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由于经济上的弱势，香港电影里的大陆客是“表叔”，穷矬傻，港台文化带有优越感地席卷而来，我们那时的态度是谦卑的、好客的，从春晚每年开辟港台艺人专区就可以发现这种姿态。现在大陆人暴发了，文化发展和素质教育又没有跟上经济暴发的速度，你将起未起的文化要去反攻原来的强势文化，对方总会有一丝不情愿的抵抗，我们的骄傲与自卑混杂着，他们的自卑与骄傲混杂着，我们的经济没有阔绰到像美国人那样令他们臣服，他们的文化没有强大如好莱坞那般令我们闭嘴，双方实力相当，方有审视与较量。
这种审视演化成狭隘的民族自尊，这种较量退化为彼此的敌视。网上盛传过一个帖子，关于台湾电影人怎样利用内地资金捧他们的艺人，通常这样的帖子总能一呼百应，让内地网民深恨内地电影人做了农夫，更可气这农夫们还死抱着蛇，把看客们急出一身汗。
此时香港、台湾娱乐圈的团结更让大陆网友气愤着急。有一个统计，人口少于100万的城市，你可以通过人情关系办成各种事，但在一个大都市，人情代替不了规则，总有你的人情到达不了的人际死角。大陆娱乐圈就像大都市，因为浩瀚，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团结”，而且这个团结多半是讲情不讲理的；在弹丸之地，总有偶遇的时候，当然要顾及人情脸面。
大有大的好处，那就是包容，可以摒弃孤岛心态，摒弃惶惶然与小家子气。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不会畏惧外来和尚的，何况外来和尚根本也念不好本地的经。你见过好莱坞定下规矩，不许聘用美国本土以外的演员了吗？而外籍演员的涌入，又真的使美国人失业了吗？
一个拥有强大自信的民族是不会害怕文化入侵的，更不会害怕源头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如果非要对决，有尊严的剑客一定希望他的对手也是有实力的，而不是用一群粉丝先用唾沫把对手啐恶心了。演艺圈有首大合唱叫《相亲相爱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外人无须置喙。因此，网友们无须用强烈的代入感替中国电影人痛心疾首，他们的城是他们的，你们只是站在城外观景，何必强要替他人守城呢？
听记者讲春晚的故事
节前跑电视口的几位记者聚餐，除我之外都是要跑春晚的，说起春晚，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大概只有在中国，一台晚会居然有专人跑专线，更有甚的是，东三省的报纸有跑赵本山线的记者，为一个人开一条线，真是社会主义春晚特色。
通常各种晚会都由电视台的总编室或晚会节目宣传组负责，负责组织记者，召开发布会，信息共享，资源公开，生怕记者不理会。只有跑春晚的记者，必须像狗仔队一样，使尽各种奇技怪招，探得一星半点的虚实。而可笑的是，这台晚会的收视率逐年下降，今年给几乎所有当红艺人（包括影视界）都发了邀请函，真正愿意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再也不像前几年上节目还需要各种潜规则，当然潜规则还是有，都是那些如过眼云烟的节目和艺人。
各家地方平媒的主任多在四五十岁，他们的惯性思维里春晚还是有关注度的，况且这段时间政通人和，没有选题，只好写这个。于是春晚节目组拿着这根鸡毛当令箭，通常只给所有媒体一次发布会和一次进场的机会，今年连发布会也要取消。
彩排要五场左右，每场都要报，各悲催的记者第一关要混进央视的大门。这道大门我进去过，守门的是武警，必须有出入证或里面的人出来开条子。我亲眼见过一个全国知名主持人（也主持过春晚），在门口被拦下时，用响彻云霄的中音斥责警卫为何不认得自己，警卫无动于衷。总跑央视的记者总有些门路，通过里面的熟人开条把自己带进去；没有熟人的就得花钱，买通保安，我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媒体怎么报销这笔费用。
进了大门不代表可以采访，他们都竖着耳朵观察着出出入入的熟脸们，看看能不能发现谁和谁不和之类的小插曲。想要进入演播厅，首先不能让自己的目光与保安碰撞，演播厅大门是保安把守，不像武警一丝不苟和认证不认人，他们看见名人会不加拦阻。
有位军旅歌手带着一个助理，助理手里捧着水杯，有个记者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假装是歌手的另一个助理，尾随着大摇大摆进去了。还有一位记者碰见范明，跟他抱怨，范明边和她扯闲篇：“怎么会进不去呢？”边示意她跟着自己，就这么聊着进不去的话题进去了。
他们在后台看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人际关系，却不能写出来，能写的只有老掉牙的节目单话题，老百姓应该早就不care（关心）这件事了吧！
被迫跑春晚的记者多是长江以北的日报，这两年网络媒体已经不再硬性要求必跑春晚了。这些日报既要这些无聊的料，又出不起买断线人的钱，都为难在记者这里，他们赶在春运高峰期来到北京，腊月二十八最后一次联排结束后，只报销火车票的他们苦哈哈地买不到回程票。演员没法和家人过除夕是自愿的，可以从中获得得以走穴的知名度，早在春晚还有影响力的十年前，有位小品演员拿着一箱子现金来到春晚现场，和其他人吹嘘说，这是他上一年的那个小品挣来的。
即使记者不图利，他们也感觉自己在做着一件于国于民都很没有价值和建设性的工作，如果不是除夕夜只有这一台行政垄断的晚会，百花齐放的人民或许能更愉快、更轻松一些。
无力的方言
有一次我采访范伟，他说，因为东北小品流行，他最怕的就是听外地演员学东北腔，那个不伦不类，对于一个东北人是巨大的折磨。演电影《手机》的时候，他很怕自己成为这样的演员，于是自费去郑州待了几天，找了个当地人，录下台词，反复地练。我说怪不得，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只有范伟的几句台词，我觉得可以忍受，下了多少工夫，观众心里明镜似的。
不久后看到电影《鸡犬不宁》，徐帆在里面扮演一个豫剧团的花旦，河南话说得令本地人毛骨悚然，包括宋丹丹这样的戏骨，老实说，河南方言也不过关。北方语系一向比南方语系容易学习得多，郭达、蔡明、陈佩斯、郭德纲他们，至少在我听来，模仿的河南话都没大毛病。说学逗唱是相声演员四门功课，难道影视演员天生的就该基本功很差？我看还是不用功造成的。
电视剧版《手机》正播，让我揪心的伪河南话又来了。王志文可能意识到强扭的瓜不甜，所以他一句没说过，既然如此，大家都不要讲了，偏偏有的说有的不说，南腔北调的人聚在一个屯子。王志文的奶奶一口东北碴子味；他的婶子吕桂花听起来像从北京部队大院出来的；范明演的黑砖头是以山东话为主，间或模仿一点河南人标志的“中”、“咋”；路之信是连河南人都听不出他哪来的；吕桂花的女儿更恐怖，咬着舌头，好像硬逼着观众承认：“我说的是河南话！是不是？是不是？”
杀了我我也要说：“不是！不是！你们那些是四不像！”
不是没有像甚至是的，就是那些一闪而过的群众演员，我甚至能听出他们是许昌的还是郑州的。方言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外地人无论待多久，你也不觉得模仿者有多刺耳，但只要是本地人，即使是我这样几乎不讲方言的人，因为少年时期待在那种环境，耳朵变得无比敏感，这种“不对”的感觉像根刺，一直抓挠着你。
我听过有种说法，如果是高中以前送出国的中国孩子，他的外语会说得和当地人无异，一个成年人，除非你天赋异禀，在国外生活几十年，同样学不准当地口音。女人天生比男人有语言才能，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农村姑娘出来久了，普通话很地道，但男人就极难。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讲演员王洛勇能演上百老汇音乐剧，美国人都不大能听出他的口音，如果是真的，的确很罕见。
比方说吧，大山的中文能力比很多中国人都强，但你照样能听出来他不是中国人，绝对不是他有某省的口音，就是发音感觉不对。张国立的四川话说得很地道了，可我还是听四川人讲过，他有些地方不太对。
我们的领袖戏杜绝领袖讲方言，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听那些面目相似，但嗓音、出生地完全不同的人硬拗领袖口音，这些特型演员又不具备模仿天分，实在是一种痛苦。包括上述那些所谓的实力派演员，不行就别硬撑着。方言说好了，会给戏添加许多趣味，说得稀烂，误人误己。现在影视剧周期这么快，演员也没工夫体验生活，要么配音，要么别说，免得作难。
香港十日谈
去年有一部电影叫作《性工作者十日谈》，讲述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的社工记录下的夕阳产业——某夜总会倒闭前的最后十天，里面鸡鸭、人妖俱全，听起来很不严肃，主题却正经得很。这部片子很像上世纪的港片，热辣得俗气，认真、励志地讲述大道理，正因为那些道理太浅显了，你才会觉得这认真既好笑又可敬。里面有两段经典段落，都是“北姑”的发言——她们是内地通过“自由行”去香港打短期工的妓女——看了这个片子，你会觉得这个称呼是歧视，她们就是普通劳动者，正确的称谓应该是性工作者。
一段是东北和四川去的女孩子讲家乡的男友在等着她们：“我们最大的骄傲，就是把钱寄回家，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东北女孩的男友敬佩这些在外面讨生活的女人，名字叫“Happy”的女孩要作一部快乐的性机器，勤勤恳恳，时刻斗志昂扬，她把收入寄给男友，他在家乡盖了所小学当校长，等她一退休就回去做副校长。当她可能被患有梅毒的女同事传染时，她异常悲愤地长篇独白，讲述她的人生追求，她的任劳任怨，她无瑕疵的工作纪录，眼看就要被女同事在游泳池里朝她的撒的一泡尿浇熄。你不会觉得导演在反讽搞笑，而是很用心地鼓舞人心，尤其在金融海啸的现阶段。
香港人不太理解北方人的幽默，但他们有自己的有趣。他们有不安全感，但又不是台湾人的孤岛心态。这个城市让他们无比骄傲，亦舒有部中篇叫作《心慌的周末》，讲述1997年前香港人的移民潮。亦舒自己是移居到加拿大，但在这小说里她的立场极其坚定：移民的人多半没有获得安乐窝，必须灰溜溜地回来；固守本土的人指定得到了圆满，那些嘲笑香港的人都是丑角，这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福地，在一个如此缺乏资源，如果掐断珠江水就会渴死的地方，香港人一方面发愁得转圈子，一方面又比同样生活在岛上的日本人要乐天得多。
这种反映“港人心态”的电影超级多，它们可以统称为“香港十日谈”。香港导演甚至会用一个三级片的壳去讲一段香港地方志，在经济衰退期鼓励人民重新振作，比如《金鸡》，还有这部《性工作者十日谈》。当年《金鸡》用一个妓女的几十年讲香港变迁，很多人觉得新鲜，其实类似的方式早就使用过。高志森拍过一个电影《年年有今日》，两个各有配偶的有情人相约每年在初次相识的地方聚会，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内核还是香港历史，股市暴跌、移民潮、回归、大明星去世，横亘20年，香港的兴衰影响着这对恋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