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现在的来客，是如何看待韩祠，那种熙熙攘攘，无疑是一种变味，今人就不能仿如往人，保留那种蹑足独处与静静的思索？
至今，我仍然为祠堂里的一方石碑震撼。在漫长的童年、少年岁月，我只认得这方碑上的文字：“功不在禹下。”258厘米之高、139厘米之阔，碑上就只写着这五个连少年人都能认得的字。禹是中远古时候的部落联盟领袖鲧之子。鲧治水失败之后，禹奉舜帝之命治理洪水。他带领先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治水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韩愈刺潮，驱鳄鱼，筑堤坝，疏涝渍，劝农桑，释奴隶，兴教育，开人心，所作所为，与禹何其相似乃尔。倡建韩祠的陈尧佐在《招韩文公文》中，涕然呼之：“既祠之，且招之曰：公之生而不及见之兮，唯道是师。公之没不得而祀之兮，乃心之悲。……庶斯民之仰止兮，尊盛德以无穷。”
后来，我13岁，“文化大革命”了，这座笔架山麓的祠宇，却神奇地保存下来。
五
坐在一盏橘黄的台灯下，我又开始了漫漫的文字跋涉。一条向南的河流，牵动着我和我的心灵。南方是一种宿命，就像这条河流，就像我。河流走了几千几万年，还在这里，我长了十年又十年，还在潮州。潮州历史的音容笑貌，潮州往昔的好事歹事，就烙印在我的基因里。
还是说这条河流。韩愈之后，潮州的官民，面对滔滔洪水，面对洪水过后的家破人亡，面对年年不期而至又不绝的水患，开始了大规模的筑堤防洪，筑堤抗洪，筑堤行洪。
韩愈之后筑堤的第一笔记载，始于北宋。皇祐元年至五年【公元1049年至1054年】，“王举元知潮州，洪水决堤，盗乘间窃发，夜召里豪，先议擒盗，然后筑堤授以方略，盗果擒，堤乃治。”
韩江决堤，已经是十分紧迫和十分危急的重中之重，可恶的盗贼，却趁火打劫！想想，这些丧尽天良的歹人，哪朝哪代，都是一样，放着一双好脚好手，不去耕作，不去打工，却去干这种人神共愤的打家劫舍的勾当。历史上，王举元在潮州籍籍无名，但是这一条记载，却使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一个恪尽职守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临危不乱，连夜召开基层会议，布置擒盗筑堤。
南堤的最早记载，也是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王涤任潮州知军州事，筑梅溪堤以障民田。
自此，韩江的南北堤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站在高高的南北大堤之上，总有一种悲壮之思，油然而出，总有一种怆然之感，在血液流淌。一条长堤，捍卫了无数生民，一条长堤也记载了无数故事。
在18万平方公里的广东大地，韩江南北堤，是全省第二大堤防，它位于韩江下游西岸，起自潮州城北竹竿山南麓，经过古城墙森然的潮州主城区，终于汕头市郊梅溪河防潮闸，全长43公里，捍卫着潮州、汕头、揭阳、普宁、潮阳105万亩耕地、400万人口。
读着一本本志书，我读着一份份苦涩。在农耕时代，夯土而筑的大堤，能扛得住飞流直下、漫山遍野汹涌而来的洪水么？
咳！我听到了历史书里，一声重重的叹息。
合上方志，我的眼前总晃动着一个身姿。这是时间老人在对我叙述。
北宋以降，及至民国，韩江南北堤溃决41次，缺口48处。其中决堤，宋6次，元1次，明6次，清25次，民国3次。
又其中，北堤溃决11次，城墙堤2次，南堤28次。
我不敢想象，北堤和城堤溃决，州城是什么样子。自秦晋以来，在南粤大地，潮州就是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城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敕建的大寺开元寺，历1371年至今，仍香火鼎盛，晨钟暮鼓，声声悠扬。开元寺的天王殿，面宽50.5米，进深15.77米，建筑面积797平方米，为国内现存传统木构建筑之最大，在清代建筑中，仅有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和太庙为此规格。在全国所有寺庙中，这也是规模最大的天王殿。
我也不敢想象，北堤和城堤溃决之后，城中的居民，会是什么样子。古往今来，潮州商贸发达，潮州帮与宁波帮、温州帮称雄四海，并行天下。
我还不敢想象，南堤决堤，会是什么样子。洪水滔滔，一路狂泻，汕头揭阳，会顿成泽国。
但是，志书的记载，总是触目惊心：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71年】，“江河汹涌，堤决而西，民居飘荡……”明弘治五年【公元1495年】，“九月飓风暴雨，大水决城一百六十余丈，城内行舟，官廨民房倒塌无算，北堤决。”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自春至夏，霪雨五月，韩江水涌数十丈，郡内舟楫可通，女墙不没者数版耳，北堤决，人心惶惶，百余年仅一见。白沙堤决，西关廛舍一空，海、潮、揭、普四邑田庐淹没过半。”……
就在这些纷纷扰扰的信息之中，我看到了一座高楼，一座巍峨高古的古城楼，这就是广济门城楼。
在韩江边上，这座披风沥雨的城楼，就像一个红色的箭镞，射向历史的深处。在所有围绕这座城楼发生的一幕幕历史大剧中，有一幕大剧特别令人扼腕。
这是一个叫做吴均的人演出的。没有帮腔，也没有花步，实实在在，一招一式，都发自心底。这一年，是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浙江钱塘人氏吴均，赴任潮州府知府。浙江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浙江人智商高、素质高、文化高。吴均到任之后，亦被潮州这方山水吸引。唐宋两朝，就有10位宰相先后抵潮，常衮、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些人臣之杰，和韩愈一起，共同撑起了海滨邹鲁、岭海名邦的一片蓝天。
吴均上任的第一天，也许，就是来到这座高古的广济门城楼眺望隔江那座同样高古的韩文公之祠。
这一刻这个钱塘人氏心里一定在想，历史选择了他和韩愈一样，担任这方土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也要和韩愈一样，在这方山水留下永远的名声。
日子就跨越到了清文宗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这一年夏六月，又是大水。决堤。南厢堤溃百余丈。东厢上游堤坝俱溃。面对一路暴涨、竟日不退的洪水，这位姓吴的知府，伫立于广济门城楼，面向惊涛骇浪，祷祝上苍，然后脱下顶戴花翎、高靴紫袍，掷向滔滔江心。最后，竟毅然纵身一跳，以身祭水。
水亦有情，洪水终于退了……
就在吴均以身退水这一年，《潮州府志》记载：“五月，潘刘堤合口，道、府及同僚捐俸为倡，后劝捐合邑之殷富，以集其资。”“知府吴均，捐廉3000金，修北堤弯堤段，增广堤身，筑灰篱，以顺水势。”
一个以身祭水的吴府公，活在了潮州人民的传说里，活在了潮州人民的祭祀中。
六
从广济楼上看去，韩江的流水，已经有点舒缓，这条从山地走来的河流，渐渐适应了堤坝的河床，不再像刚刚从山口出来，一下子挣脱了山谷的束缚，像草原上脱僵的野马，在平原上感受那种自由地奔流，自由地摆荡，自由地放纵，自由地不管不顾地肆无忌惮。
广济楼是城墙堤的中间点，向北，联结着北堤；向南，牵系着南堤。
城垣和城墙的发明，原来是鲧。鲧是中远古时代的治水专家，不是军事家。鲧发明了城垣，原来就不是用来打仗、用来防御敌人，而是为了防水、御水，安家立业。从自然发展史看来，适者生存，人类要首先适应自然界，然后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筑城就像筑堤，开始是为了防水患，后来，慢慢才有了军事和治安的作用。
潮州古城的城垣，根据明确的文字记载，始建于北宋时期，那是一道泥土夯筑的土墙。南方多雨，加上潮湿、雾气，至北宋中期，已大半毁圮。
就在这多雨、潮湿、雾瘴的鬼天气里，有一位叫方耀的赳赳武夫。这是一位总兵，带兵打仗的将军。
在方耀之前，潮州的军政首长，每当雨天，也都会想起城堤，来到城堤。
最先来到城堤的是南宋潮州知州徐渥、李广文，他们先后酝酿复筑城堤。接着来到城堤的是南宋知州王元应和他的继任者许应龙，面对浩浩的韩江，面对漫漫的城墙，他们也只能做到外面甃石，内面夯土，土石兼半，未臻完善。再接着是后任者叶观。叶观刚刚赴任，就首先考虑到加固城堤，“沿溪傍岸，筑砌以石。民居其间，始有安枕之乐”。又接着是继任者刘用行、陈圭。面对用条石新砌、凹斜屈曲的城墙，这两位知州，一个是重新整砌，使雉悬壁立，不复如前日之萦回；一个是粉堞摧剥，谯门欹倾，皆加以修葺，还将城墙内外灌木杂草，一概铲除，使城堤保障为之屹然。就连元兵破城之后，潮州路总管、蒙古人太中怗里，也复修东畔滨溪之城，以御暴涨洪流之患。蒙古人的叽哩呱啦人们听不懂，只能从他们急促的口形和夸张的手势里，猜出几个字：“民以为便焉。”
漫漫岁月，那些宋人、元人，已经离我们远去，江上的燕子、飞鸟、江鸥，也没有以往那么多。但是，历史，依然锲而不舍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雄浑悲壮的图景。一任任潮州州官，依然大气磅礴，向我走来。他们不论生于天南地北，不论籍贯汉族外族，一踏上潮州，就前赴后继，带领百姓，奋战在这道生命线上。
那些可爱的先民，在洪水的潮涨潮落中，在历史的风云际会里，也一如既往深明大义，他们与州府一道，筑堤镇水，建城安澜，有钱者捐钱，有力者出力，人人争先，不甘人后。
但是，方耀最推崇的一个人是俞良辅。俞良辅也是一个统兵打仗的军人。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统一中国，派指挥俞良辅来接管潮州。4年后，俞良辅在旧城垣的基础上，再度修城。这是一次革命性的修城，城墙内外，皆砌以石，高厚坚致，各门外筑瓮城，皆屋其上，为门七，城高2丈5尺，周1763丈，基阔2丈2尺，面1丈5尺，堞2932，敌台四十有四，窝铺六十有七，门各有楼，外罗以月城。
这座明代修建的潮州府城，应该十分完备了。你看，城垣主体，内外甃石，而城楼、敌台、窝铺等各种守卫、瞭望设施，则使用砖条砌筑。这些官府监造烧制的青灰条砖，都严格统一为一个规格，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潮州人民，应该长舒了一口大气，一年年的洪水，一年年的忧患，使他们过惯了提心吊胆的日子，现在，可以坐下来，闲闲地喝一口功夫茶，闲闲地听一曲潮州戏。
还有人想起了祭祀，韩愈、陈尧佐、丁允元、马发，还有赵德、戴希文……
这些人，都对潮州有恩。对他们的祭祀，是一种感恩，一种缅怀，一种教化，一种寄托……
后来，对潮州有恩的人，都得到了祭祀，像吴均，人们把他的塑像，供奉在广济楼上。现在，广济楼重修，人们把他的塑像又暂厝在广济楼旁的天后宫里，天后宫香火日日不断，吴均的香火，也日日不断。
也许，我的想象过于美好。天上的来水，并不善遂人愿，奔腾的河流，也不想驯服于堤坝。只要汀州，或者梅州，一场大雨，甚至，大埔、丰顺、凤凰，只要山洪一来，韩江马上就会迅猛暴涨。红蜻蜓、雨燕、飞蛾，就会在江面、堤头、巷陌、厝间，成群结队地飞翔，看着这些不断飞舞的报水的精灵，人们刚刚安定的心，又是一阵惶惶。
并不是水神、也不是河伯显灵，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每当大水来临，空气湿度骤然增大，湿空气中，有很多眼睛看不到的昆虫，红蜻蜓、燕子，这时候就会出来上下穿梭，捕捉看不到的细小的虫蠓。
122年后，明孝宗弘治八年九月【公元1495年9月】，飓风加上暴雨，洪水又冲决北堤，潮州城垣又崩塌200多丈。第二年，北堤又再次决口，潮州城内，水深盈丈。
新到任的潮州同知车份，义无反顾地肩起重任，主持修复城堤北段160丈。这是见之记载的城堤损毁较严重、修复得又较得力的一次，此后500多年，未再见有城堤崩塌的文字记载。
车份长得什么样子，今天已经无从知道。像吴均一样，他也是一个浙江人氏，会稽人，进士。浙江那方山水，总是会产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
有一个人，这个时候，也带着一支部队，走进了潮州治水的历史大书里。这个人，和方耀一样也是行伍出身，这是一位居官至高的军人--广东镇海将军。清圣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镇海将军王光国视察潮州。面对眼前川流不息、水势汹涌的韩江，面对一个个日夜洞开的城门，将军总觉得有一丝不妥。
于是，他决定要重新修整城门。
这一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并不重要。将军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加快改进城堤各门的防汛设施，才是重要。
将军手下的士兵，都是奋勇争先的士兵，他们像行军打仗一样矫健，又训练有素，那种动作要领，是民间所没有的。他们在广济、上水、竹木、下水四门左右两边的墙体，各竖立起硕大石柱，中间凿出深槽，汛期江水上涨，淹及城门，可以马上从城上吊装木板，堵御江水，不得入城。这个被称作“水板”的设施，历300多年历史，至今仍在沿用。
王将军之前，城门是如何防汛，我一遍遍翻查资料，都没有记载。是岁月湮没了，还是……今天，我们只能猜测，昔时的官民，在洪水灌城的时候，只能围堵沙包。至于城门为什么没“门”，这是一道历史的谜语。
现在看来，这一道又一道谜语，是没有谁能猜破了。也好，就让它留在历史的深处，给我们一种神秘；让它带着岁月独特的印痕，给我们咀嚼的回甘。
我很喜欢这道城墙，这是迄今中国一道独一无二的城墙，放眼看去，偌大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哪一道城墙历1057年，还在江边巍然屹立，抗击洪水？！这，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城门，举目望去，哪一座城市，哪一道城墙，哪一个城门，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在堵击洪水？！
然而，我又叹息这道城墙，要不是年年不断的水灾洪患，这道城墙，还能如此巍然？
是的，这么多年的风风水水，这么多年的聚啸无常，对居于下游的潮州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巨大的心理考验。乾隆《潮州府志·灾祥》记载：“九年，秋七月，韩江大涨，初七日水漫湘子桥，戌时大雨，讹言堤崩，妇女扶老携幼奔拥入城，城外一空。”你看，一则传言，不知在谁嘴里信口一说，倏忽之间，就立即传遍城乡内外，引起满城恐慌。
方耀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又是一次暴雨成灾，洪水像无数手执强弓利矛的猛士，一声呐喊，汹涌而来，齐齐刺向在下游苦苦坚守的土堤和城垣。韩江沿岸多处堤坝溃决。湘子桥东桥一个桥墩崩塌。广济门前的月城受大水冲击，产生剥落。江水从城堤多处渗漏入城，城内街道水深数尺，城垣岌岌可危。这是这道众志成城的城堤建成后，所遭遇到的第二次较为严重的水患的威胁。
这一年是清穆宗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夏月。
就在这多雨、潮湿、雾瘴的鬼天气里，方耀离开行辕，登上城楼，会督全城文武百姓，合力抢护。
在潮州，方耀是一位奇人。这位潮州镇总兵，正二品武将，历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帅旗不倒。就在这次满城渗漏的洪水过后，方耀坐在镇台里的灯下，听着檐下滴滴答答的雨花，一边默默地思索，一边在纸上急急地写着。
行兵作战的人，总是有不同于凡人的思路。方耀派人全面维修城堤，具体的方法是，在城墙顶端的中轴线，开挖一道深沟，宽三四尺，深2丈余，直达城基底部，然后用贝灰搅拌红糖、河沙，夹板舂筑一道三合土的“龙骨”，培土复原，使与城墙内外沿的砖石黏合为一，既保持城堤的原貌，又成为一道工坚料实、胶粘固结的防水墙。这一次工程，耗银16050两有奇，民间捐十分之六，方耀垫付十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