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允突击队1994年被命名为“青年突击队”，1996年被命名为“优秀青年突击队”；1999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城建工委、市建委、市政、市总工会、团市委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突击队标杆”称号，2004年被授予“新世纪优秀青年突击队标杆”称号，河南华都集团连续六年被北京市建委评为“优秀外地进京施工企业”。
这个荣誉是集体的，也是他个人的，他随着这一座座标志性的建筑被众星捧月似地捧了出来，高立于他的建筑之上。
1998年，他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同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会并作了典型的发言。1999年被评为建设部劳动模范。2000年被评为河南省“十佳”出省建筑施工企业经理和“十佳”项目经理。2001年被授予“北京市外地进京建筑施工企业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我们无法一一列出周国允得了多少荣誉，这几乎与他现在也难于一一列出他在北京市到底盖了多少房子一样。不过，在中华世纪坛迎接新世纪的庆典中，他代表外地到北京务工的几百万农民工撞响的新世纪钟声，我们是听见了的，那钟声在告诉我们，中国，中国人民，包括像周国允这样的青年人，正如那首歌所唱的那样--
一起“走进了新时代”：
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让我告诉世界中国命运自己主宰
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
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啊！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在那些个不寻常的日子里
2003年的春天，是个人心惶惶的时候，因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非典”。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该年的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为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4月，由于“非典”在北京蔓延，病人迅速增多，原先的病房满足不了隔离病人的需要。因此在4月19日晚，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就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决定扩建北京海淀区温泉胸外科医院为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以缓解北京各大医院“非典”病人急剧增加的紧张情况。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城建集团。那个时候，周国允还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名青年突击队队长。于是，城建集团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周国允青年突击队”。
周国允接到任务之后，向集团公司的老总们表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今疫情迅速蔓延，就像是国难当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干好这项工程，为北京市分忧，我保证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4月21日清晨，周国允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家大剧院项目部抽调了150名突击队员，经过短暂的动员和紧急培训，立即赶赴温泉工地。
当周国允带着视死如归的精神，打开车门，准备坐上小车奔赴工地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拉住了他。
他回身一看，原来就是他的副队长周锐峰，一位跟着他一起奋斗多年的老战友。
周锐峰说：“你不能去！”
“为啥？”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地，工程，万一你被感染了，需要隔离，谁来指挥施工？所以，你留下，我去！”
周国允心想也对，他那时虽然还挂着突击队的名字，但手下已经有了两三千人，这些人在几个工地上干着活，他是个“大当家的”，万一生病了，那岂不是蛇无头而不行了吗？
周锐峰带着人去了。
不过，周国允却站在原地没有离去。
他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是啊，北京市的城建集团公司的领导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突击队的，而他就是这支突击队的队长，在这样危险的任务面前，岂有队员们去了，而他这个突击队长却留下来，让人议论起来，这成了什么话，说不定还有人会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呢！不行，一定要去，就像战士上战场那样，他，突击队长，冲锋也应当冲在最前头。
于是他要了一部小车，又从后面追赶他们去了。
当周国允突击队进入现场之后，不仅那些民工队员们，就连周国允和周锐峰的心情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他们的施工现场被“非典”包围着，四处都有令人担心的病毒“占领区”：他们的北面是两个“非典”病房区，据说那里面已经住着240多个病人；西边是太平间和焚烧炉；南面和东面是运送病人的必经之路。在这样一个空气和泥地里都充满着病毒的环境里进行施工，那会有多残忍！不，不仅如此，还有急救车的叫声，运病员车和推尸车来来回回地开动，医生和护士那把脸面捂得没有了缝隙的形象，这种精神方面的紧张更甚于被病毒包围的紧张。那些出门不久到北京来打工的民工们，何曾见到过这样的硬仗？于是，有一些人开始打退堂鼓了。
其实，整个北京市都开始了封闭式的管理，并要求民工们留在工地上，尽量不回家，以减少流动性。但是，不知底里的农民工人心惶惶，他们耽心自己也担心家里人的安全；而他们在家中的老婆孩子，也同样担心出远门的丈夫怎么样了？本来使用频率不大的民工们的手机在这个时间里响个不停，有家人来电问询的，更多是催他们回家去。“非典”，在他们的工地上变成了四面楚歌，家里人的电话，也把人心忧动得心烦意乱。让我们可以拿西楚霸王的军队和这支队伍比较一下：毕竟项羽的队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那个时候绝不会有那么多的手机电话打到军营里来，所以，眼看这支豫军部队很快要面临瓦解了。
有些人开始不告而别，往河南老家里逃跑。
说实话，周国允一开始时的心情也是十分矛盾的，按照他的本意当然想要完成好这项任务，打胜这个“非典”战役，但是他又有些怜惜他的这支队伍，他从老家里带出来的数百弟子。万一他们中的一些人因病埋葬在这里了，他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代啊！
但是这种怜悯敌不过抗击“非典”的大局，他召集了副队长周锐峰、主任工程师李建军、安全员周国杰开了一个小会，主要是让每个人都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给大家讲搭建病房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为保障他们这支队伍的安全所做的工作，要大家一定不要辜负北京市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守岗位，坚决完成任务。
同时，周国允还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他对工地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传达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精神，对全部工人每天查两次体温，确保万无一失；同时还给乡县政府打电话，把所有工人的名册传过去，让当地政府做民工家属的思想工作，叫家属不要让他们的亲人回家，同时对于家里有实际困难的，也希望政府协助解决，不要来电话忧乱工人们的心绪。
这样，这支队伍的情绪才慢慢安定了下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着一辆辆擦身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面对着一批批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甚至面对着停尸车队员们都能熟视无睹，从容面对了。
4月23日，周国允他们分配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在病房和医疗室之间焊一道防护栏，以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而这道防护栏的位置距病房只有3～4米的距离，病房里病人的活动他们都能看得清楚，这又为他们平添不少的紧张。但周国允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又接受了下来，并且组织他们几个骨干带头干，又把任务很好地完成了。
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工作！
最危险的工作要数最后一战，那是在4月24日这一天，新旧污火管道要实行连接。在开挖新管道地模时，由于场地太狭，大型施工机械用不上，只能靠人工作业。周国允带领队员们硬是使用原始的铁锨，一下一下把沟里的土甩到模外去。汗水和热气打湿了他们的口罩，全身又都穿着防护服，再加上天气很热，那份难受劲直到今天他们都很难形容出来。尤其是新管道与旧管道对接的那最后一道关口，他们更加小心谨慎，因为在旧管道里流出来的废水废物，那里面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病毒，即使身上被沾上一滴，说不定就会有感染的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国允挺身而出，率先跳进地模内，他冒着被污水沾染的危险，带领着队员用最快的速度，仅用35分钟就干净利索地对接好水管，打扫了“战场”。
此前，周国允和其他的七名共产党员，已向公司递交了一份“保证书”，他们在保证书里写道：“抢建‘非典’病房已到了决战阶段，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冲锋在前，战斗在最前沿，工程不完绝不离开战场一步，誓死保证工程任务高效完成，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周国允和这七名党员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行动的，在这次施工中，七个党员和周国允都始终战斗在地沟里，工人们想替换一下他们的队长都没有被同意。就这样，在两个多小时的施工中，他们始终只有一对眼睛露在外面，其他都被包裹在严严实实的外壳里，心里紧张，浑身流着汗水，整个人都好像在蒸“桑拿”。然而后来工人们说：蒸“桑拿”还好说，热得受不了了，就可以从那里出来，凉快一阵子再进去蒸，而他们呢，则整个“蒸”了两个多小时，好像全身和汗都要流尽了，再干下去，不是虚脱也准得中暑不可。
4月24日下午，经过四天三夜的苦战，周国允这支青年突击队圆满地完成了改建任务，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城建集团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北京市领导对他们说：“你们为首都防治非典立了大功了！”
不过，这还不是他抗击“非典”的最后乐章，最后一乐章是在4月28日这天奏响的。这一天，胸外科医院决定将病人以前用过的衣服和生活实施全部更换，旧的东西全部需要烧毁。这个工作原本不属于周国允他们干的，但他听说后，主动请战。医院方面同意后，他带着工人们又投入战场，将带着病毒的物资收集起来，投入到焚烧炉中去烧毁，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从下午的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钟，终于将病房的设备全部更换完毕。到他们完成任务脱下防护服时，远远看着的医务人员都无不为之感动，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像被浸入水中似的，不但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连头上的头发都是湿漉漉的。
在整个“非典”期间，周国允虽然在这样重中之重的“灾区”施工，工人的队伍中却没有发现一例“非典”和“疑似病例”，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也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坚强！
幸运的根源是什么
周国允在北京的这些年，赢得了许多的荣誉是一大成绩，但是我要说主要的还是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有许多工程，只要是他这个青年突击队长上马，对方就能有一百个放心。这是因为老周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在工程质量和进度上他始终要力争第一；二是最难最复杂的甚至最危险的工程他总是抢先冲上去干；三是对领导他的上级单位和甲方，他总是十分尊重，而他向对方的保证却像铁板上钉钉子，不会有一句虚言诳语；四是他的这个团队最团结一致，最讲纪律，也最讲“军容风纪”，仿佛是一支部队，说部队还不是一般的部队，是岳飞的岳家军。因此只要是周总的队伍开进了工地，那些工程指挥部的人，那些质检部门的人，那些市级领导人物，他们的心就从提悬的那一刻，一下子重新放到肚子里去了。“有老周他们这支突击队来了，放心，工程就有保证了！”
要说老周成功的秘诀，诚信这两个字还不够，因为讲诚信，一般是用于施工中对待甲方，对待上级部门和质检部门而言的，如果是经商，则是对广大顾客而言的。而周国允的言行，却是对着所有人而言的，他是以一颗博爱之心对面家乡，面对大众。善与爱心，是诚信的内核。
就拿他做善事，回报家乡这一块来说，全村1600多人，他的队伍里就有400多人，按照时兴的一句话，他解决了400多人的就业问题。
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外出打工，成就了今天的他，这应当是一种幸运。但是在内心深处，也有那么一丁点缺憾，因为这毕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失败。同时从实用的观点看，他也感叹自己的知识太少，因此，当他富裕起来之后，他的第一想法，就是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同镇委书记张占洲商量，要给家乡办一所希望小学。镇里十分支持，在他原来上中学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反哺家乡的征程，第一次他捐了20万元，其后不断增捐，使学校不断改善，到现在已经投进去130万元了。
记得希望小学竣工典礼的时候，县里镇里都来了人，村里的乡亲们来了，想进学校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也都来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着县镇领导，还有中学里教他功课的班主任老师李子乾和其他教师，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周国允。
他记得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样的：现在我赞助家乡办小学，今后还想赞助镇里办中学，就是痛感我们农村人知识太少，人才太少，我也是因为那时没有考上大学，才外出打工的。我们那一届，出了两个状元，周凤珍，周西乾，他们考上大学了，我为他们骄傲，但也为这事遗憾，一个高中班，就考取两三个大学生，是不是太少了一些？我知道，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各村都没有像样的小学，农村孩子上学，有时还得停学，去干农活，小学时的基础打不牢，到了中学之后又有很多孩子急于想帮家里干活挣钱，一心想上大学的人就更少了。人才稀缺，是我们乡镇贫穷的一大原因。所以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我们村里多出几个像周凤珍，周西乾这样的人物，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
周国允是怎么啦？他自己难道不是家乡的骄傲，家乡的宝贵人才？为什么两次都提到他那届考上大学的两个同学，而不提自己呢？或许，他本来就是那样低调做人的；或许，那次高考落榜对他的刺激很大；或许，是在他闯荡社会的过程中感受到多读几年书比少读几年大不一样……正是这些情结纠缠在一起，使他深感到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发愤让自己多读书，还想要完成让家乡孩子们多读些书的宏愿。
为此，他还为这所希望小学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孩子和教学认真负责的老师，虽然这每年只有五六万块钱，但是在一所小学里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了，何况，这笔钱里的每一个子儿都浸透着他工地作业中的汗水呢！
他暗下决心，每年为村里做一件好事实事，年年坚持不懈，例如打井、修路、建村室、赞助孤寡老人。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于是，他这个身在外乡为异客的打工仔，竟然取得了家乡民众的无限信任。在家乡村支部的选换届选举中，全体党员都推举他为村支部书记。
他感到吃惊，也有些不知所措，就去找镇党委书记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