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最早移民黄河三角洲的朝代是宋朝。大约在宋哲宗【1086年】年间，到元末明初，有了一次大的移民潮。此时进入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大都定居在利津和垦利一带。据统计，利津县北宋镇102个村庄中有71个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迁来的。三角洲上流传至今的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问祖上在哪边？本是直隶枣强县”便是最好的证明。定居在荒滩上的赶河人由少变多，集为村落，就以最早定居者的姓氏作为村名，王庄、张家、宋家、刘家等等就是由此而来。有些村名还会有一些附加成分，如张家窝棚【初到利津时多年住窝棚】、簸箕刘家【以编簸箕为业】等。这些姓氏就像一棵树，把根扎于大河岸边的黄土，朝着阳光和大海伸展枝杈。
在移民潮的带动下，山东各县也有一些贫困户逃荒到黄河三角洲，他们在利津和垦利等地定居下来，慢慢成了赶黄河的老户。这些逃荒人来自三角洲周边的滨州、博兴、高青、桓台、临淄、淄川、章丘等，这些县离黄河三角洲都不算太远，逃荒人的祖辈很可能就是更早的赶河人，因为在更远的年代，是黄河造就了上述各县的土地。在这些赶河人心里，黄河并没有那么凶险，即使遇上洪决之事，也有应对之策。
三角洲的第二次赶河潮仍然是以官方组织为主，流民自愿加入为辅的移民潮。黄河自1855年在河南铜瓦厢决口重新从利津入海以来，以垦利渔洼为顶点，形成了20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黄河三角洲。一些因天灾人祸失去土地的贫民无奈来到河口开荒糊口，而政府也把此处作为新移民点，设“淤荒设治筹备处”，专事黄河口移民和开垦荒地事宜。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淹及菏泽、郓城等15县，250万人受灾。山东政府将4200多人迁到黄河三角洲，并把这些灾民按每组200人分成八大组，在现在的永安镇周围建村，一村、五村、七村等以序数命名的村名就此诞生。从此，“八大组”成了响当当的名字，沿用至今。“八大组”名下有许多村庄，十八户、二十一户等村，是以当时建村时户数多少命名；六百步、一千二等村则是以土地的长度命名。地处滩涂的一千二村，因凌汛被围，消息传出时，竟被传为一千二百个村庄被淹，弄得上下异常紧张。
有一种赶河人就不那么受欢迎。这些赶河人的居住地叫二十师、二十七师。看地名就知道这是一些部队驻地，这些地方确实驻过部队，他们是山东军阀韩复榘的下属。当年，韩复榘一眼就看上了黄河三角洲这块膏腴之地，为解决军队给养不足，派兵到黄河口跑马圈地，并以等级分给下属耕种。原来的垦荒户面对军人的刀枪，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赶黄河的人并不都是为了逃荒，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发财。他们因这里的盐而来，也因盐成了巨贾富商。“齐有渠展之盐”记于《管子·地数》。渠展，是指河流入海的滩涂，这里的渠展是指以宁海为中心的区域。这个渠展之盐非同小可，它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富商，还成了齐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并使齐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赶黄河就有开疆拓土打天下的味道，这也就是日后山东人敢打敢冲、闯关东、下江南的精神渊源。但盐商富自“灶户”，“灶户”早期创业的艰难，是他们的子孙无法想象的。以煮盐为业的户为“灶户”，“灶户”又有“官灶”、“民灶”之分。明人王悦在《威海赋》里这样描述煮盐之状：“盐之所产，于海之洼，潮波既退，男女如麻。区分畦列，刮土爬沙，漉水煎卤，锅灶参差。凝霜叠雪，积屯盈家。”可见，煮盐的活儿并不轻松。明中后期，晒盐法由福建传入，“灶户”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化。清代诗人张铨的《竹枝词》写道：“老屋荒村破晓忙，编来揸席满盐场。”“风雪三更共一灯，农家妇女快搓绳。明朝挑向盐船去，沽酒烹鱼得未曾。”
起早贪黑的“民灶”确实不易，而“官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盐的重要，工作的地方有围墙与外界隔绝，实行军事化管理，进出都没有自由。如此种种，“灶户”还是穷人，至多是不饿肚子的穷人，真正富裕的是那些盐商、盐官，他们为了便于管理，纷纷落户盐场，可这些人就算不得真正的赶河人了。
在赶黄河的队伍里，有一批人竟赶进了树林。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从阳谷、梁山迁来的村民。当时早已离开大海的大“孤岛”，还没有与小“孤岛”相连，大“孤岛”上草木茂盛，国家在这里建立了“孤岛”林场，先后两次从鲁西南灾区移民，确定村名时自然想到了“建林”。随着人员的增多，新林、义林、利林等村子逐渐成形。新赶河人不仅守住了“孤岛”的原始树林，还人工栽种了不少树木，那时的黄河口是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天堂。但好景不长，毁林种粮，随意采伐以及黄河断流，河口生态迅速恶化，当年的满眼绿色已被遍地黄沙取代，在那些带“林”字的村庄里，找一棵树都非常困难了。
与这些赶进树林里的人相比，一些无意赶黄河的石油工人，却被卷进了“赶黄河”的大军，他们和后来东营建市后进入三角洲的人一样，成了最后一批赶黄河的人。
不管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是来自天涯还是海角，只要来到三角洲，就被赶河人的精神同化了。赶河人的根基是黄河，黄河教会他们吃苦和牺牲，黄河也教会他们胆大和勇敢。
我们再次想到了赶海人，总想把赶河人与之比较。赶海人面对的是大海，赶海人习惯了潮起潮落后的海岸；赶河人面对的是大河，更面对大河创造的土地。赶海人只要海里的鱼虾，不要大海脚下的土地；赶河人不仅要河里的鱼虾，还要河水，还要土地。这样说来，赶河人是不是有些贪呢？可面对赶河人的艰难和执著，又觉得赶河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对大河来说，她很难满足赶河人的全部愿望，因为赶河人的要求，有些已经超出了她创造三角洲的初衷。所以她要给赶河人点颜色看看。但赶河人不怕，尽管他们还无力与大河对抗，但他们从未停止与大河的较量。
按理说，治河应该是官府的事，但官府治河常为某些人捞钱创造了机会。有一首小令这样说治河：“堂堂大元【元朝】，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红巾军】万千。”此处的“开河”意为修治黄河，官吏趁机捞钱；变钞是指滥发新钞，官府变相掠夺。清朝末年，利津县知县钱镕，不仅向租种黄河滩地的农民收取制钱，还私吞救灾银两，致使大堤不固，河决巨灾让1000多人葬身洪流。类似的贪官各朝皆有，广大的赶河人哪里敢依靠。因此，筑坝自救也就成了赶河人的重要工作。在治河辞典里，便有了“民埝”这个词。举一村一庄之力修成的民埝，自然无法抵御强大的洪流，但民埝却大大减少了赶河人的损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民埝”中利用柳条芦苇捆扎筑坝的方法，仍卓有成效地保护着黄河大堤，是“险工”中一直沿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角洲的赶河人，已经成了治河的主力军。他们对黄河的了解非外地人能比，他们可以从水的流势、水头的大小、甚至水上的泡沫判断出黄河的安稳与否。赶河人来到河口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治河抗险都责无旁贷。在历代赶河人当中，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是纪鹗元、王会英、任道远、于祚棠、张相农、李龙会……这些人要么心系河口，为民请命，要么身体力行守河筑坝，是一代代赶河人引以为荣的先驱。
河海人
逐河而居的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大河在下游、在入海口还会翻脸不认人。有记载的黄河史，从先秦至民国期间，黄河共决口1593次，改道26次。这样频繁的改道决口让中下游的人苦不堪言，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而大河尾闾的改道和摆动已几近随意，这是一个用数字无法统计的徒劳现象。黄河要东寻，要入海，这是连她自己也无法改变的宿命，尽管她在进入平原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拦，她都毫不含糊地冲出困境，向着东方勇往直前。进入更加低洼平坦开阔的近海口时，大河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前行，这让她想起了源头单纯的日子和无拘无束的岁月。这种好时光非常短暂，来自陆上和海上的两股势力很快就要让她知道处境的艰难。
陆上的势力自然是人类。人类喝着大河的乳汁，随着大河的脚步一路朝东方走来，在大河刚刚造就的平原上垦荒造田、繁衍生息。历史上形成的黄河六大流路中，有两条是由山东利津入海，大河创造的这个靠近渤海湾的扇形平原，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富含黄土地各种营养，是人类的最佳栖息地，生活在西部穷山恶水的人便逐水而来，定居在这块年轻的土地上。1855年前，黄河已改道徐淮七百多年，人们已经忘却了黄河的威严和凌厉，更想不到有一天她会重返故道，再次由利津入海。当她夺大清河一路朝渤海扑来时，早就定居于此的人必然显得措手不及。在遭受了一次次灭顶之灾后，强烈的规划意识开始浮上人们的脑海，人们一时忘记了大河善淤、善徙、善决的本性，总想左右她的行程，规定她的路线，让她以人类的设计流入大海。此时的种种设计，显然是人类最初的一厢情愿，是久别黄河的盲动。不计其数的堵与决，不计其数的逃与回，便在这块年轻土地上拉开了序幕。人类给大河筑起了高高的大堤，大堤两侧再筑大堤，这就是举世少见的二道堤。泥沙越沉越多，大堤也越来越高，在这个海拔只有一二米的洼地上，悬河再次形成。大河理解人类的美好愿望，但大河无法按照人类的设计行水，冲决改道，再冲决再改道，是她一贯的原则，在即将入海的最后一刻，她仍然无法改变这一原则。
另一股势力来自大海。大河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温柔，她心存渴望，100多万年前就立下了投入大海怀抱的志向，可回应她的却是大海一次次的阻拦和拒绝。洗尽满身黄尘，还一个清丽女儿身的梦想迟迟不能实现。先前无法想象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而让大河裹足不前的是一道高高的沙墙。大河本来与大海有着几乎相同的肤色，经过万里长途奔徙，在入海口相遇时，她们彼此不认识了，排斥和拒绝是他们见面的最初形态。事实上，渤海湾里有一种力量非凡的海流，由东向西经过老铁海峡直扑秦皇岛，又被秦皇岛海岸折挡南下，正好与入海的河水相撞，形成一种撼天震地的奇观。在海水的推托下，水里的泥沙沉淀在入海口，阻拦了入海的大河。
大河与大海的最后相撞，是大河无法预料的，这显然是她自巴颜喀拉山出发以来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尽管大河把蔚蓝色的大海当成自己的母亲，但母亲还是不愿敞开她的胸怀。这不仅让大河失望，还让大河恐惧，她想不到这美好的终点竟是这样的结局。她把所有的黄沙都卸到海口，在海口边建造了一大片绿洲，以此讨好大海，但大海还是摇头不应。大海一再考验黄河的耐性，一向强悍的黄河，在不动声色的大海面前有些手足无措了。
此时，大海与黄河正在进行一场对话。大海问黄河：你为什么要进入大海？黄河回答：不为什么，一万年前我就进大海了。大海再问：你有什么资格进入大海？黄河回答：我行程万里，地球上所有阻挡我的障碍都被我冲决了，这不是最好的资格吗？大海说：见识太少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庄子的一则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出了壅塞的河道，见到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也就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古老的黄河，很久以前就与大海有过较量了。最初她面对大海围困的咆哮和咆哮后的颤栗，穿过遥远的时空，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几年前，山东东营市在小清河以北的城建施工中，在地下6米处发现了大堆宋代钱币，经过挖掘，竟从地下清理出宋代古钱币十多吨，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山东东营市区及以北区域成陆时间只有150多年，这么短的年代里怎么会有宋代古钱币埋于地下？沉船或有意为之？根据专家多方探究，证明这批古钱币是北宋南迁金人至此后，将北宋的钱币集中销毁埋于此的遗迹。这样看来，东营市在1855年以前就不是退海之地，它的成陆时间应该是在1800多年前，黄河东汉流路行水利津时所沉积。山东历史地图所显示的黄河入海口，现在东营市区陆地在唐代第一次露出了水面，但很快又沉于海中，直到宋代仍被大海淹没。
有些历史地图专家也曾发现一个怪现象，即在东汉以前，天津以南、渤海湾沿线的许多地方，已经有明确的地名标示，东汉时突然没有了，到隋唐时又出现了。事实是，有些曾经出现过的陆地在宋代再次沉入海底。专家们怀疑沉没的陆地可能被渤海湾大海淹没。有史料记载，西汉末年人口为5900多万，而到了刘秀时的东汉，人口一下减至2100万，3800万人竟在58年里消失。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是否与黄河与大海的一次次搏击有关呢？
因为大河尾闾的随意摆动，造成了入海口数不尽的水网沟汊，这都是大河曾经的入海河道，但这些河道行水时间都不会太长，多则一年，少则几个月，不可能给人们留下多少印象，也就不可能留下一个传世的名字。而一条不起眼的小水沟却有一个神仙沟的名字，这条水沟自然就有了非凡的来历。很久以前，滔滔黄河水确实流经这条水沟。有一次，进渤海打鱼的人突然遇到了暴风雨，情急之下，渔人只好逆流而上，躲进黄河的一条支流里，渤海的狂风巨浪，几乎都扑进了近海的黄河支流，唯独这条被后人称为神仙沟的支流风平浪静。许多支流在那次风浪中都有吞没渔船的恶行，而躲进神仙沟的渔船却安然无恙。此后，近海渔人每遇风浪，就躲进这条支流，多少年来，从无翻船沉船事故。专家认为，神仙沟之所以能消解渤海里的狂风巨浪，与它的地势有关，在入海口，神仙沟的地势较高，而通往入海口的河道又多曲折，进入河道的海浪与一个个弯折碰撞，大大削弱了浪涛的力量，以至巨浪彻底消逝。现代人极容易做出这种推断和解释，但黄河选择入海路线时，为什么舍直取弯、弃洼就高呢？这难道也隐含了大河与大海的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