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五凉和北魏时期重视水利，石羊河流域的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据史料统计：西晋时人口为15万左右；公元318年前后，达到了50万人；公元350年，人口上了百万；公元400年，人口达到120万；到公元439年，人口达到150万。北魏灭北凉时，仅姑臧城内人口，就达到20多万。魏太武帝在给太子晃的诏书中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
综观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历史，凡是顺应自然者，多获大益；而破坏生态环境者，必有灾难。连北魏的统治者都知道退耕还林的重要，而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竟然还大开所谓荒地，破坏草场，砍伐树木，将诸多的草场，辟成了撂荒之地，除了为沙尘暴增加一点“营养”之外，我们又得到了哪些利益？
8.盛唐的流水声
时光的页码又翻到了隋唐。
隋政府在石羊河流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修水利，开掘新渠，修复旧渠，保证屯垦耕地的用水。隋代的屯垦亦兵亦农，以军队士兵为主体，地方居民也多“立堡营田”【《隋书》卷24《食货志》】。此外，相当数量的内地罪犯，也被强制充军屯垦，从事犯屯。这是汉代的传统，隋承了汉制。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就曾改“徙及流并为配防”【《册府元龟》卷611《刑法部·定律令三》】，将流刑及徒刑罪犯改为充军，主要从事屯田。隋代的河西屯垦也有不少失误，一是屯田规模过大，影响了本地区均田制的推行，不利于发展小农经济。二是一味强调屯垦，不兼顾畜牧业。后来的雨量减少，沙漠化严重，牧地与森林覆盖面积锐减，跟这有一定关系。三是其屯垦与军事行动的联系过于密切，用兵则大兴屯垦，和平则废屯抛荒。
大唐却以其独有的胸襟显示了超越历史的眼光。
关于唐朝，历史上留下了如下的记载：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大亮任凉州都督，任职期间，积极推行开荒种田以实边的政策。据《唐书》记载，在凉期间，他曾上书唐太宗：“河西亟困夷狄，州县萧条，加因随乱，残耗已基。臣愚愿停招慰，省劳役，使边人得就农亩，此中国利也。”
唐长安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在位五年，重视兴修水利，农业连年丰收。据《唐书》记载：“初，州境轮广才四百里，虏来必薄城下，元振始于南峡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又遣甘肃刺史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稍衍，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庙十年，牛羊被野。”
大唐在凉州拓疆土，置屯田，兴水利，移民戍边，既加强了国防力量，又解决了其军粮运输等诸多问题。唐朝移民多次，用鼓励垦荒，将大片荒地垦为良田。进而兴修水利，引水灌田。据记载，旱田改为水浇地后，产量提高约3倍；双铧犁的推广，提高了耕作效率，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河西农民仍用双铧犁耕作。
唐代屯田分为两种：军屯和民屯。军屯的土地属国家，官方配发耕牛、农具、种子等，供给口粮，收获全部交公；民屯则是政府把均田制以外的土地，交给屯丁即征夫和流民耕种，他们是均田制之外的国家佃农。《唐六典》载河西“赤水三十六屯”，又按《通鉴》卷215胡注：“赤水军在凉州城内，兵三万三千人。”由此可见，河西军屯每屯约千人左右。
唐代的均田制规定，每个18岁以上的成丁男子受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作为私产传给子孙，口分田则死后交还政府，改授他人。
大唐在凉州的屯田，成效显著，粮食成山，可支用几十年的军粮。因连年丰收，粮食十分便宜，一匹绢可以换取几十斛麦子，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百姓富庶，甲于天下，史称：“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
唐朝的河西诸地，浇水灌田是头等要政，州刺史和县官必须亲自过问。此外，还设了专门用以治水的各级官吏，州上的治水官叫都渠泊使，县里的治水官叫平水和前官，乡里的治水官叫渠头和渠长及斗门长等。这些人是唐朝政府制定的《开元水部式》的监督实施者，其内容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灌溉方法和时间，斗门节水量及开闭时间、渠道维修责任和办法等等。
唐代的每乡专设若干渠头、渠长、斗门长等职，负责水利。《水部式》称：“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水部式》对各级管水吏员的职责有具体规定，记载考核其是否称职，并赏功罚过，“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
唐代规定要对用水者平等对待，《水部式》载：“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
《水部式》有许多斗门的规定，“斗门皆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漕处置二人，恒令巡行，若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
《水部式》明令禁止妨碍灌溉的现象，“设置碾硙，不许妨碍灌溉”，“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所引。……其旁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时暂堰灌溉者，听之”。《水部式》还规定，造渠堰时，不得给百姓过重的负担，不给公廨田及职田以优待，修造渠堰的人工劳务根据受益者田地的多少来分担。它说：“河西诸州用水灌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工，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
为了实现所谓“强兵足食”的目的，唐太宗下令对石羊河流域的生荒沃土进行开垦，并实行三项政策：屯田、屯牧、和籴。
屯田，延续以前历朝历代的传统，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屯牧便是建马场，目的是给骑兵供给军马；和籴就是百姓开荒所产的所有粮食，都由国家收购，即“官出钱，人出谷，两相商量，然后交易也”。
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凉州百姓开发了大量的荒地，其农业耕地面积扩大了许多。当时陇右有23州，武威最大，也最繁荣，唐玄奘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苏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往来不绝，商旅比肩接踵，奇珍充盈，异宝斑烂。时人赞曰“填不满的凉州”，意思是无论有多少货物，都可在凉州迅速消化掉。当时的凉州，是那些胡商最青睐的宝地。胡商们从遥远的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经过漫长的旅途颠簸和风沙洗礼，来到凉州。他们运来了异域的珠宝，运走了大唐的丝绸瓷器等。其国籍之多、人数之众，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明这一点：公元757年，武威九姓胡商不堪重赋，犯上作乱，竟占领了武威七城中的五城。这仅仅是一个历史小插曲，丝毫影响不了当时凉州的繁荣，但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胡商确实有着可与官兵抗衡的势力和人数。
许多唐朝著名诗人，也用其才华讴歌了凉州当时的盛况。张籍诗赞：“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王建在《凉州行》中说：“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元稹在《西凉伎》中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还有诸多诗人，皆有千古绝唱。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石羊河流域便成为全国的著名产粮基地。据《通典》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屯田总收成为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成790990石，占全国粮食总数的37%。
但我们也从大唐的开发中，发现了历史的隐患。对荒地的大量开垦，客观上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和谐，诸多草场消失了，代之以耕地。而唐朝更因为征高丽、征吐蕃等战事，连年用兵，需要大量的战马。那数以十万计的战马就是由凉州的绿洲提供的。那时，只在我前边提到的邓马营湖中，就有72座唐营。至今，凉州的长城镇等地尚有“沙压七十二座唐营”之说，那儿的村子仍有以“前营”、“后营”为名者。据史载，大唐曾在武威置河西节度使，管理邓马营湖的72座唐营，其承载量竟达牧马30万匹。
此湖本是河水进入沙漠后的汇水之所，其东西宽14.5公里，南北长15公里，面积217.5平方公里。历史上曾为湖泊，其蓄水高峰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后来，沙漠前行，河水渐少，湖泊干涸，遂成湿地，再成沃土。因历朝历代的超载放牧，让邓马营不堪重负，绿地渐少，终于成为荒漠化的盆地了。
几年前，长城镇的高沟堡发现了一个被沙埋的唐营。从它的被埋情况可以看出，在唐朝的时候，那些唐营便受到风沙的侵害了。那“出土”的唐营保存得相对完好。按一位老人说，那沙是一夜间降临的。关于它，当地有许多故事。由于风沙的侵害，那72座唐营现在已看不到任何迹象，只留下了那些带“营”字的地名。人类跟大自然斗争的结果，便是将那巨大的唐营分割开来，依次分为八十里大沙漠、二十里大沙、四十里大沙等，它们被地理书称为“腾格里大沙漠”。我在长篇小说《大漠祭》中描写的，便是腾格里大沙漠周边的农民生活。只有在沙漠里一些被称为“麻岗”的所在，才依稀可以看出当初的风采，此外只有黄沙戈壁，那沼泽、湿地、森林都成了历史的记忆。据专家考证，王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描写的就是他在腾格里沙漠看到的景象。那长河，指的就是今天的洪水河。
石羊河流域的土地数米以下多为鹅卵石，是冰川时代的产物。鹅卵石上面是土层，由河湖黏土和亚黏土夹层的沙质糅合而成。若是植被完整，水土不流失，则地貌便相对稳定，成为绿洲。若是无节制地垦伐，破坏植被，大风便会卷走浮土，土地便会荒芜，向沙漠化恶化，沙尘暴就会肆虐开来。而恶化的沙漠，是再也不可能逆化复原为千里沃野的。
一些学者甚至将大唐的开发，当成是石羊河流域环境恶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那些纵横天下的战马带走了太多的精气，使这块土地元气大伤，千年间一直不能复原。从那时起，雪线上升，气候渐趋干旱，流沙侵向人类的地盘，荒漠像麻风那样四面舔去。只有在人类遭受巨大的兵灾之后，无力再干预自然，或是无法再掠夺自然的时候，石羊河流域才稍稍得以缓和，那承载过重的土地，才会泛出一点自然本有的绿色。
石羊河，我们的母亲之河，它曾经是那样丰满美丽，现在却因为乳汁被榨去得太多，变成了干瘪的老太婆。
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是饮着我们石羊河母亲的乳汁，才有了纵横天下的豪情。是石羊河那数以百万计的凉州大马，才驮起了那些扬鞭飞马横行天下的大唐勇士。
但战乱之灾总是伴随着石羊河流域的治水史。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凉州为吐蕃占领。此后，凉州成为历代王朝和各种势力的“拉锯”之地。此后600多年中，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相继占据凉州大地，水利失修或遭破坏，大片良田被迫弃耕荒芜。其间，也有有识的统治者采取治水措施，但多限于头痛医头之举，并无统筹和发展。史学家马端临故称：“自唐中叶以后，一沧‘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日之殷富繁华矣。”
9.明朝的屯田
黄羊川上无黄羊，石羊河中无石羊。河水孤独地流过了宋元明清。其时的治水，大多沿袭过去各朝的经验，萧规曹随，多有效验。石羊河虽然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声，但还是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千年间，同样孕育出了辉煌的文化，如凉州贤孝、河西宝卷，均在这一时期显出了炫目的光亮。其地方官吏教民治水的记载，也散见于各代的史册之间。
西夏时，在河西驻兵十余万人。西夏全民皆兵，“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这时，士兵成了西夏发展生产的主要劳力资源；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辽征西夏，“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西夏文《天盛年改定新法》明确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可以永远占用，并有权买卖。西夏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垦荒拓田，促进了河西走廊的土地开垦。
元代重视农业，鼓励垦荒，大量移民到河西开垦荒地，并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朝政府设置甘肃总管府，始治水田，并派专人负责办理河西水利，“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皇帝下诏：“中兴、西凉无得沮坏河渠。”
明代时，河西环境开始恶化，“地土瘠薄，天气寒冷”，“霜早春迟，雪多雨少”，“耕种无时，【甘肃镇】附近力勤者种一歇二，方一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丰歉难期”，使“军伍每以缺食为病”。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残元势力，河西正式划入明朝版图。明王朝派遣大批军队驻防屯田，实行军屯，以充实边防；洪武九年，置凉州卫，此后从内地大批移民，开展屯田，发展农业，设陕西布政司西宁道分守官，兼管屯田水利。
据说，明朝的移民是从山西大槐树下出发的，至今，人问及河西人及许多西部人的祖籍，都会答：“我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可见，这次移民规模巨大，影响深远。据《丁西重刊凉镇志·勒陕西布政司西宁道分守官》文中记载：“西宁、甘肃地方广阔，粮草浩繁，难以一人管理，今特命尔在于凉州驻扎，不妨分守职务，监督庄、凉、永、镇、古浪各卫所仓粮，务在催征以时，收贮如法，兼管各该地方屯田水利，严督该管官司，每岁趁时整理。”其间，明廷遣使臣分巡各地，督修水利，石羊河流域也在兴修之列。宣德年间，明廷又派遣御史巡察河西水利。
此外，当地官员还采取各种措施招募外地贫民开展屯田，使武威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欲兴屯田，必开水利，欲为斯民筹干旱之虞，亦必开水利。”屯田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水利发展，武威当时以黄羊、杂木、金塔、西营4条河流为主，已形成了32条灌溉渠道。其中，黄羊川山口涧7条坝、杂木山口涧7条坝、金塔寺山口涧12条坝、土弥干山口涧【即西营河】6条坝，“春首农兴，雪消冰释，渠坝分流，灌溉田亩”，明代的灌溉网络已遍满整个绿洲，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已初具规模，“武邑六渠，有利无患”，各渠“全仗南山积雪，分渠引导灌田转磨，处处获利”，一度被称为“塞北江南”。石羊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已初步形成了规模。
明朝对河西的水利兴修，史迹多有详述。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今永登】，西抵肃州，绵亘近两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治屯田佥事兼之。”说明各地豪强，把持水利，明朝夺回水权，设立专门机构，纳入屯田，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