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GDP的紧箍咒
气候变化已然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温室效应，使太平洋上的数十个岛屿面临消失，譬如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恐将难逃第一个沉入海底的厄运。在今后数年，环境继续恶化可能迫使某些地区的人口大迁徙。而各国为大力发展生产而争抢能源，又将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动荡。
因此，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人类已经到了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让经济快速发展，还是选择修复地球留给我们的生存空间？而要作出壮士断腕般的痛苦选择，我们首先必须看清在对GDP的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GDP--国内生产总值，或者说国内总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表现的标杆。简单说来，它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而确定GDP通常有三种方法，所有这些方法在原则上都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它们是产出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三种方法中最直接的计算方法是产出法，它计算的是每一级企业的产出总和。
如今，GDP已广泛地被经济学家当成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标准，因为GDP能比较快速地确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的相对变化情况。然而GDP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指标，其作用却被认为是有限的。GDP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其变动往往是与生活水平正相关的，因此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质疑。不仅如此，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创造保证人类社会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水平，那么把GDP当成衡量标准就是一种悖论，因为GDP没有将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计算在内。
国际上惯用的方法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数值在0到1之间。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到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该系数在0.3到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该系数超过0.4为警戒状态，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该系数达到0.6以上则属于危险状态，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317，而目前该系数已经超过0.496，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水平。
事实上，短期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影响长期收入差距减小的速度。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直在就此展开争论：大到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异，小到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平衡已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富人偏爱收集金表和名贵钢笔等，全球1/4的奢侈品都让中国的富豪买去了，这也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公司，瑞士的历峰集团于2009年创下销售佳绩的原因。中国10%的最富有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了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的富人爱喝茅台酒，几万元一瓶的茅台酒更是抢手货，酒越贵销路越好。中国的富人热衷于购买奢侈品，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意商品本身的价值，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贵”字，东西越贵，他们越有面子，也越能体现他们的成功。
国际上的赤贫线为每天的日常生活支出为1.25美元，贫困线为2美元。中国有13亿人口，每6人当中就有一人处于赤贫状态，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则更多，占了全国人口的49%。可见，中国的贫富两极已经形成。如今，贫富差距已导致剥夺贫穷人口公平就业的机会。比如上海静安区某重点中学在一则招聘广告上公开宣称，应聘者必须拥有静安区的房产，否则应聘者入职后还要为房子费尽心机，那他就不符合岗位的要求。
从表面看，这一事件似乎是表明招聘单位对穷人的歧视，房价过高使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因买不起房而无法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众所周知，人才是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然而，仅仅因为没有特定地点的房产，应聘者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工作，这其实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对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但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GDP上。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似乎非常看重、依赖房地产业。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鲜活的GDP增长数据，有了GDP的高速增长，他们才有所谓的政绩；有了政绩，他们才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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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以上海为例。在2009年年初，上海市财政局向上海市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中设定的上海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93亿元。然而开发商疯狂竞价，几乎使土地出让的实际成交价至少达到底价的两倍，有的甚至超过底价的3倍，地价快速上升。2007年，上海市每公顷土地的价格约为2560万元，到2009年，这一价格跃升至4159万元。按这个趋势，中国的地价再过几年就将占整个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到时候，资金全都涌入房地产市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成本增加，这将阻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使整体经济陷入衰退。
我们再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0年拍板，将浦东的定位确立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和保税区，允许其实施比特区更优惠的政策，因此吸引了全球500强纷纷进驻陆家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房价暴涨，浦东的地块实际上已经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在2009年，陆家嘴的滨江大道上，开发商汤臣集团推出售价达到每平方米12万元的豪宅，导致附近的楼盘均价也跟着达到每平方米4万～6万元，中小型企业无法承受水涨船高的租金，于是许多券商纷纷搬离浦东的高级办公楼。小型券商就不用说了，大型券商，如东方证券，最近已将总部搬迁至一江之隔的黄浦区，而光大证券的上海总部也将搬离浦东。此外，更多企业开始落户上海的闵行区、松江区，甚至周边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其他城市，俨然形成了新一波的集体搬迁潮。
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搬离上海的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公司于1994年11月进驻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是第一家在这里开设大型工厂的外资公司，而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英特尔决定彻底关闭位于上海的工厂，将工厂全部搬迁至成都。英特尔“撤离”上海滩，至少导致1200名员工失业，从而将涉及至少1200个家庭！这些失业人员的房贷怎么还？孩子怎么抚养？新工作有眉目吗？
英特尔为何要搬迁？因为上海的房价太高了！成都的人力成本、土地使用成本都比上海低，外国资本原本就是冲着廉价劳动力来的，如果成本优势不在了，那它们为何还要待在原地死守？它们才不会那么傻呢！英特尔向西进驻成都之后，至少有上百家英特尔的相关企业要迁出上海。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特尔的全球供应商，英特尔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另一类是上海的本地企业，专做英特尔的供货商或物流服务商，英特尔西迁之后，它们只能关门停业。
由此可见，无论是工厂大迁移，还是券商迁出办公楼，虽然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但它们揭示的问题是相同的：被抬高的土地价格似乎拔高了GDP的增长率，但实际上却对国家的市政建设和企业扩大再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生产成本提高了，而炒作房地产能带来更多盈利，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发展生产？
另一方面，计算GDP的方法将未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排除了，譬如主妇的家务劳动或义工的无偿服务。在美国，无偿服务大多是不收费的，与GDP贡献无关。但是按商业公司的估算，无偿服务的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一价值使得GDP被低估。而在官方的GDP估算中，地下经济这一有价的经济活动也被忽略不计，例如非法贸易或逃税行为，这些也导致GDP被低估。
还有许多价值不是直接用金钱计算的经济活动，也被GDP的计算方法忽略，造成GDP数字不准确或被低估。例如在国家内部进行的非正式的主要商业交易，因为在部分地方的经济部门不易注册，又或者因为以货易货的交易比直接用金钱进行的交易更方便，因此它们甚至延伸至服务领域（比如在中国农村就有这种现象，10年前我出劳力帮你盖房子，现在轮到你帮我了）。
有时，高速增长的GDP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率和浪费。比如GDP忽略了对商品质量的考量。人们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购买价格低廉、耐用性差的商品，而较少购买耐用性强的贵重商品，因此第一种情况体现的货币价值要高于第二种情况，从而使真正的经济增长水平被低估。举例来说，今天的电脑比以往更便宜，功能也比以往更强大，但GDP却只按货币价值来衡量相同的产品，而忽略了质量改进后的产品的增值。事实上，GDP也难以准确地衡量新推出的产品的价值，尽管新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例如在20世纪初叶，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无法买到抗生素和手机，因为早年间这些产品根本就不存在，可如今，就连最普通的消费者都能买到这样的现代产品。
另外，计算GDP的方法还将不产生净值的变化或灾难后的重建的相关经济数据考虑在内，例如战争或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就提高了GDP的增长率；医疗保健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体现经济价值的例子，目前，H1N1甲型流感侵袭了全球，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免费接种疫苗的措施，各国的医疗费用也随之提高，GDP的增长率当然会相应提高。但是，这样的GDP增长率并没有太大意义。
此外，GDP从来不能用来衡量增长的可持续性。比如一个国家可能通过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实现高速增长，或因为错误分配投资，使GDP实现高速增长。前一种情况的实例很多，例如，大量的磷酸盐矿床曾经使瑙鲁成为地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自1989年瑙鲁的磷酸盐??尽之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像曾经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迪拜，完全不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实体经济，而是学美国，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以较低的个人储蓄率和高消费水平带动了虚假的GDP高增速，将迪拜从沙漠中高高地托举起来，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在这里脱颖而出：包括举世无双的独立建筑“迪拜塔”、与白云相伴的“跳舞塔”、辉煌的“迪拜复兴”、绚丽的“迪拜珍珠”、古典风格的“迪拜金字塔”、外形尖利的“阿拉伯尖刀”，以及“达·芬奇旋转塔”，等等。这座繁华的世界之都，最终引发了一场信贷危机。
迪拜的“辉煌”告诉我们，通过抵押未来换取眼前短暂的GDP增长，迄今为止都是不可持续的，都将导致崩溃。超级强国美国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引发1989年和2007年的两次经济崩盘；经济强国日本靠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造了整个东京的房价可以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值相当的神话，但转眼间，东京的房价直线下跌，导致经济整整委靡了20年，至今依然没有恢复。
而GDP增长的估算方法的主要问题，是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化在不同商品上有很大不同。当GDP的数字所代表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贬值之后，GDP的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由计算所使用的商品篮子，以及与之对应的货币贬值幅度来决定。打个比方，在过去的80年间，如果根据货币在马铃薯上的购买力来计算美国的人均GDP，那么它并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如果根据货币在鸡蛋上的购买力来计算的话，美国的人均GDP就增长了数倍。为此，经济学家通常使用不同的商品篮子来比较不同国家的GDP增长。
另一个GDP计算方法的错误之处，是来自于跨国界的商品质量的差别，哪怕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因为在比较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时，我们会面临寻找类似的商品篮子这样的困难，使这类调整具有汇率方面的争议。例如，生活在A国的人消费梨的数量与B国的人相同，但A国的梨比B国的更甜。这种质量的差异绝不会体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中，尤其是住房，是不可能放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因此，根据固定价格进行的边境贸易，就有可能扭曲进出口贸易的真正价值。
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给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被纳入GDP的计算之中。由于GDP的计算夸大了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人类福祉，忽略了外在性的损失，因此在高度依赖资源开采的国家，其GDP和GPI（真实发展指数）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比如清理漏油的费用被纳入GDP的计算之中，但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却并未被计算在内。
世界银行：金融霸权的维护者
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与美联储一起跟华盛顿达成共识，这些政策包括放松银行管制和实行市场自由化、私有化，以及缩小政府规模，强调GDP增长。然而，重视GDP增长是否有助于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助于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却遭到了政策制定者的严重忽视。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躲在幕后的掠夺者疯狂地向中国叫嚣要重视GDP增长率，从而使中国加快了沦为世界工厂的步伐。已有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强国只考虑自身利益，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反而会增加贫困人口，损害环境，影响公共卫生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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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经是高盛集团的常务董事，在2007年5月，他得到小布什的提名，后来经过世界银行董事会的批准，于同年7月正式走马上任，成为第十一任世界银行行长。
人们或许要问，世界银行代表着184个国家，为什么行长要由美国总统提名（在名义上这一提名须经其他成员国同意），而且必须由美国人担任？高调提倡民主的美国，在这时却牢牢地掌握着决定权，无论如何不肯松手。为什么？因为世界银行是由少数几个经济强国掌控并管辖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保障经济强国的经济利益才是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暴露无遗。
美国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任命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前的履历为：哈佛商学院的MBA、助教，福特公司总裁及第八任美国国防部长，职业生涯很辉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不是麦克纳马拉作为国防部长如何化解了古巴的导弹危机，如何指挥了越南战争……我们着重要说的，是麦克纳马拉作为福特公司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的表现，这将帮助世人认清世界银行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