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将大大有别于西方。中国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远超出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这种前景常常被大大低估。”
笼统地说，对中国崛起的典型反应有两种。其一，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几乎独一无二，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崇拜”因素。西方对中国的增长数字表示疑虑，畏惧这些增长数字对中国的世界地位所具有的意义。这种焦虑不安因为相信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西化而有所缓解，从市场和证券交易到汽车和私人住宅，中国拥有现代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一切东西。这种观点大大低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是眼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体现。经济上的变化尽管是基础性的，但也只是未来图景的一部分。上述观点忽视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它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由于经济转型，中国事实上将融入西方社会。其二，怀疑中国能否崛起，总是非理性地预期它将以失败而告终。鉴于苏联解体等因素，有人坚持认为，不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转型就无法持续：除非他们采取西方的模式，否则就会失败。前一观点认为中国会自动转向西方道路，后一观点不这么认为；但二者都相信，中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真正融入西方。
本书的预测是基于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不承认“西方道路”是唯一可持续模式。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牢记西方安然应对了每一次重大挑战，1989年击败了最强大的对手苏联后盛极一时。它拥有令人叹服的增长和创新纪录，这就是它被证明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具有活力的原因。而且，东亚的现代化案例无一不从西方的经验中收获良多。与1917~1989年意识形态大对立时代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同，现在的选择更加微妙，不再是非黑即白。例如，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转型就深受西方模式影响。可是，如果暗示这就是中国成功的??键，甚或说中国崛起的过程主要就是学习西方的过程，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转型带来的启迪是它如何成功地将从西方和东亚邻国学习到的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和释放本国的活力之源。这样的模式始于日本，此后其他东亚国家同样如此。我们已从非此即彼的时代进入到以融合为特征的时代。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除日本这个例外，现代社会是西方特有的现象。不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已见证了全新的现代社会的出现，它们从西方吸取经验，但获得成功最终靠的是调动本土资源，以之作为建设基础并进行转化。这些新现代社会的原创性不亚于其混合性，实际上，它们的原创性部分存在于混合性中。混合性也不是亚洲特有的或者说非西方的：面对东亚社会不断取得的成功，西方将不得不学习并且吸纳它们的真知灼见和特性。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例如，西方实施了日本制造业的某些创新举措，虽然由于这些措施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因而移植到西方后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关键问题是西方模式的哪些元素必不可少，哪些是可选的。显然，目前可看到的所有成功的经济转型案例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型的，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机构和政策千差万别。然而，认为资本主义遗产必须包含启蒙运动的原则--例如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代议制政府--的观点根本没有得到证明。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合理反驳：作为发展中国家，将来中国是否会采纳这些原则，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日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限制，它在这方面的发达程度至少不亚于西方的对手。我们很容易将日本的立国之本归为启蒙运动原则，或者说西式民主，甚至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西方就已经固定地这么认为了。即使中国进一步完善代议制政府、提高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肯定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依据本国的历史传统，而这些与西方遗产几乎毫无瓜葛。
西方希望总体上按照自身的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评估中国，尽管可以理解，但这是一种错误做法。这种想法，说好听点儿，表现的只是相对单纯的狭隘思想；说难听点儿，反映了西方过分狂傲的心态，即认为西方经验是解决所有重大事务的万能钥匙。西方容易以此为借口，拒绝投入精力去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文化、历史和传统所蕴涵的智慧和特殊性。正如保罗·柯文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西方思想是在西方长期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下培育而成，绝非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浸润着世界理念，事实上它是高度狭隘的，自认为具有普世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自认为具有正确的判断和永恒的适应性。如果我们已经知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那么别人可以教给我们的就非常少，甚至没有。当西方还未遭遇重大挑战时，也就是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这种傲慢心态的代价通常由别人来偿付，因为他们被迫听从西方的要求；但当重大挑战来临时--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这样的狭隘思想只会加剧西方的脆弱，降低向他国学习并相应调整的能力。
完全照搬或者主要按照西方的历史词汇来解释和评估中国是有问题的，具体说来，就是排斥中国的所有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可以归纳成一句话：是什么造就了中国。西方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只有那些中国与西方的共通之处。中国历史和文化遭到摒弃，被视为死胡同或者只是向西方转型前的铺垫--西式盛宴前的开胃小吃。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只是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化的蔑视，很大程度上还是无的放矢的行为。由于按照自身标准审视中国，西方拒绝承认中国自身的独创性，进而意识不到这种独创性结合中国的庞大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就是全球化即西方化时代最辉煌的时期，人们普遍用西方观念解释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发展，从那时起，渐渐有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具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庞大国家不能就这么草率地盖棺定论。西方压倒性的共识仍然认为历史不过是西方化道路的单程票，对此我们不应夸大，因为还是有人能够察觉出一种新的西方意识开始形成，尽管它仍然脆弱易碎。随着中国日渐强大同时坚决保持独立性，西方将不得不直面二者存在差异的状况，体会其中的意味，尽管态度勉强且为时已晚。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
那么什么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特性呢？共有八个方面，中国人相信“8”是个幸运的数字。为了研究这八种特性，不仅应当考虑中国现代性的内部特征，
而且要从中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出发，考虑这些特性如何影响和构建它的全球
观和国际关系。
第一，中国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的确，中国
自称为民族国家，但它对民族国家地位的默认是19世纪后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
时日久积弱的结果。
中国人勉强承认中国不得不适应世界，不再坚持通过乌托邦色彩越来越浓、希望越来越渺茫的宣传让世界其他国家适应她。但这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一个世纪似乎很长，但对一个自认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来说并不长。今日中国的主要面貌，包括社会关系和习俗、生活方式、优越感、国家观念和对统一的执著，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近代成为民族国家后的表现。表面上它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
我们也许能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在接受民族国家地位期间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至于原有文化的连续性被打破，基本上消失了。首先，封建帝制被1911年辛亥革命终结，但未能实现现代化转型。其次，国民党政府未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统一中国，也没有打败侵略中国的列强，尤其是日本，这导致它于1949年被推翻。再次，毛泽东时期，中国试图清除掉封建时代的很多事物，从儒家学说、传统服装到旧式土地所有权和已有的社会等级制度，无一漏网。最后，到了改革年代，农业地位下降，工业地位上升，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决议不断涌现。上述任一时期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片段。然而中国的传统特性有很多今天仍旧非常明显地存在于现实中，清晰可见。这个国家依然拥有广袤的领土，与18世纪晚期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相差无几。政府保持着社会枢纽的地位，与帝国时期一样不可侵犯。作为思想巨匠，孔子的学说正经历大规模复兴。尽管儒家时期和共产党时期有着巨大差异，二者还是存在重要的共同点。这么说不是否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要强调中国的特点还包括极具生命力的连续性--作一个科学上的类比，它的DNA仍然完整如初。而且，这个国家对历史的依赖比任何其他国家更甚。过去由于未能实现现代化和统一，它饱受磨难，这段历史仍然如阴云一般笼罩着今天的中国，让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遗憾和痛苦。但随着中国最终超越“屈辱的世纪”、成功完成历经150年的现代化大工程，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会沉迷于本国历史，感慨公平终归到来、世界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和状态。
过去衰弱时，中国别无选择，不得不遵循他人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向其他所有国家看齐、成为民族国家的原因，即使有证据表明它从未真正相信这是事实。这样做是基于权宜之计和必要的妥协。但当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它不会再受这些约束的限制，而是会设定自己的规则和条件。中国可以自由选择成为理想国家，依据文明国家所具有的历史和本能行事。
第二，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按朝贡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体系构想与东亚的关系。正如第8章论述过的那样，朝贡体系存在了4000年，直到19世纪行将结束时才被终结。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终结，作为一段长久历史的产物，该体系实际上已成为风俗习惯，潜藏在新近占主导地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当中国不再是东亚的重要角色、远不如19世纪中叶之前时，朝贡体系也从未完全消失。这个体系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实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中国和东亚国家考虑双方关系的思维定式。其结果是，中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任何根本性变动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与其邻国权力的平衡，都能够促成更深入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终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东亚地区成为主导力量，其二是中国进入残酷的衰落期。如今，欧洲强国早已退出该地区，它们的继任者美国现在江河日下，日本的光芒也正迅速地被中国遮掩。与此同时，中国正大踏步地恢复东亚经济支柱的地位。换句话说，令民族国家体系主导东亚的条件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见证构筑朝贡体系的环境再次形成。
朝贡体系的特征是存在于???国和邻国间的巨大不平衡以及双方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共识。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提道：“如果中国仍然相信其优越性，那么它很可能依据历史来确定自己未来的角色。”考虑到中国对自身优越性依然深信不疑，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正促使该地区重回与历史相同的格局。中国实际上已经是所有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市场。这些国家--日本可能是例外--对巨大的失衡不一定感到畏惧或予以抗拒，事实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除了日本，其他国家都会有意识地寻求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这样做部分是基于历史习惯和经验，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认同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中国的崛起以及恢复与朝贡体系更加类似的关系也不一定就代表了不稳定；相反，朝贡体系高度稳定，其根基在于中国的主导地位及事实上不受挑战的等级关系模式。下面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即任何对朝贡体系的回归只是重复过去。也许我们更应该从下面三个特征对这个体系做出定义：东亚本质上就是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以不言而明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中国的支配地位得到合理认同；各国默认和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
任何准朝贡体系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东亚匹配，或者说世界其他地区能出现类似情形吗？自然，除了东亚，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朝贡体系的传统。但这取决于何时中华帝国认为世界与东亚近乎一致。如果中国以差别不大的思维看待世界其他地区，并且其实力足以支配世界，那么它是否可能在别处再建同样的等级体系？甚至是全球朝贡体系？最不可能的扩张区域是西方，首先因为西方--至少就美国和西欧而言--国力强盛，其次因为欧洲最早强迫中国违背意愿，在双边关系中摒弃朝贡体系、转而支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而，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许会与中国建立类似朝贡国的关系，这绝不是异想天开，因为它们与中国距离比较接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中亚也可能经历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考虑到双方实力的巨大不平衡，不难想象朝贡体系的影子也将显现。或许拉美和南亚也会被纳入这个体系，尽管印度不会。不论是哪种情形，关键特征都包括：中国被夸大的权力，这些国家在众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对中国文明价值【如果不是实际优越性】的默认。但是地理上的隔阂，例如非洲和拉美，将是巨大障碍；此外，所有上述情形中文化和民族差异将被证明是重大阻碍和仇恨之源。
第三，中国对待种族和民族的态度与众不同。汉族自认为是单一种族，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是，中国文明历史极其悠久，保证了众多种族相互融合的长期过程得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其支撑基础就是汉人属于同一种族的理念，非汉族中国人被视为不同民族，而不是不同种族。此外，中国还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推崇人类多起源说的观念，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与人类其他分支毫无瓜葛。也就是说，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概念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
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不只限于文化和历史方面，而且包含了生理上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