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海口的黄河治理，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胜利油田。石油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意义非凡，其他工农业生产都要给它让道，更别说黄河了。看当时的架势，即使在黄河河道里打出油井，也要让黄河改道。1963年，千辛万苦的石油工人在黄河南岸胜坨打出了第一口油井，这消息让人振奋，但油井正好处在黄河的怀抱里，能不能正常生产还得由黄河来定。石油人当然不可能把大权交给黄河，他们要替黄河做一回主了。石油人向河务部门要求，确保黄河南岸不决口，也就是“保南不保北”的政策。这是战略需要。站在当时的立场上看，这要求没什么不合理，但这难坏了黄河人。
老黄河人知道，在任何一个地段，确保黄河不决口都很难，尤其无法保证凌汛决口。因为凌决实在是一种非人力所能避免的灾害。为此，河务部门根据上级的指示，制订了“确保南岸堤防，北岸临时分洪”的方案。一遇凌汛，河务部门就请部队把炸药拉到坝上，随时准备炸开大坝，向北岸分洪。此后的3年里，部队的炸药年年拉到坝上，黄河北岸的群众也就年年提心吊胆，虽然村里都建了避水高台，但悬着心过日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时间一年年过去，“保南不保北”的方案越来越站不住脚。这个方案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把石油看得比生命还重。多少石油的价值才能跟北岸利津、沾化、滨县20多万人民的生命等量齐观呢？幸好1968年，在黄河北岸也发现了大油田，南北都要保，逼着黄河人做出新的决策。
决策来源于实地考察。勘察队经过反复勘测后，最初提出从五庄顺褚官河接潮河至沾化入海的方案。这个方案确实避开了现在黄河南北两岸的油田，而且入海距离较短，却忽略了潮河、徒骇河淤堵的现状。过去，黄河经潮河、徒骇河入海多年，两河河口及河口周边地区已被黄河泥沙淤堵抬高，如遇内涝，水无排泄之口，必淹及黄河堤坝。堤坝不保，黄河自然决口。方案没有得到领导支持。勘察人员陷入了深思：凌汛决口，说到底就是麻湾到王庄河道太窄，只要给她足够宽的河道，冰凌即使不能顺利入海，也不至于阻塞于一两处“险工”；冰不成坝，就有泄水的通路，这样就可避免决口。此想法以几百字的“黄河南岸展宽”建议附在了新方案后面，正是这个建议，牵出了南展工程的大决策。这项历时8年的宏大工程，横跨博兴、垦利两县，涉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工程完工后，平均展宽河道3.5公里，如果黄河能把这么宽的河道注满水，这里就是一个湖区了。按黄河最高流量计算，黄河也不可能将这个大渠灌满，除非展渠堵了入海口，变成封口的湖。
这是黄河人的大手笔，这来自于黄河人的眼界和气量，这样的工程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打开工程用料记录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载：累计修做土方3189万立方米，石方7.89万立方米，耗钢材2216吨，木材6000立方米，水泥……这是一串长长的惊人数字，在这些数字背后包含了一个更惊人的用工数字。上个世纪60年代初，人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情况下，修建这样的大工程，其难度有多大不言自明。
南展工程像人们在窄河道上撒开的一张大网，二十多年来，连一条小鱼也没逮到，更别说黄河这条大鱼。这项耗资巨大，费时、费力的大“险工”，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建成至今，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是黄河变乖了，还是她故意放松人们的警惕，择机再来一场更大的洪决？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项工程，审视当初的选择。
以现在的自然条件来看，这项工程显得有些多余。从工程动工修建的第二年，黄河就隔三差五地断流，此后的28年里，黄河有22个年头出现断流，累计断流1079天，5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流量少见，1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几乎不见，2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基本就是传说了。用30年的时间给这项工程下一个断语也许太匆忙，但对于挤在窄小土台上的六七万展区人民来说，30年就太漫长了。因为修建南展工程，他们不计个人得失，服从国家大局，安心住在政府为他们修的“村台”上，可“村台”的状况到底怎样呢？这还要从开始建南展工程说起。
南展工程把黄河南岸的许多村庄都圈在里面，政府将村子搬迁到展渠之外，因为新村址离黄河较近，为防黄河决口，把房屋院子建于高台上，这就是所谓的“村台”。修建“村台”费工费料，每人按45平方米建设，即使这个低标准，最终也没能如数完成。几米高的土台，看上去像一个个碉堡，生活不方便不说，还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经济发展。几十年来，展区人口不断增长，而“村台”还是当时的规模。村民住在狭窄的土台上，粮食、牲畜、柴草等都无处堆放，更别说拖拉机和农机具了。展区农民早有回迁之意，但大多数村民又担心展渠内的安全，胆子大的冒险回去建房。可胆子再大也知道黄河的厉害，大坝里零零散散的房屋，实际都是简易房，只能仓储，不能居住。没有安居，何谈乐业。几代人同住一个“村台”，比城里人住的楼房还拥挤。“村台”地处洼地，一遇大雨，“村台”就会被困水中。村民的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而公共设施也好不了多少。在展区“村台”居住的村子，因为条件限制，没有足够大的高台建学校或医院，十几个村才有一个学校，几十个村才有一个卫生院。所谓的学校也只有几间房屋。学校需要操场，可上哪里找这么大的高台做操场呢？展区人民的生活严重落后于时代了，这是东营市的一块心病。这心病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一年，东营市终于有了一个关于黄河南展区的总体设计，包括解决展区居住条件在内的一系列规划相继出台。按照此规划，黄河南展区3年内全部完成“村台”拓展工程，还要建设顺堤新村、“三网”绿化工程和黄河生态防护林，此工程建成后，展区人民的生活将得到根本改变。
黄河人知道，数十年来凌汛没有发生，不等于凌汛从此绝迹。黄河的淤、根本性一天未改，她在下游决口的危险就存在一天，几十年的平安，对于黄河来说只是瞬间休眠，等她从休眠中睁开双眼，她还会精神百倍地发动各种决溢事件，让人们措手不及。回顾过去的各种应急工程，大都治标不治本，着眼长远，使母亲河永久平安才是黄河人的当务之急。河口挖沙降河以及建水库蓄水的方法成效显著，保持一个适当的河位高程，配合分洪蓄水，黄河凌决、洪决有可能避免。
可黄河的变数很多，促使黄河多变的因素更是多种多样。黄河的变数表现出来的就是流量变化，这是个难以把握的现象。近百年的流量变化规律，对下一个百年的流量变化能有多大参考价值？黄河复回山东故道后，入海口最大流量没超过13000立方米/秒。可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她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如果有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流量超过20000立方米/秒或更大，我们仍然会担心南展工程，因为它仍然是一处“险工”。
赶黄河
打开黄河三角洲腹地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些以“屋子”命名的村庄，如“张家屋子”、“李家屋子”等。这些“屋子”里的主人都是赶黄河人的后代，他们是这片三角洲真正的主人，他们见证了黄河口成长和变迁的历史。
黄河口每年都有新淤地，这些淤地被当地人称为“大洼”。而去“大洼”开荒种地叫“下洼”，这种顺着黄河跑的开垦活动被称为“赶黄河”。最初，“赶黄河”的人都是附近村民，早出晚归，当天来回，顶多带一顿午饭，带一葫芦凉水。但大河年年向海里推进，新淤地一再向东扩展，路远了，靠双脚走一个来回，劳力累人不说，时间也耗不起。只好就地取材，搭一个屋子栖身。开始的屋子极其简陋，状如看瓜棚，四根木棍支起个芦苇顶，只能避雨露，不能挡风寒。时间长了，“屋子”有所改善，有了苇箔围墙，有了一扇柳枝结成的门。这样的屋子可以维持赶河人的简单生活，住在这种屋子里的人叫“跑趟户”。他们的家离屋子不会很远，活忙就住下，活少就来回跑，庄稼人有的是力气。还有一些赶河人，家离河滩地远，有些还是从外县、外省来赶河的新户，需要常住，这些人叫“常住户”。“常住户”的屋子稍微好一些，至少有苇箔围墙，房顶也厚实，芦苇编的门箔也密集。但还不是真正的房子，因为他们随时都要跟着黄河走，临时观念比较重，能简单就简单，他们的目的是来种地，不是来享受。我曾经去过一个赶河人的家，所有的器物都非常简单，简单到原始的程度。他的碗是一个大贝壳，筷子是一对带节的芦苇，捡来的木棒上面铺上芦苇和苇絮就成了一张床。柳木墩子是他的椅子，没有饭桌，碗筷都摆在沙地上。有一个底面平稳的葫芦立在沙地上，看它露出的壶嘴，才知道里面装了茶壶。原来赶河人喜欢喝茶，没有保温设备，茶水很快就凉透，赶河人把茶壶放入葫芦，再用苇絮塞紧，一壶茶就可以喝到天黑也不凉了。这个家没有院墙，没有大门，甚至连一道篱笆也没有，屋子的门大部分时间也都敞着，没人来偷，也没什么可偷。
人总是跟不上黄河的脚步，黄河又东进了。可一些人不愿意再跟着黄河跑了，因为他们老了，他们没有能力再去开荒，他们要留下来，过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们要建一处稍好些的屋子。
通常的屋子，有基、墙、檐、顶等构件，但这里早期的屋子只是取“屋子”之意，却无“屋子”之形，与真正意义的“屋子”相去甚远。在内地，建房子是家庭的大工程。在这片除了荒草就是野藤的荒滩上，没有石头做基石，没有木料做门板，没有瓦片盖房顶，更谈不上石灰水泥了。建筑材料奇缺，建一座房子谈何容易。可肌肠辘辘的一家老小，不能总风餐露宿。黄河口风大气寒，对付海风和寒冷的办法只有穴地而居。找一个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挖一个方形窖坑，顶盖芦苇挡风避雨，地铺芦絮隔潮保暖，不管怎么说，这也算一处屋子了。河口水位极浅，即使在高岗处，挖不到两米也会泛水。咸腥的海水在屋子里到处结碱。能在这样的屋子里坚持多久？无人考证，但一代代赶河人都要先住这样的屋子，才能慢慢住上像样的房子。这样的屋子一定给赶河人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日后人口增多，形成村落时，还不忘用屋子给村子命名。地图上的韩家屋子、罗家屋子、张家屋子等村子，一定是以韩、罗、张等姓先民垦荒发展而来的村子。
在以土地为命根的中国农民眼里，黄河口逐年增多的淤地，不仅吸引了周边农民来赶黄河闯天下，也是历代统治者安抚灾民垦荒屯田的最佳选择。明朝不是第一个倡导移民的朝代，但明朝的移民政策对民众很优厚：“民众垦田，免赋三年，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将人多地少的山西人迁往“土地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的“宽乡”山东。清代效法前朝，实行劝垦政策，“不征田赋”，或给“工本之资”，不论当地或外来人员，只要报垦，就发给“领单”、“验单”，象征性地收点税，鼓励百姓垦荒。
山东的“宽乡”在哪里？显然是黄河三角洲。这里不仅可以让统治者安贫抚困，更是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试验田。因为这里有黄河创造的沃野平原，又有黄河水的灌溉，只要黄河不决口，十拿九稳都有好收成。以免除赋税徭役为前提，加上给农具、种子和耕牛等优厚条件，当然能打动一部分人的心。明洪武年间，就有近百万移民分8次移出山西，仅在山东就有60多个县接收过移民。到底有多少移民进入黄河三角洲，并无确切的统计，从利津的农户变迁，可以看出当时移民的力度。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前期，仅三四十年的时间，全县农户由原来的8256户增加到21200户，土地的增加更是惊人，从明初到万历九年【1581年】，额地【在册的土地】由37500亩猛增到464000亩，另有垦荒升科额地85600亩，使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空前发展。
这种大移民自然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响应，大部分富裕人家更不愿成为移民。哪一个衣食无忧的人愿意去开垦荒地，重吃创业之苦呢？就算一般人家或贫困户，也不会心甘情愿地移民他乡，这就是故土难离。为了让“宽乡”政策得到实施，明政府必须采取一些严厉措施了。他们强制移民上路，为防止移民路上逃亡，把他们反绑双手，再用一根绳子串连起来。要大小便时，先要解开双手--也许时间长了，“解手”就成了一个大小便的代名词；而长期反绑的手，则成了我们倒背手走路的习惯。
强制手段只能短暂解决移民难的问题，而移民是一个持续性的政策，尤其是黄河三角洲一带更需要移民。黄河入海口本来就地多人少，原有的土地需要耕种，新增的荒地也需要开垦。因为连年战乱，明末清初的黄河口，又见人烟稀少、狐兔野游的景象。康熙时期，政府招募垦荒者，允许无业流民开垦无主荒地，并发给开垦执照，所垦之地，可以成为其祖业，永为所有。康熙十年后，又放宽垦荒纳税年限，最长可达10年免税。还以赏官为条件，鼓励商贾大户投资垦荒。乾隆二年，实行“滩荒下地免去升科”的办法，此后，滨河海口一带荒地逐步得到垦种。光绪二十八年，山东成立垦务专局，专事垦荒事务。光绪三十一年，利津县首次在盐窝设立垦务管理机构“勘丈局”，“按仁、义、礼、智、信五路清丈”河口新淤地，并分给移民开垦。
大规模进入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是有组织的赶黄河。他们在这片河滩上一落脚，就要适应跟着黄河跑的习惯，否则就很难在这里扎下根。黄河不断地向东方推进，移民也就不断地跟她东行。赶黄河类似赶海，所不同的是，赶海得到的是鱼虾，赶黄河收获的是土地。在中国农民眼里，鱼虾当然无法跟土地比，土地不仅保证人的衣食无忧，还是身份的象征。没有土地不会被尊重，而土地越多，越有社会地位。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法则。黄河口的土地非常容易得到，也极易开垦，可真正愿意赶黄河的人还是寥寥无几。说到底，赶黄河不是件容易事。
赶黄河的不利因素很多。首先是重整家业的艰难，舍旧家，建新家，新家要从零开始，这其中的难处想必人人皆知。其次是他乡非故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千年不变的定理；从山西到山东，不仅离开了吕梁和太行的人文故土，还改换了生态和气候。多风的海滨，潮湿的洼地，让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人无法适应。入海口的这方水土并不养人，不但不养人，一些体弱多病者还有可能把小命搭上。克服了这诸多不利因素，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河决无法克服。这是让人却步的根本原因。黄河决口的事，听听都让人毛骨悚然，更别说亲历。可移民黄河口，过着赶河人的日子，也就陷进了黄河决口的险境中。黄河决口是三天两头发生的事，其后果不言自明。但移民还是不断从内地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