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班，五个人开了个晨会，简要通报了最近一段时间各自分管的情况，向天歌做了小结。这时，文书杨子江敲门进来，看见五位领导不约而同地穿着深色的西装，吓了一跳：“向总，我是不是先出去？”向天歌拦住她：“没关系，有急事你就说。”杨子江打开文件夹，说：“东方广告公司的汪总刚刚打来电话，口气很激动，说咱们今天的二版发了一条小消息，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招生的稿子，这家机构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因为价格没有谈妥，东方广告坚决不让这家机构的任何消息在教育专刊上露面，结果前面的新闻版给发出来了，他们十分被动，希望报社给个说法。”向天歌问：“子凡，教育是你管的，怎么回事？”叶子凡一愣：“我不清楚，这是按照广告画的版位，得问老靳吧？”靳常胜凑过来：“昨天的发稿单我一一审过了，都有订版员的签字。”向天歌说：“常胜，你先带着订版员把昨天所有版的订版单和付印样都调出来，给你们15分钟，我在办公室等结果，其他人各忙各去。”
不到10分钟，靳常胜就查清了，原来是日报广告处副处长的侄女王全晨受人之托，借画版之便，私自在二版预留了两个名片的位置，广告费直接交到财务室而没有经过教育行业的主管。向天歌站起身，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冲着靳常胜喊了一声：“你这人是怎么管的，胆子大得没边儿了，把她给我叫进来。”
王全晨知道闯了祸，怯生生地将门推开一条缝，挤进身来。向天歌强压火气，问：“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么干的后果吗？”王全晨小声说：“向总，广告款都如数交给财务了。”向天歌的调门儿高了上去：“不是钱的事，我问你知道这么干的后果吗？”靳常胜在旁边提醒：“全晨，别提钱的事了，赶紧跟向总认错不就齐活了？”向天歌劈头拦住：“齐什么活？王全晨，你不是口口声声管王处叫叔叔吗，那就查下去，是叔叔的问题，处理叔叔，是侄女的问题，处理侄女，反正不能拿邻居二哥开刀，这事绝不能不了了之，因为它的性质极其恶劣。从明天起，你待岗检查一个星期以观后效，扣发这个月的全月奖金。我告诉你，你要是塞进一篇政治倾向有问题的稿子，《海江都市报》就会毁在你的手里。出去！”向天歌喊着，似乎还不足以宣泄，又跨到门边，猛地拽开门，没想到门吸失效了，门咣地一声撞在墙上，挂在门后的一个镶着风景照的镜框被震到地上，哗啦摔个粉碎，吓得坐在外屋的员工都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靳常胜悄悄把门关上，用笤帚将碎玻璃扫到墙角，劝道：“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还是孩子呢！”向天歌余怒未消：“从岁数上说，他们是孩子，从职业上说，他们是员工，没有开脱的理由。从今天起，必须有人为失误买单，必须杀一儆百。天天和钱打交道的部门，风气不正，寸步难行。”
向天歌本来想静一静，仔细思考一下今年的收官和明年的开局，结果一天的计划被这个意外打乱了。他夹起包，走出广告部的小楼，朝一公里外的家走去。
空荡荡的客厅里，因为拉上了窗帘，显得格外静谧。向天歌冲泡好茶具，横躺在沙发上，闭目冥想。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广告不是谁都能做的，更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在广告圈里扑腾了一阵子，他感觉自己已被彻底物化。闲暇时，他常想起小时候，外婆每天给他一分钱零花钱，他怕跑丢了就存进最贴身的口袋里，然后去街上买一根三分钱的水果冰棍。这份回忆就像当年的等待一样甜蜜。人在贫困的时候，因为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少，所以遇上一件就很容易刻在心里。现在富裕了，钱挣得容易数量也不算少，那种快乐反而再也找不到了，如果硬要说快乐，也只剩下看着账面上数字不断累加时的一点点快感，再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向天歌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部赚钱机器，没有了激动，没有了热情，生活的圆心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广告款。
向天歌刚把上一年海江市几份日报的广告行业数据对比表摊在桌上，靳常胜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说接到一份区工商局发来的传真，要对两个月前做过的一则广告罚款。向天歌有些恼火，怎么越急越添乱呢？眼下全市正在进行贯彻《广告法》情况大检查，顶风作案是大忌，“海都”又是根基最浅的一份报纸，所以必须在处理意见出来前大事化小，否则就没有更改的余地了。
向天歌回到报社后，第一件事就是看那份工商局的传真。传真一共两页，上面标明了违规的内容、广告复印件以及《广告法》第19条和37条的原文并且在下面画了红线。第19条是：食品、酒类、化妆品广告的内容必须符合卫生许可的事项，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与药品混淆的用语。第37条是：违反本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这些规定，向天歌并不陌生。他参加过工商局组织的媒体广告负责人大型培训班，七天的时间，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等等学了个遍，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部法典，问题是活学还要活用，广告违规对于广告部来说，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再正常不过了，连工商局自办的内部刊物《海江工商》都经常变相地刊发商业广告，只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哪有自己查自己的道理？这种事情往往是灯下黑，而且是想追究谁谁就肯定有错。
向天歌琢磨着传真上的措词，其实就是海川县产的一种葡萄酒里面加了一句“有活血化瘀、降低血脂功效”的话，属于那种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的问题。叶子凡说得对，不管中间如何运作，整改措施是一定要充分并中肯地写出来报上去的，不然上下都不好交代。靳常胜在传真背后附上了当时刊发广告的发票，总计三个整版，按照《海江都市报》食品广告的刊例，一个版5万元，总费用15万元，即使是按一倍处罚，也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虽说直接责任是代理公司的，报社可以用代理公司的保证金代缴罚金，但是，目前“海都”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在此类问题上对广告公司采取强硬态度，必须想办法让工商局收回成命，按口头警告处理，把罚款变成个人口袋里的红包，然后再象征性地交一点管理费。
向天歌对现在的风气和心态感到很悲凉也很无奈，每当被执法部门通知违规时，第一反应不是检讨自己，而是琢磨哪里得罪了这些部门，然后如何找人从中运作大事化小。他给管天亮打了手机，让他马上回报社。
这时，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向总，我是沈唱，我做了一个策划，想请您指点一下，不知您现在有没有时间？”向天歌看看表：“你来吧，给你半个小时。”
沈唱高挑身材，披肩长发，一身浅灰色的职业装，反倒衬出几分俏皮。她恭敬地递过一本夹在透明夹里的打印稿，说：“向总，您那天讲的广告理念对我很有启发，是学校的书本上学不到的。我的最大困惑就是创意出奇的能力很差，另外不知怎么揣摩客户的口味，刚来的时候，以为只要嘴甜一点，人家就把广告送来了，碰过几次钉子，才知道广告的门道其实挺深的。”向天歌抻出支烟，又迟疑了一下，说：“我抽支烟啊。”沈唱笑了：“这是您自己的办公室呀。”向天歌也笑了：“总以为在会议室呢。广告这个东西，创意就是灵魂，而创新又是创意的灵魂。我给你举个例子，黄河上游的一个景点，常年在卖一种项链坠的纪念品，材质是有机玻璃的，零售价才3块钱。后来，有一个作家去考察，对景区负责人说你们这是放着河水不洗船哪。负责人不解，作家就如此这般地讲了他的想法，结果，这种项链坠被炒到了15块钱一个，还供不应求。你猜他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很简单，他说把项链坠剖开，里面嵌上一滴黄河水，再卖就不一样了，但是你不能直接说卖的是黄河水呀，作家给起了个名字，叫做‘中华民族的乳汁’，你看，那么一滴黄河水，在那里是取之不尽的，说它是‘中华民族的乳汁’，也不过分呀，这就叫高层次的包装和推广。”
沈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真是精彩啊！真是恰当啊！一件小东西竟然触动心灵了。”向天歌说：“对了。能够拨开那根最敏感神经的广告才是成功的广告。”沈唱说：“向总，我做的这个案子是和奥运有关的系列活动，有面向小学生的巧手扮福娃，有面向老年人的夕阳红奥运情，还有我想在人民广场铺一块2008平方米的白绸子，把全市的书法家请过来，写一些‘同庆奥运’的字样，给咱‘海都’造造势，再申请个吉尼斯纪录，这些可能有点乱，不太成体系。”向天歌说：“做广告的，特别是你们刚刚入道的，不怕想法幼稚，就怕没有想法，方案先放在我这儿，仔细看过后我再找你。”
沈唱说：“再耽误您两分钟，我到广告部后一直在做文案，对???务一知半解，遇到客户问的一些有关尺寸之类的问题，总不能答得简明易懂。”向天歌说：“广告人还得练个基本功，就是身软嘴硬。身软一是指勤奋，二是指亲和力；嘴硬就是你永远要能自圆其说，永远要用自己的理解去延伸一个最简单的意思。比如关于名片的问题。稍微有点广告常识的人都知道，报纸的广告版面是以名片为单位计算的，咱们‘海都’一个名片的规格是7.62×4厘米，一个整版的规格是30.5×48厘米，也就是说，一个整版被分成了均等的48份，行话就叫48个名片。但这是常规的说法，客户可能会问，那日报和晚报为什么是一个整版40个名片呢？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报和晚报一个整版的规格是35×48厘米，比‘海都’的尺寸宽，这么解释没有一点错，但这不是理念。你应该这么说，‘海都’的开型是瘦报，是国际流行的一种开型，很人性化，便于读者在地铁等公共场合阅读而不至于影响到旁边的人，这就挂上了咱们‘海都’的定位，品质生活，品位人群。你看，本来只是个名片尺寸的数学问题，这么一发挥，就变成了办报的理念问题。”
沈唱由衷地佩服：“向总，您就像百变金刚，这么枯燥的事情竟然也能编出花儿来。”向天歌说：“广告人就该是这样，永远不能黔驴技穷，永远不能承认失败，即便摔倒，也要提前摆好姿势。”沈唱说：“向总，从来没见您发过那么大的火，着起急来，您也蛮凶的。”向天歌说：“你不知道，‘海都’太脆弱了，再也试不起、等不起、输不起、赔不起了，如果我们内部全无章法，不用对手出招，自己就先稀里哗啦了，你说能不急吗？不过，情绪过于激动说明我还不成熟呀！”沈唱说：“我倒想请教您心目中的成熟标志是什么？”向天歌说：“很简单，就是不再轻易被触动。”沈唱辩白：“那不就是冷漠吗？”向天歌摇头：“还不完全一样。冷漠是蛇，只能匍匐；成熟是狮子，卧在草丛里，一直观察，然后悄悄地跟随，直到确认有了把握，才会一跃而起。”
管天亮回来了，仔细看了一遍传真，不屑地说：“瞧这官腔打的，好像没人知道他们那点底细似的。”向天歌说：“无奈归无奈，大溜儿还是要随的。吃点儿、送点儿、玩点儿，‘三点儿’串成一线后，大事不知不觉地就化小了。什么叫‘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实际上就是给你留出了运作空间。就高还是就低，幅度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了。”这种技巧，向天歌现在已是驾轻就熟，而且屡试不爽。
管天亮和市工商局广告处的任处长非常熟，但后来实行属地管理，“海都”划归办公地点坐落地的海心区工商局管理。向天歌一直想将区工商局广告科的郎科长约出来认识一下，但是一天忙到晚，两边的时间总也凑不到一块，一推再推，直到推出了事。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找个地方让任处长作陪和郎科长聚一聚。
管天亮上了车，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CD推进盒仓，车里马上响起了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没想到那个喜欢蹦蹦跳跳的丫头也能唱出这么凄婉的歌，向天歌想，人的可塑性真强呀。
管天亮专注地听着，忽然说：“这人哪，分了和、和了分的，干什么呢？”
向天歌“扑哧”乐了，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笑话来。说一个人跑到上帝那里希望要个长寿的办法，上帝说这不难，关键在你自己。首先你要不贪酒，其次是不抽烟，最后是少近女色。那人说一我烟酒不沾，二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会儿轮到上帝纳闷了：那你活那么大岁数干吗？”向天歌接着说，“老管，明年我就40了，这是个最尴尬的岁数。大不了你几岁的人都纷纷功成名就了，小你几岁的人单看那往上冲的势头就得把你吓个半死，而且，按现在的用人标准，35岁的人就像快收摊时的菜，卖不上什么好价钱了，所以。要是再干不出个名堂来，可就真的没戏了。可是，40岁也还能给人留一点可怜的幻想，考研了、出国了、下海了、升官了，反正每一洼水里还都有扑腾一下的可能，只是心气高了，低水平徘徊的事情就不屑一做了。现在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和青春相比，任何东西都不值一提。”管天亮说：“这么说，你就是刺激我了，你奔四，我奔五，你正处，我副处，那我还扑腾个什么劲儿？”向天歌逗他：“谁让你喜欢张惠妹呢？还把CD揣在包里，真没见过这把岁数的‘粉丝’的，咱运营小组里，就你一个鹰派人物，谁撂挑子，你也不能撤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