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和前苏联对待西方的态度简直有天壤之别。前苏联将西方视为敌人，而中国则选择与其做朋友。前苏联选择独裁统治和孤立，而中国寻求融合和相互依赖。前苏联拒绝加入“二战”后的西方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而中国则在耐心地等待了15年后才于2001年被允许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前苏联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建立零和关系，而中国则与其和睦相处，开展合作，努力创造最适宜经济发展的条件。前苏联被迫投入巨额的军费开支，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降低了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1950~1980年这一比例为635%，80年代降至23%，90年代则降至1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国的战略是基于完全相反的逻辑。邓小平的名言最能代表中国的做法，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当然，改革开放阶段的中美关系是极其不对等的，即中国非常需要美国，而美国则不那么需要中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国际体系的看护人，它还对国际体系的设计和运作负有主要的责任。
中国扮演了恳求者的角色，正如中国问题专家梁思文【StevenILevine】所说，美国对待中国就像“自封的国际俱乐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待一个没什么名气的申请者那样”，它“有权接受或拒绝其入会或赋予其预备会员的资格”。从长远看，当中国更加强大时，如果中国不能将这段不悦的历史奉还给美国的话，那么中国会将其视为她所受长期屈辱的另一种表现，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与中国大力维护中美关系相比，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至少是现在】存在着强烈的反差。美国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其众多对外关系中的一个，而且通常远远算不上最重要的一个。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是隔三差五的，偶尔上升到议事日程较为靠前的位置，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中等状态。比如，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中国基本排不上号。尽管布什在其第一次总统竞选时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将其描绘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华盛顿所列的议事日程上大为靠后，但“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两国关系迅速回复到以前的状态。与两国对相互关系的不同投入相对应，除了一小部分圈内人之外，中国对于美国深刻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华盛顿的回应。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理由。这并不难，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实行，外界认为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此外，考虑到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人口，人们认为这为美国的商业提供了无限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成为美国鼓吹全球化的关键因素，美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越来越像美国。这一鼓吹中包括很多设想，从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胜利到对西方式民主的普遍性和绝对实用性的信任。1999年11月，布什说：“经济自由催生自由的习惯，而自由的习惯催生对民主的期盼……与中国自由贸易，时间将证明我们是对的。”也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书中所说：“中国将拥有言论自由，全球化将推动其实现。”詹姆斯·曼也表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像我们。”人们过去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们广泛持有的、幼稚的观点，这种观点将进一步束缚美国对华政策，使其背负上被极度夸大了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根本无法实现。正像我在第一部分所论述的那样，美国根深蒂固的全球化理念存在极大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时，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开始攻击美国对华政策，工会组织担心中国进口产品的激增，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而人权组织则就异议人士和西藏问题进行抗议。中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评者抱怨声的影响。但我们必须假设，美国目前的对华立场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期。直到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它对美国的影响相对有限并受到抑制。除了东亚以外，它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施行冲突很小，而在东亚，冲突则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确，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美国自身出口竞争乏力等因素造成了两国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及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价格低廉产品带来的好处则抚慰了美国民众。
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叶开始大展宏图，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丝毫没有放慢，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美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一直在增长，中国公司受到鼓励纷纷投资海外，为了寻找充足、可靠的自然资源供应，在政府支持下，中国的触角伸向了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它在东亚的实力和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不再是过去那种小富即安的心态了。在许多大陆上和许多国家里，美国发现自己面对着中国利益在各个方面的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两国潜在分歧和冲突的源头正在逐步增多。
21世纪开始不久，两个事件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当时并不明显。第一，布什政府放弃了以往一致同意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而且确立了“先发制人”的原则。美国抛弃了以往对普遍主义的拥护，转而支持否定或低估结盟必要性的国家主义。这种新战略注重军事力量和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这种立场尤为明显。国家主权原则不得不服从于出于改变政权目的进行干涉的愿望，这表明一个崭新的、侵略性的美国诞生了。在这一事件中，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入侵伊拉克，根据全球民意测验，大多数民众对此持反对态度。随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并且被认为已经失败，美国不受欢迎的程度也在与日俱增，这在“二战”以来的60年里尚属首次。第二，2003~2005年前后，中国时代到来了，全世界注意到了中国的转型，这一转型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意义和影响也突然开始显现。而这两个事件恰巧同时发生，因此它们的影响得以进一步加深。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两国间的力量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
同时，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变得有点儿不太确定。詹姆斯·曼近期出版的《中国幻想》【TheChinaFantasy】一书正反映了这一点，这本书并不厚，在书中作者挑战了他称之为“自欺欺人设想”的观点，即人们普遍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既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最终也将推动自由市场和民主中国的出现。作者反驳说，尽管中国进行了市场转型，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自动得出中国将走向民主的结论。
2007年夏开始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金融部门遭受重创，享誉一时的雷曼兄弟公司走向破产，仅存的几家美国投资银行也被迫改变现状--美国政府相当看重的高盛集团也名列其中，这一切又加剧了美国态度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称要对金融部门展开大拯救，这也标志着被称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资本主义“名片”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彻底倾覆了。在数周惊心动魄的金融事件之后，盎格鲁–美国模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导致西方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之中。事实上，虽然美国可以通过依靠中国的信贷资金“过得很舒服”，但这也表明了美国繁荣的脆弱性，以及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出现由美国向中国转移的趋势。
冲突的加剧
有几个关键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导致两国间冲突的加剧。
首先，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时，人们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美国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且在与其他各国的关系中取得了先机。当时，美国向世界输出全球化的理念，然后从国内获得全球化的好处；而如今，全球化日益被视为一个“回旋镖”，正一步步地困扰着美国国内的局势。此前，美国被视为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享有巨额贸易顺差，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对美元币值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并且中国已经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一些关键行业，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失业，这已经使其转变了自己的角色，日益成为令美国畏惧的竞争对手。人民币币值引发的广泛争议，食品、玩具等中国出口产品的安全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指控等，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为受益者，尤其是那些已将制造部门转移到中国的美国企业巨头和从廉价的中国产品中得益的美国消费者的数量，还是多于受害者，而且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更大的权力。但这最终会发生改变。大宗商品不断上涨的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虽然在次贷危机影响下，价格的上涨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引起的政治效应如果持续下去，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会向更加消极的方向发展。更为中肯的判断是，严重而持续的经济萧条所造成的威胁已经导致保护主义的抬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认为对外贸易能够给美国带来好处的美国人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78%迅速下滑到2007年的59%。
从长期来看，在中国公司的科技水平得以大幅提高之后，美国经济将会面临来自中国产品的激烈竞争，而且竞争的领域不会局限在低附加值产品上，还会扩展到高附加值产品，就像前些年美国面对日本和韩国公司的时候。在这一过程中，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公司数量就会迅速增加，这一点和欧洲的情况非常相像。这些变化将动摇人们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一致支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而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将是中国出口的商品。实际上，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一过程可能已经开始了。如果美国寻求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也预示着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前迈出了更大一步，也预示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则进一步表明这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次，是东亚地区的变数。正如我们在第8章讨论过的那样，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东亚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区【东亚的经济地位已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均势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移。虽然目前尚未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化，但中国明显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菲律宾、新加坡等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现在也产生了动摇，正寻求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实际上，与中国大陆关系较敏感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后者与前者的经济交流也正变得越来越紧密。此外，美国虽然在朝鲜半岛部署了重兵，但由于韩国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美国的地位已经大幅削弱，而且美国在化解朝鲜半岛北部核危机中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中国发挥调解作用。中美关系这些变化更为广泛的意义在于，自“二战”后，东亚一直是美国毋庸置疑的势力范围，其地位仅受到毛泽东时代相对孤立的中国和美国越战失败的威胁。
但现在情况已非如此，东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两极化的地区。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已经衰落，这会间接影响、甚至可能动摇它对中国台湾的承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日益式微，也将影响其全球地位，因为一方面，这会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有信心，另一方面，这也对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这些趋势做出了任何明确的对策--虽然奥巴马政府好像已经承认了该地区的重要性。事实上，由于深陷在中东地区，美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因此也就严重忽略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
毋庸置疑，中国开始脱颖而出，而且其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冷战时期双方全面竞争的发展模式。美国日益强调硬实力的重要性，尤其是2003年之后，这使其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欢迎，并且产生了一个真空地带，而中国则渐渐地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中国向它们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尊重主权，重视强大的政府，反对超级大国专权，倡导公平竞争的环境等，这些提议在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内容则强调民主在国家内部的重要性，与之相比，中国则强调民主在国家间【尤其是尊重主权】和世界体制内的重要性。中国批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治理机构不具有代表性而且还有缺陷，明显是为了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响应。
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供其参考和借鉴。准确地说，这是美国这个老牌发达国家无法做到的。除了东亚这个明显的例子外，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权力和感情倾向也从美国明显转移到了中国，我们不应夸大这些转变，因为它们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的确可以作为重要的风向标。
虽然奥巴马政府的上台起到一定振奋人心、提升士气的作用，但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厦的突然坍塌也大大损伤了美国在全球广泛的吸引力。而且，更主要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由于美国国内的危机状况而陷入了混乱状态，这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和威望。
最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而美国对这一问题不断渲染。美国最为重视军事实力，这体现在其巨额军费开支持续攀升，以及重视在对外关系中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上。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增强军事实力，其目的是为了“挫败潜在对手通过扩军以超越美国力量或与其平起平坐的意图”。事实上，美国单极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军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