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霖
无论哪一类创新活动，都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
按照2006年发布的《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我国在技术创新体系方面的目标模式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以企业为主体，二是以市场为引导，三是产学研结合。在这里我强调的一个看法是，企业和市场是技术创新体系的两个制度性基础设施，要推进自主创新，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基础设施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在技术创新方面比较领先的那些经济中，技术创新本来就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我们很少听到他们强调这两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自熊彼特以来，人们通常都把市场经济中的技术创新活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创造性破坏”：即创新型小企业进入市场，带来新产品新技术的商业化，创新型小企业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原来主导市场的那些企业失去市场份额退出市场，然后是又一轮的新企业进入。另一类创新活动是大型企业投资于大规模的研发活动，使研发和创新变成企业的日常工作。无论哪一类创新活动，都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
我们之所以一直强调“以企业为主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改革前我们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那时的企业仅仅是政府机关的附属，按国家计划生产，既没有足够的动力也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去追求技术创新。当时的技术创新应该说是以政府及其附属的科研院所为主体的，企业处于一种很被动的地位。这样的体制当然也有它的优越之处，比如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我国以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除了办成少数几件“大事”，这个体制并没能够全面提升一个国家产业体系的整体技术水平。这种体制的致命弱点之一，就是我们所谓的“两张皮”：科技研究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两张皮”的实质简单说来就是“有发明无创新”。创新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知识，二是企业家精神。创新可以说就是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的联姻或结合。发明是知识的体现或载体，但不等于创新。一项发明获得了专利，但多少年躺在专利局无人问津，那就仅仅是发明，不是创新。创新意味着企业家领导下的、针对市场需要的发明，能够成功进入市场的发明。只有这样的发明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动力。因此，可以理解，在一种敌视和压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两张皮”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次科技体制改革一直十分重视解决“两张皮”的问题。例如，为了加强科技研究与经济的联系，我们对科研院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把一部分院所推向市场自收自支直至转制为企业。但到目前为止，一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应该说还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恐怕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企业和市场这两个环节上。
从企业来看，现在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企业是想赚钱不想创新，还有一部分企业是想创新无力创新。剩下既想创新也有能力创新的企业恐怕属于凤毛麟角。2006年全国工商联组织了一次很大规模的关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调查，关于存在的问题，调查报告有两个概括，一是“自主创新意识普遍较弱，多数企业无意创新”，二是“人才、技术、资金等实力不够，多数企业无力创新”。报告说，“我国私营企业已经超过460万家，但真正开展技术创新的微乎其微，即使是在15万家民营科技企业中，真正有技术创新成果的也只是少数，有发明专利和原创技术的更是极少数”。关于国有企业的情况，国务院国资委也有一个概括，就是很多国有企业“有制造无创造”。总的来说，目前的中国产业大概可以说是两类企业的结合体：一方面是少数创新性企业，另一方面是大量“有制造无创造”的生产商。国家统计局对299995家中国工业企业2004～2006年的情况进行过一次大型调查发现，53%的被调查的大型企业、86%的中型企业以及96%的小型企业都没有持续的研发活动。
国有企业改革到了今天这个阶段，不想赚钱的企业已经很少了；至于民营企业，当然天生就有强烈的赢利冲动。那为什么在一些企业，强烈的赢利冲动没有转化为同样强烈的创新冲动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可能很困难，但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看来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一是有的企业不创新也可以赚钱，二是有的企业想创新却无力创新。
怎么可以不创新而赚钱？途径之一就是“结交官府”，靠政府权力来赚钱。对于多数普通的企业家，经营企业的目的当然是赚钱而不是创新。如果不创新也可以赚钱，当然就不一定非要创新。而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由于强大的公共权力深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给企业家们创造了无数依托公共权力赚钱的机会。一个又一个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和地方黑恶势力的案例表明，这样的体制正在诱导企业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更多地投入歪门邪道，就是直接掌握和运用公共权力或者寻求公共权力的庇护以谋求私利，而不是投入创新。正如吴敬琏和黄少卿2007年的一篇论文所揭示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企业家为了进行生产活动，往往也要以从事寻租活动为前提。换言之，他们不但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而且要从事中国历来就有的‘搞掂官员’的活动，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性收益。所以，仔细考察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非常努力开拓市场的企业家，同时也在设法从政府获得低价售予甚至无偿提供的生产要素；一个希望通过收购国有企业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的企业家，同时也在变相侵占国有资产；或者，一个口口声声反对歧视、要求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的企业家，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获得政府优惠待遇，从而处于比其他私营企业更有利的地位。”
市场环境的扭曲也可以使得一些企业不创新也可以赚钱，或者至少可以生存。市场价格是推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有力武器。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铝产量居世界第二，10年后，炼铝这个行业在日本几乎完全消失。原因就是两次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上涨。日本转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结构，包括节能型汽车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危机引起的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而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上低效率的企业同样可以生存甚至赚钱。比如炼油厂的综合能耗，效率高的工厂可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3%，而效率低的工厂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0%。水泥行业新型干法窑的能耗是每吨熟料115吨标准煤，其他几种比较落后的技术，其能耗要高出39%～111%。但2005年10.6亿吨的水泥产量，用新型干法窑生产的只占45%。很显然，高能耗的企业也不是不能生存。总体来说，我们的经济增长虽然在资源环境方面也面临巨大压力，但这种压力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信号和监管压力传达到企业，没有被企业内部化，而是像有的专家所说的，被“挡”在政府层面。这就使得很多企业的技术创新处在一种“奉命创新”的状态。除了能源和资源价格，对劳动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其效果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企业想创新而无力创新？为了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中遇到的困难有一个实际的了解，世界银行的一个课题组2007年初在浙江和重庆对300多家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一项内容是要求企业指出以下七种情况哪一种接近于过去三年中它们自己的实际：
·有过创新的点子，但没有付诸实施
□因为缺乏资金；
□因为缺乏人才；
·有过创新的点子并进行了研发，但研发没有成功
□主要由于技术原因；
□主要由于经济原因；
·研发虽然成功，但成果未能商业化
□由于缺乏市场需求；
□由于缺乏资金；
□由于相关政策限制。
企业可以选择多个选项。调查结果显示，人才短缺是两地企业最强烈的共同关切；在两组企业中，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企业报告了这一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人才短缺：是市场方面的原因--即人才太少或在人才及其潜在的雇主之间存在壁垒？还是管理方面的原因--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不足？世界银行的调查要求被调查企业指明六个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在其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严重程度。在回答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担心技术秘密被离开企业的研发人员带走，这是两地企业的共同担心。另外一个共同问题是企业难以留住研发人才。这显然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当雇主非常担心辞职的研发人才会带走技术机密的时候，他们防范这一风险的措施--比如不给予研发人才充分的信任--很可能恰好使他们更难留住人才。
什么样的企业中这样的问题更严重一些？世界银行的调查要求企业在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以下种类中选出自己的类别：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家族控制的企业、多个股东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资企业。针对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两个主要挑战--保守技术秘密、留住技术人才--内资私营企业的看法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赋值明显偏低，说明问题可能更多是出自企业内部治理及管理，而非外部的市场条件。换句话说，公司治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缺陷很可能是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根源。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存在创新人才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和企业的情况一样，我国的人才队伍虽然数量庞大，但真正的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一样凤毛麟角。在形成创新型人才队伍的长远挑战来看，公共权力的过分强大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因素。一切创新活动的本源都是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新知识或新“主意【idea】”，因而本质上必然是一种民间活动。一个国家只有赋予其公民足够的经济的和非经济自由，才能营造出千军万马谋创新的局面。人的头脑是一个整体。人们在一部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会影响到其所有的思维活动。而在公共权力过分强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以服从和效忠为主流的思维模式，因为公共权力的强大需要有广泛的服从和效忠才能维持，因此，投资于服从和效忠往往可以获得不菲的回报。但如此一来，创新型人才的产生就会非常困难，因为创新思维所需要的是独立人格、对知识的渴求和打破常规的冒险精神。
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追求创新，即使那些在技术上已经遥遥领先的发达国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至于后进国家，则无一不在苦苦求索赶超之路。而所有的赶超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在创新方面做得更成功？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找到一张路线图，只要照此一步一步走下去，便可实现赶超，跻身国际技术前沿，获得竞争优势。然而，成功的赶超者终究是少数。也许，这样的路线图本身就不存在，也不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能在某一时间内如愿以偿，跻身国际技术前沿。一个国家可以做的，大概首先是充分理解那些有利于创新的要素和它们起作用的方式，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营造一个最有可能促进创新的制度环境，即所谓国家创新体系。
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来说，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技术创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特殊性之一当然是我们是后来者，正在赶超，这一点我们和当年的日本、韩国是类似的。特殊性之二就是我们仍然处在转轨过程中，企业和市场这两个关键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使得我们不仅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日本和韩国。我们一方面当然需要高度重视那些他们也很重视的问题，比如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但我们还必须同时重视更基础层面的问题：如何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如何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真正由市场所引导？如何形成一支创新型人才队伍？总的来看，我们的前途在于逐步放弃目前这种公共权力过度参与经济活动的“国家导向型”的体制，转换到一种更多依赖民间活动的体制。这样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弱化公共权力。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而谦卑的公共权力--在“搭台”方面很强大，在“唱戏”方面很谦卑。只有这样，民间的创新活力才能形成喷涌而出的源头活水，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江河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