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整天愁眉苦脸、心烦意乱，长期在苦闷绝望中挣扎、煎熬；有的人易与人敌对、产生冲突甚至是犯罪；有的人常常感冒，患高血压、关节炎等非器质性疾病；有的人终日抱怨——社会不好、同学（同事）不好、家人不好、自己也不好……；有的学生严重厌学；有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去工作，成为啃老族；有的夫妻不和、争吵、打闹、离婚……这些都是属于社会健康的荡畴。
我不做研究生班的男保姆
郭也煌当初选择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进入社会太复杂，人心太险恶，自己根本无法适应，他觉得能在学校多待一时就幸福一时，万万没有想到考上研究生之后却依然不顺当。研究生班一共有22名学生，其中有6名是留学生，还有3名是外校考入的，其他的都是原来本科班里的同学。开学不久，同学们公推郭也煌做班长，郭也煌当时就认定这是同学们有意欺负他。从小到大，他都是群体中的服从者、受欺负的人，从来没有做过干部，毫无经验可言。他和父亲商量如何金蝉脱壳，深思熟虑后父亲建议他接受这个职务，因为在研究生阶段当班长可以比普通同学知道更多的招聘信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利于找份好工作。
“他们选我做班长就是看我好欺负。我根本没有班长的威严，只是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呼来唤去的保姆，我总是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服务，为大家复印资料、收钱、代表同学找导师低三下四地拷贝PPT之类的，受累不讨好。
“最让我感到窝囊的是代人受过、交罚款。开学之初，学校图书馆给班长开会，要求班长向全体同学传达，借图书馆的书一个月之内必须归还，如果不还就会按天罚款。我明确地向全班同学说了这个事情。可前几天一个外国女生要回国，把她借的图书都给了我，让我替她还，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跑了，结果我到图书馆才发现书早已过期了，只有交50元罚款才能还，可如果我不代她还，等她回来不知道得罚多少呢。可我替她交了罚款，她会还给我吗？我当时就给我爸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理，可他没有开机，我只能交了罚款，事后我爸埋怨我多管闲事。估计她下周就回来了，我怎么面对她呢？找她要罚款，怕伤了和气，她可能会将这个事情告诉其他留学生；不找她要吧，又太窝囊了……一想到回学校要面对这么多复杂的问题，我就头疼……”
郭也煌的爷爷是一名在专业上很有建树的科学家，曾对唯一的儿子寄予厚望，但郭也煌的父亲从小对学习就不感兴趣，他连续参加了两次高考，都落榜了，让郭也煌的爷爷大失所望，硬着头皮找单位领导给儿子安排到后勤工作……为了生存，在单位，他唯唯诺诺，但回到家里他就大骂周围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除了亲情之外，没有任何情感是真实的，只有利益、地位……弱肉强食是必然的。他告诉儿子，今天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明天首先不做案板上任人宰割的肉，然后学着去宰割别人……
郭也煌与同学之间的很多冲突往往起源于一些小事，他爱较真儿，常常让小事情迅速升级为大事情，可真的打起来，他又不是同学的对手，只能寻求老师的庇护，老师的介入无疑更加恶化了他与同学之间的关系……父亲利用各种办法为儿子摆平这些事情，并告诉儿子，你负责学习成绩，其他的一切爸爸都替你扛。
与郭也煌的交流，使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家庭是塑造人的工厂”。父母将自己对社会的认知有意无意地传递给了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就强加给孩子一个观察这个世界的取景框，很难改变。困扰郭也煌的问题可能在许多人的眼中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对“人性恶”的践行，要处处、事事精于算计以防被伤害的观念，使郭也煌在人际交往中始终处于患得患失的状态，生怕自己上当受骗，导致他的人际交往始终不顺畅，他也难以获得幸福感，这与他的学历没有任何关系。
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其实只有由感官经验塑造出来的世界，而没有绝对的真实世界。每个人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把资料摄入大脑，并根据主观需要对资料进行筛选，而不会将所有资料捕捉。摄入的资料经由我们的价值观过滤而决定其意义，亦因此能储存在脑中。我们的价值观是主观的，故此，过滤出来的意义也是主观的。事情从来都不会给我们压力，压力来自于我们对事情的反应。情绪也从来不是来自某人的言行或环境里出现的转变，而是来自我们面对这些时的态度。也煌父亲将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儿子的目的是丰富儿子的阅历，避免儿子在人际交往中吃亏上当，却忽略了当儿子戴上这个有色眼镜去看世界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痛苦和惶恐。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增强自己的社会化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自己才能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