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致祥不向命运低头，他居然到偏关去上中学。村子离县城30多华里，他翘腿一瘸一瘸进城，假日又一瘸一瘸走回来。为了抄近道，他不走大路，而是翻沟越梁，在100多米深的沟里爬上爬下，对一个残疾人来说，那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抄近道走一趟也要六个多小时。就这样，他靠助学金读完了高中。韩致祥毕业后在村里当上了代课教师。他很幸运，1972年获得转正，韩致祥感谢政府。
韩致祥现在教着6个学生，6个学生却是三个年级。校舍就是一间窑洞。冬天学生们上炕，他在底下教书；天气热了，学生下炕来，他还在底下给他们上课。窑洞的墙皮都剥落了，发碹的窑顶上石片也有些松动。这是危房。
韩致祥说，上阳坡全村2l户，67口人，单身汉4户；因为计划生育抓得好，只有6个学龄儿童。
窑洞的窗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雨露遍神州，桃李满天下”，这是韩致祥的手书。
韩致祥背不动石头，上不了架子，这新窑怎么盖法？
放了学韩致祥就蹲在窑洞门口发愁。
眼前是没边没沿的梁梁沟沟，韩致祥想起过去怎么一瘸一瘸翻梁越沟进城去上学的情景。
韩致祥又想起校舍应整翻修，可是村里太穷；学生上学不交学费，就是给学校拉一点炭。
韩致祥想起脚下马上就要修一条宽阔的马路，孩子到城里上中学骑车子不消一个小时；韩致祥还想，把黄河水引上来，村子变富就没有问题，到时候学校的困难都能解决。
韩致祥去和老娘商量。他娘说：“公家是给大家办好事哩，拆不拆你主事吧。”
韩致祥在心里拍板了，家里再困难是个人的事，公家的大事不能误了。
韩致祥去找负责拆迁的干部，表示他愿意让出三孔窑洞；谈到拆迁补偿时，他说：“你们看着给吧！”
三孔窑洞给了3200元，围墙、羊圈、厕所等又给了320元。
韩致祥拿出拆迁的协议书给我看，他在那上头按着大红手印。
韩致祥又说起韩天才。韩天才有六孔窑，四孔住人，两孔拴骡牛。窑才碹了十几年，还新着哩。一说马路要开工，他的窑洞要拆迁，韩天才马上动手盖新窑。新窑起来了，窑顶还没抹，窗户也没有安，马路动工了，韩天才全家就搬进新窑住。窗子用土基垒住，又把旧窑的门拆下装到新窑上；下雨了，雨水从窑顶上漏下来，外边大雨，家里小雨，外边雨住了，家里的雨却住不了。韩天才共得补偿11700元，每孔窑给1500元；按当时价格，三万元也盖不起六孔新窑。韩天才没有怨言，反倒乐呵呵对人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是这个理儿？”
我又到葛家山村去找老支书蒙万海。
蒙万海已经67岁，从合作化时候就当村支书，当了30年。现在他不当了，在一个石料场上看门。
开山的峭壁下有一间用石头垒起的小房，夜间，蒙万海就在这里栖身。
我们坐在两块石头上说话。忽然下雨了，只能进他的小屋去。小屋里只有一铺炕，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屋子里一片漆黑，见我要记点什么，他给我打着手电照明。
蒙万海有27棵果树，都挂果了，有一棵树就挂了700多斤，每年要收十几口袋海红果。海红果做饮料，市场上十分吃香，乌兰巴托国际博览会上还获得过金奖。
蒙万海是全村第一个种海红果的，县里农牧局果树站的人来教他，他学会了。后来村里发展了20亩果园，也是在他的带动下。
要修通万家寨的公路，他必须把27棵果树砍了。
他对果树有感情，他下不了手。
他在白天磨快了斧子，斧子躺在窗台上。
半夜里，他提着斧子进了果园。
蒙万海一口气把27棵果树都砍倒了。他说，黑夜我看不清它们，我才能下手啊！
蒙万海得到的补偿是每棵果树30元。
村里20亩果树，在他的带动下也都砍了。
蒙万海说：“和国家还算什么账哩，没国你能有家？”
蒙万海又跟我谈起社会形势，他非常关心反腐败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
涉及到老百姓的事，胡富国这人就好激动。
一次会议上，胡富国谈到一些煤炭运销煤站有人鲸吞公款时，霍地从椅子上站起，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老百姓养条狗，也能给他把门看好；我们是老百姓养活的，给三千万父老乡亲看不好这个家，让这些黑心肠的家伙喝老百姓的血汗，我们还算什么？……”
胡富国来到引黄工地，走到施工的人群中间。
胡富国笑着问大家：“认得我吗？”
“认得。”工人们齐声回答。
“我是谁？”胡富国问。
“你是胡书记。”又是齐声回答。
“我没有名字？”胡富国又问。一时竟没人回答。突然一个小伙子擎高喉咙喊：“你叫胡富国！”
胡富国走过去一把搂住小伙子，亲热地说：“对啦，这才是哥们！哥们辛苦了……”
纪念碑上应该刻上他们的名字
“牺牲”，词典上的权威解释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
为人民的事业牺牲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
列宁很喜欢的一首歌叫《英勇的牺牲》，歌中唱道：“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了头颅，英雄！”
如果工程建成后要为建设者立碑，那么为引黄工程捐躯者的名字应该首先刻在上面。
按照原设计，在宁武境内有一处隧洞埋深899米，开掘这样埋深的隧洞会产生岩爆，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的，所以必须改线。改线就要先提供地质资料，这样，省地矿局211队就上了海拔2500米高的分水岭，他们要在这儿补钻。
“胡天八月即飞雪”，何况时值隆冬季节。这地方滴水成冰。
45岁的厨师王金水患有心绞痛，痛起来他一声不吭，只是一身一身地出虚汗。队里的医生让他到忻州去住院，不让他上分水岭。他说，队里补钻的任务紧，天气又冷，要保证大家吃好。他上去了。
号不下房，住在老乡新盖还未完工的房子里，房子没门没窗，窗子用塑料布蒙住，门上挂一块破篷布，屋里泥了个土炉子。
井上24小时连轴转。王金水天天往山上送饭。一天做四五顿饭，一天就要送四五次饭。除了送饭还要送热水。
天气太冷，钻机一灌水就冻。王金水就把热水送上去往钻机里灌。
井壁要用红泥贴上去保护。工人们用手和泥，冷水和泥马上就冻了。王金水还要挑热水去和泥。王金水心疼工人的手。
这么干他能不累倒？队里又叫他上医院。
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要完成任务，后勤支援就特别重要。他说，不用操心我，坚持几天就完了。
本来，往井口送热水，往井里注热水，并不是他的任务。他到了井口还帮着工人和泥搓泥团。
晚上，他烧水给大家洗了脚，让大家睡下。
干了一天活的年轻人睡得特别死。他怕炉子熄了会冻坏他们，半夜还起来捅炉子。
捅完炉子，他躺下去就没有再起来；人们发现他时，他的身体已经冻硬了。
医生后来说：王金水的铺位靠近门口，这里太冷了，末梢血管因此收缩，大量血液涌向心脏，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王金水是共产党员。他死后有人感叹说：平时说党员不怎么样，关键时刻就看到了他们的本色。
王金水留下老婆和两个孩子，大的14岁，小的10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徐瑞青了。
人们都说徐瑞青是个好人，还说“好人不长命”。这说法显然偏颇，但人们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好人能活得长些：好人活长了，不是能做更多的好事吗？
徐瑞青乐于助人。别人有事着急，他比当事人更着急。别人开的车轮胎爆了，他停了自己的车去帮助换轮胎；轮胎瘪了，他帮着打气；螺丝松了，他帮着去拧紧；发动机熄火了，他帮着去找原因，找出原因又帮着检修，故障都排除了，人家把车开走了，他才上自己的车去干活。下工回到驻地，吃饭时他也端着碗在别人的车前转来转去。人家说他的车好像有点毛病，他马上放下碗钻到车下去检查，这里敲敲，那里打打，发现了毛病就让把工具递给他。徐瑞青经常吃冷饭。
有一次搭便车回河曲老家，路前方有一辆车抛锚了。他让停车，下去帮人家修好车才上车赶路。
徐瑞青是山西省水工局机电处装载机组组长。他的车保养得最好。
1993年12月，南干5号洞洞口大开挖，他的装载机组忙得不可开交。19日那天，一台挖土机突然出了故障，故障的原因还比较复杂。他放下手里的活儿去帮助查找原因，排除故障，一直忙到下午4点，他才回到营地。中午饭误了，就吃晚饭吧。食堂没到开饭时间，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别人问他着急啥哩，他说晚上还要干，可工地上照明不行，他吃完饭还要去安灯。食堂给他提前开门了，他从笼屉里抓了两个馒头就走。
刮风了，黄土漫天漫地。徐瑞青拿了两条导线，一支手电，披件黄色的军大衣，上了一辆驶往工地的拉土车，在车上开始啃已经沾满黄土的馒头。
黄风刮得对面认不出人。他在挖掘机、装载机之间穿来穿去，要找到一个最佳位置，把灯安上，晚上可以干活。灯安得低，射过来的是平光，这不行；往高处安，还找不到一个合适地点。到底安在哪里是好，他集中精力绞杀脑细胞。
5号洞口大开挖，场地太小，挖土机装载机都在这儿掉头转身，和他擦身而过。
徐瑞青的精力太集中了。大风卷起黄土，给他眼前挂起了一道帘子，稍远一点的地方就看不清。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安灯的最佳位置还没有找到。他在车缝里钻来钻去，此刻他身边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突然，一辆翻斗车倒车时向他压来！车型大，驾驶室高，车前车后有一段地方司机看不到。徐瑞青当时正在“盲区”里。
第一个看到这场面的是徐瑞青的师傅沈鹏举。沈鹏举顿觉眼前一片黑暗。沈鹏举奔过去，黄风中他隐约看见地上有一件黄大衣；再近些，看到他心爱的徒弟躺在地上，手里握着的手电也被压扁了！
沈鹏举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实的。他晕倒在地。
……
我想找沈鹏举，人们说沈鹏举在大梁水库工地。我说，领我到徐瑞青的住处看看吧。
走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进了当年徐瑞青住的屋子。屋子很小，放两张床，徐瑞青和沈鹏举师徒俩就住在这儿。那时屋子里没有暖气，靠炉子取暖，风大，烟囱倒烟，怕睡熟了会把人呛着，规定前半夜房门一律开着，到后半夜才能关上。徐瑞青为了让师傅睡好，关门是他的事。
人们都愿意和徐瑞青睡一屋，因为打水、扫地、生炉子、半夜关门都是徐瑞青的事。徐瑞青说，对不起，师傅年纪大了，我不能离开他。
师徒两人在一起住了几年，话好像还没说完。师傅回来晚了，饭已经打好热在炉子上；师傅夜班回来，洗脸洗脚水已经打好。师傅家在产粮大县临猗，每年要回去收麦子，他说你回吧师傅，这里有我哩。师傅靠在铺盖上休息，他泡好茶端过去，坐在床边和师傅谈技术，谈车辆维修和保养。他不止一次开玩笑说：“师傅，我要把你肚里的东西都挖出来。”
“这些年我就怕想他，一想起他就要流泪。”沈鹏举对我说，“后来他也成了别人的师傅，他对那两个娃娃要求极严；他手把手教他们，不到一年两个徒弟就能独立操作。徒弟没回来他已把饭打好，徒弟的衣服破了他给缝补。一次，机器上的链条断了，他去弄。链条接好后，往齿轮上放，他的手指被卡住了，一根指头被挤压得露出骨头；人们撬住齿轮，他才把手抽出来，手上鲜血淋淋。叫他回去，他不回，又坚持修了一个多钟头，才把机器弄好，让徒弟继续操作。他对徒弟们说：‘引黄工程有你们干的，要快点学好本事。’可他还是口口声声叫我师傅。我对他妻子说，别看你们是夫妻，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我们师徒在一起的时间长。”
沈鹏举说着又抹泪了。他说，徐瑞青自小家贫，现在的母亲抱养了他。养母把他抱回黄河边的河曲县城。他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感情。长大后他找到了生母，但没有认她。他对养母十分孝敬。
徐瑞青的遗体火化后，沈鹏举把徒弟的骨灰送回河曲老家。他妻子王玉叶说：“他牺牲在引黄工地，就葬在黄河边上吧，他能天天看见黄河。”
日出日落，徐瑞青的墓上总是抹着一层悲壮的色彩；白天黑夜，徐瑞青能听见黄河的涛声。
……
为引黄献出生命的不只是王金水和徐瑞青。
水电四局的司机王海，驾驶着大吨位卡车在黄河边上奔跑。车太多了，黄土路面碾成的浮土有一尺来厚，汽车在土浪中前进。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黄土铺天盖地，蒙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什么也看不见了。汽车翻下了悬崖，王海连最后一句话也没留下。
为引黄捐躯的还有：水电六局的挖掘工张长生；引黄办公室水工组工程师肖山；引黄指挥部教授级高工廖舜韶；现场监理工程师范垂辉；铁三局司机郭思文；……
未来的引黄入晋纪念碑上，难道不应该首先镌刻上他们的名字吗？！
泪腺功能没有退化
1995年3月，郭裕怀被选成省政协主席，但他仍然是引黄工程的总指挥。
有人劝他：当你的政协主席吧，比你干引黄轻松多了，想出去走走就走走，晚上睡觉不会被电话惊醒。搞引黄风险太大，搞不好挨千世骂名！
郭裕怀承认他“骑在老虎背”上，多年来他的心一直悬在半空里。不管他到哪儿，每天接不到郑友三两次电话，他就睡不着觉。那次在汾河上游查看，晚上吃了一个面包外加一块咸菜就躺下，连喘气的劲儿都没有了。“老郑你过来，”他把郑友三叫到床边，“你一定帮助我把引黄干下来。很多人劝我不要搞这事，说这差使风险太大。我想来想去，不搞对不起山西老百姓，对不起我们子子孙孙，我只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必须横下一条心！”
郭裕怀已经不是省委常委，不在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说话办事，自然不如过去有“风”；作为政协主席，他不能代表省委省政府，有时难免处于两难境地。郑友三曾见过他几次流泪，不是因为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巨大困难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给予他坚决支持的时候。他虽已年过花甲，但泪腺的功能还没有退化。
作为郭裕怀的助手，郑友三看上去成天乐呵呵的，胡富国曾在会上叫他死了心搞引黄，职不会提了，官不会升了，他仍然乐呵呵，可因为工作拉下脸来的时候也十分可怕。他从来不愿给别人说自己的难处。他老娘88岁，老爹86岁，每天都在生死的“临界”状态。妹妹心脏病突发去世后，老爹每天喝闷酒，不想活了。老爹肺气肿，肝腹水，已经病危，他赶回乌兰浩特。到家第二天就接到电报，让他全权代表山西赶到呼和浩特去参加水利部、晋、蒙三方领导组会议。从乌兰浩特到呼和浩特，用了20个小时才赶到。后来爱人回去把老人接来。老人已大小便失禁，却又十分自觉，不让小保姆侍候。只要郑友三在家，总是他给拾掇。
郑友三始终在一线。他对胡富国的评价是“揽责放权，撑腰鼓气”。他对郭裕怀的评价是“定计策划，扶持有加”。他说，上面有这样的领导，底下就好干了。
他真的好干吗？这样艰难、艰苦、艰巨的工程啊！
其实，郑友三也知道郭裕怀连半口气也松不了。
质量是生命工程的生命
施工进度汇报会刚刚结束。
人们都散去了，郭裕怀踱到窗前，放眼看去，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建筑一直蔓延到西山脚下，西山顶上悬着一轮金黄的落日。
“长河落日圆”，郭裕怀脑子里忽然跳出这几个字。他觉得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