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纪的来临
导读
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终于以一个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而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后金融危机时代将是中国模式薄发的时代？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就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脱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体制！
西方人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持续性是一般国家所不能比的。中国要依靠文化改写世界秩序？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根源不在于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
中国将再次回到亚洲的舞台中央？邻国都在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朝贡体系将再次主导东亚秩序？台湾问题是容不得讨论的问题，日本已经很“受伤”，美国这头站在中国身边的“巨象”将何去何从？
依靠与西方发展模式有着根本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非洲、中东、伊朗、俄罗斯、印度、欧洲和美国将在中国的崛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的国际体系将由谁来主导？
中国真的将要统治世界？中国拿什么统治世界，文化、思想、经济，还是其他？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中国经济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该如何作为？中国的崛起将是西方没落的开始？
尽管中国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和发达，但是国内大约一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只能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它的一部分特征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特征才初见端倪，还有一部分特征尚未显现。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原因不仅存在于眼前的现实当中，更多地还体现在过去的历史里。中国与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它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别。中国的政治、国家和道德观，都以一种单一的方式建构起来，其邻国关系亦然。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正是他们构成了全世界，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性。而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虽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遭受过殖民统治，但是整个国家却从未处于完全的殖民统治之下。殖民统治是促使一个国家走向西方化的一种强劲手段，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某些地区得以幸免于难，所以该国并未经历某些国家和地区【例如印度和中南半岛】那样的遭遇。幅员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更为重要】，成为中国人能够按照专制主义和普世主义的范式来思考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认为这些情况均属过去，但正是过去的历史塑造了现在的中国，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现代性不是独立于当今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轨迹的结果。自1949年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推进现代化上--由于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分心--这有助于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与西方是同质的而非离心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发展经历和它的东亚邻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实现，它将发现自己受发展规则的限制越来越少，悠然自得的状态越来越多，而且，它还会迫切地希望从历史中找寻灵感，为当前的发展指明方向。
第5、中国：超级经济大国
“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改变了未来经济争论的话题。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毗邻香港的广东省，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深圳到广州的道路泥泞不堪，尽管我们身处农村，路上还是充斥着各色人等和各种各样的车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各时代大融合的最生动画面：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街头，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形色匆匆，城里的富人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车窗玻璃里面，公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田地里，农民们正赶着水牛在小块的稻田里犁地。这个画面似乎把200年的历史都浓缩到了某一瞬间某一点上。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当下，正在寻找和把握机会，好像这些机会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我渐渐被这源源不断的精力、创造性和意志力吸引住了。英国工业革命一定与这里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投机倒把、混乱不堪和活力四射--完全是一团乱麻。广东确实是一团糟。你目光所及都处于建设之中--似乎每件事物都在经历变化，我们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未竣工的公路和正在修建的无数建筑工程，到处都是清理土地的人。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两年后，我跟着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回到广东，希望能追寻到上次的足迹。但是当年的情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的混乱不堪被如今的井井有条取代。这里有崭新的公路、桥梁、工厂、居民区和更多的小轿车，居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两年前吸引我的时代融合画面的蛛丝马迹。在此期间，我获得过几个官员的帮助，但当我描述希望在电影上重新捕捉的画面时，他们耸了耸肩，好像我所描述的都是早已遥远的过去。对我来说，这不过是短短两年前的情景；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已是另一个世纪的画面了。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物，广东正在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这里工厂林立，其中许多是港资企业，它们为全球市场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广东见证了中国经济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火山喷发”过后才15年，如今的广东已经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它已经不再保持当年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正在变得昂贵和稀缺，人们的期望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对越南或印度尼西亚来说，广东的工厂已经没有多少竞争优势。2007年，广东至少有1000家鞋厂关闭，占该省当年鞋厂总数量的1/6。这些鞋厂的老板正在将工厂迁往内陆省份，那里的生活水平即使不低于曾经的广东，也至少与它持平。广东正试图升级价值链，发展服务业，向依赖设计和技术的生产新时代转型，而不再压榨当地人民和来自远方城市的打工者。跟广东其他的城市一样，深圳和广州看起来正蓬勃发展，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地区存在着天壤之别。深圳目前的生活水准可能还无法与香港齐平，但两者的差别正在急速缩小。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广东已从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展到与西欧欠发达地区平起平坐的水平。
1976年毛泽东逝世，谁能预料到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时期，处于将完全改变本国形象和财富的最显著经济增长期的前夕？事实上没有人预料到。这种事情是不可预知的，就像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1989年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那样让人意想不到。中国在“文革”中变得四分五裂。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为新的政权掌舵人。首先面临的便是“文革”遗留下来的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
这有一个颇为有利的预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相对温和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例外。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显示出经济进步的趋势：日本正在蓬勃发展，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已经经历了经济腾飞，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处于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主要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民众，另外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是这次经济转型的关键人物。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周边那些近在咫尺的榜样国家和地区，正在向它示意若干的可能性。中国的东亚腹地正在被整个区域的经济革命改变。当然，中国面临着独特的问题，尤其是其国土面积的幅员辽阔和民族的丰富多样性，以及内战遗留下来的动乱。除了长期被孤立，导致当时情况发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自身，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贸易禁运【美国全面禁止与中国的贸易，直到1971年才解除封锁】，再加上苏联1959年停止了所有援助和撤离了所有人员。因此，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远远多于韩国，尤其在冷战期间后者还享受到美国给予的大量保护和援助。
改革的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在东南沿海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省的部分举措：抛弃传统的农村公社，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鼓励农产品进入市场。改革遵循循序渐进的、局部的和实验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会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如果失败了，就会直接被否定。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与“文革”时代和毛泽东时期更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小平借鉴精炼传统的话语和儒家思想，提出：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和摸着石头过河。新的经济方法在党和政府内掀起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有必要进行从上到下的大规模人事变动。1978年，邓小平宣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随后媒体发表评论说：
“政治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包括整顿党政之间的关系，权力和司法机构、群众团体、企业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涉及数亿人的利益，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改革计划通常被狭隘地局限于经济方面，仿佛它并没有产生什么政治影响。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不仅涉及一场经济革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次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革命，这场改革运动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变革，囊括从工作方法到人事部门等一系列领域，涉及从普世主义和意识形态模式到一些更接近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型的东西。国家转型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权力的下放，这被看做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决策制定权，包
括事实上的财产权和财政权力，都被分散到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手中。结果，作为GDP的部分份额，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大规模地急剧缩水。几乎从改革一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毛泽东时期的4%~5％，转变为1978~1992年95％的年增长率。然而，中间也经历了短暂的间断，但随后，在1992年农历新年之际，邓小平以改革开??总设计师的宏伟气概，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沿海腹地“南巡”视察，并在与香港毗邻的全新城市--深圳发表了讲话，不仅重申了市场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发出了感人的号召，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加速改革的进程，并在一段著名的讲话中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人们致富，然后让先富的人通过向国家纳税来帮助穷人致富”的观点。直到那时，改革进程还主要集中在南方，但现在已经开始向内陆省份转移，并且最为关键的是，它已经转移到之前号称“中国的经济发电站”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等地。这一举措引发了外来投资的又一波热浪，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华人【直至今日，他们仍然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单一来源】，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对美国的出口也迅速地增长。邓小平号召大家接受市场经济，鼓励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一场经济热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比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农田和村庄到浮华的城市中寻找工作的场面，更能象征着“新边疆”的经济精神了。
从一开始，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就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如何制定经济政策方面，邓小平思想与这些国家信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大家都遵循务实和非教条主义的观点。但是，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一个合适的发展模式：它们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尤其是中国，在国家的幅员辽阔和民族多样性背景下产生的条件，实在是太不同于其他国家了。而且，在始于1980年左右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能像日本和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那样，依靠关税的保护来实现产业和公司的成长，直到它们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另外还存在一个困难，即与亚洲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受到来自美国的一定程度的猜忌和怀疑：加入世贸组织花费了15年的时间，并与任何国家都签订了最为详尽的协议，完全不同于某些几乎未被附加苛刻条件便顺利入世的国家，例如印度。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必须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虽然不如韩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那样亲密，但中国很清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经济改革上遵循务实的原则一样，中国在对美态度上也采取了务实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解决财产归属，解冻资产，同时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些步骤为中国后来于198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2年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国地位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和深造，其中包括许多政府官员的子女；同时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苏联解体，助长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与硅谷和互联网相联系的经济活力，又进一步增添了美国的强国魅力。
然而90年代，随着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反对这一观点的呼声高涨，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和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示威活动，充分地表达了国内民众的倾向。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大。甚至连中国自己的经济道路和群众的情绪，都带有一定的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崇拜财富，信奉企业家，默许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政府从教育和健康等公共产品领域撤退，快速降低关税壁垒，以及采取一个极为开放的贸易制度。这些都是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在任期间的中心思想和工作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