司的管理人员到一线去与工人们一同绑扎钢筋，有点像激烈的战斗中某个师团长一声喊：“直属警卫连和司令部人员，都跟我一起参加战斗！”
他与所有机关的人员一齐奔到工地，无疑是对现场工人的一个极大鼓舞，以此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施工高潮。在项目部举行的三个阶段劳动竞赛中，周国允不但自始至终吃睡在工地上，他的机关子弟兵也分成了三拨，为一线团队添力加油。所以他们每一次都以绝对的优势，成为整个竞赛的“擂主”。特别是第二阶段的竞赛中，他们昼夜奋战，克服天气炎热、图纸不到位、资金紧张等困难，一举拿下了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安全管理、文明施工四项评比中的三项第一、一项第二的好成绩。项目部领导以“国家大剧院群雄争霸，河南周国允队一路领先”的评价给周国允的团队予以最大的肯定。
筑巢奥运工程--
“鸟巢”是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和田径比赛场地，是所有奥运工程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科技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项目，是拥有多项世界顶级施工技术难题的大型建筑工程。所有的钢架几乎没有一根是直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规则，不同的弯法，斜的、弯的、扭的、曲的，正像模仿鸟类衔来的各种各样的树枝，没有一根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千姿百态，也正因为这样也添增了无限的难度，让我们试想一下好了，一根几十吨重的巨型钢筋，你要把它扭曲成一定的角度与弯度会有多大的困难，而这个建筑又会有多少根这样的钢筋呢？
2004年，周国允已经从自己拉出的一支队伍，成立了一家名叫华都集团建设发展集团的公司。他从多竞标单位中又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拿下了“鸟巢”工程主体结构的部分施工任务。他们承接的施工段是地处工地出入口的大门，等其他施工队完成了地下施工任务后，他们才能最后进场。在晚开工20天的情况下，周国允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施工进度不但赶上了其他的几支队伍，并且遥遥领先。2005年10月17日，由他们施工的4-1段在工地上提前13天封顶。在“奥运”工程指挥部，奥组委、总工会、2008办举行的几个劳动竞赛阶段评比中，他们每一次都是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一，创造了令人称赞的“鸟巢速度”的“鸟巢精神”。
这“鸟巢速度”和“鸟巢精神”的提法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是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在2008年7月1日视察奥运工程时到了鸟巢后的评价。
其实，在周国允的工程项目里，本来没有这个鸟巢工程，是他“自讨苦吃”去求来的。
当他听说了这个既奇又新的鸟巢工程后，觉得这是个机会，就主动请战。
他找到城建四公司的老总和总工程师，向他们介绍了他的华都公司的情况，这些老总们当然知道在北京的建筑行业中有他这位一位著名的突击队长，所以很快同意让他也参加投标。结果被他投中了。
等周国允他们进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了12天。这不仅因为周国允他们中标晚，还因为他手下的劳力不够。他公司的人马，此时都奋战在其他工地上，虽然能够抽出一些人来，但不可能为这个项目而停工，因为那些施工项目都有严格的合同规范，任何一家的停工都得赔偿经济损失。同时，在这个时候，无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是许多企业都真切感受到的大问题。在鸟巢施工的最紧张阶段，周国允他们的承包项目就使用了1200多名工人，可见任务之大之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国允只得再回到家乡去招他的子弟兵。人员集结之后，他们硬是在100天里干完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
在接手鸟巢施工时，遇到了许多的难题，设计理念新，几乎每一道工序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施工要求。例如，打异形柱，在浇灌混凝土的时候，不是从上面往下注射混凝土，而必须从下面往上注射混凝土，这就逼使他们要运用一些特殊的方案和施工办法，同时还得训练工人，哪怕是在这行当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老工人都得重新训练，因为“老革命”这时遇到了“新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是周国允整天吃住在工地上，连他手下的所有强将都一齐上阵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周锐峰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一天离开过工地。项目经理王广学在老家的媳妇病了--严格讲不是病，是腰扭了。不能起来做饭，更不能下地干活，这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是最大的不便了。她曾几次在电话里哭着向王广学求救，要他回家去收庄稼，不然庄稼都烂在地里了。他硬是不回，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
项目经理刘含甫，正逢上孩子考大学，家里想让他回去顶几天，一面照顾孩子的饮食，一边给孩子辅导一下，他也没有回去过。
还有那位主任工程师缑广柱，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出三头六臂都不够用。因为他们每一个施工流程都会出现设计和施工的新问题，必须由他出面去同甲方一起攻关、商讨、研究，并且试验，他弄明白之后，再跑回来向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传达，还得手把手地教会他们。他这样来回奔波，不但人瘦了十多斤，连鞋子都磨坏了好几双。当然，说鞋子磨坏几双只是一个形容词，因为紧急的时候都会派给他小车，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他的高度紧张和穿梭般的奔波。
正是包括周国允和他手下的强将精兵，一个个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度的献身精神，那十几根异形柱才一次浇灌成功，受到了甲方单位的表扬。
就凭这样两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周国允在这个奥运会主体项目中的施工情况了，一是他们最后一个进驻工地，却是第一个封顶；二是他被选为奥运会火炬手，高举着火炬绕着这个鸟巢跑了半圈，这应当是一个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的最高殊荣。这一殊荣还有另一个意义，就是用奥委会点亮的火炬，高举着绕行在鸟巢周围，告诉全体的中国人民和世界，请看，这就是我们施工团队兴建的工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为中国添加了荣耀，也是我们全体农民工交给国家的一份最好的答卷。
几乎没有停息的时候，长亭接短亭，跑步连着劲走，周国允和他的公司几乎是一个活计接着一个活计，有时是三四个活计交叉着进行，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劳累，在这个时间段里，是周国允和他的公司张开翅膀，展翅高飞的时候。
建筑，是不是一种凝固的音符呢？立在祖国的大地上，无声无响，却在奏着一曲祖国日益强大的乐章，也在奏着中国式农民工的不朽颂歌。
不错，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今天，这些无声的音符旁边，又给每个音符配注着一个光荣的标签，这是今天时代的烙印。
北京市人大办公楼、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中华世纪坛分别荣获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中国远洋大厦于2001年取得了“国优工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