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意志，竟有如此力量，能令山河改道的威权，竟也无以夺之。
沈遴奇名气本来不大，幸有郑寒村写的一篇墓志铭，记他数事，常被史家拿来解释明遗民在大清的心态。其中一件，是沈遴奇喜欢预言天下大乱。有一次宿在别人家，半夜里忽然跃起，大叫大嚷，说兵打来了，炮声震天，战船蔽江而下。左邻右舍惊醒，还以为来了强盗，乱作一团，沈先生早已就枕酣睡。原来是一场梦。
南宋亡于蒙元后，宋朝的遗民自然也盼恢复，心情却不像明遗民那样焦愤。谢皋羽《登西台恸哭记》是曾收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但明之顽民如阎尔梅的哭，悲痛绝望竟远有过于谢氏。一开始还盼着王命一到，义师蜂起；再后来又盼清政苛暴，打起愚民；到最后士气不可恃，民气不可恃，天运不可恃，真的如盲人夜行。王夫之先生曾焦急地说，再过五十年，故老之存百不及一，大家都习惯了新朝，事无指望，所以有志之士，急争其时。然而未过五十年，他已改为期待天地之气，五百年一复了。
幻想是这些人的精神食粮。明末人民的穷困有目共睹，但在遗民看来，康熙朝的民生，困苦尤过明末。扬州人范荃在词里说：“忆六十年前，儿童嬉戏，绕遍荼蘼架，说与旁人都不信。”意思是过去的太平景象，现在已经不再了。遗民诗文强调民困，里边的指望自不消说。然而人们甘为太平犬，用王夫之的话说，只知“求食，求匹偶，求安居”，只要有口饭吃，沈遴奇等期待的天下大乱，怎么会有呢？
郑寒村说，沈遴奇好乱如此，并不是他老人家心眼不好，而是别有怀抱，“非常情计虑所可窥较”。又记沈遴奇每赴山陬海曲，见些奇奇怪怪的人，回来便张大其事，曲曲折折地讲给同志听。郑寒村回忆，他小的时候，沈遴奇常到他父亲家来，说这些事。他父亲明知说的都是想象中语，不是实情，还是喜欢听，一听就高兴。
出游，在遗民那里有丰富的意味。遗民游天下，除了阴结豪士，还要观览形胜，以为一种军事准备，或搜集幻想的食粮。这与他们爱谈侠说剑，习骑射、兵法，甚至道术，自然是受同一种心理的驱使。沈遴奇在外面的时间还算少的，好多人漂泊数十年，敝裘风雨，疲马关山，直到热心再也维持不下去，“冰霜满地，壮心无处堪热”。
几十年，真的会发生许多变化。当年一同起誓的书生，有多少翩翩刷羽，徙巢新树，剩下几个冥顽的人，也只有骂的力气了。故国衣冠，过去耸动群情，现在只惹人笑，以为小丑；使酒骂座，过去无人敢忤，现在连请也不请你了。海上的消息全是空言，山中的义士只是寇盗，回眼一看，当年灯下，几人还在，果然事异人非，身心俱枯槁矣。
生计是那种等你想起来要考虑时，往往已经晚了的事。并非人人都有冒辟疆的买山钱、顾宁人的治生术，或傅青主的大药方，许多遗民最后真是穷饿而死。“易堂九子”中的曾灿，曾是豪气万丈的人，等到老了，方觉凄凉，晚上看书，想的只是做天地间奇男子；一到白天，衣食乱心，竟无松口气的时候，老而无所，终年困顿，想买块田养老，无钱无计，“如跛鳖之登昆仑，何日乃遂”。
郑寒村的墓志铭，还写到沈遴奇的贫老伶仃之状，“衣零履绽，肩癯发秋”。在众人眼里，不过又一个疯疯癫癫的老穷鬼。遗民并不都是名士，沈遴奇还有字画文章，还有墓志铭，不知多少人，坟头也没有一个。最可怜的，是既无地位也无家财的下层读书人，还有普通平民，打铁的、卖面的、裁衣服的，他们怀了一肚皮不入时的见识，四处碰壁，最后澌灭无闻，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虽然如此，读明清史，前面的纷攘令人烦，后面的沉闷更令人烦，唯有易代的时代，一批人的志气，可歌可叹。如果一切只能以事功论，这些人的牺牲自然无谓，万一事竟有非以成败计者，则顽民的倔犟精神，为有明一代最好的遗产。黄宗羲曾说：“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如不扣住字面理解，他的道理，我是同意的。
明之遗民，要反清复明，在今天看来，明与清又有多大分别？要内夏外夷，在今天看来，夷与夏又有多大分别？但如果把那个时代的东西拣去，剩下的，不属于单一时代的，就是那最好的东西了；我们也就看到了反抗者的真正身份，看到个人的意志，竟有如此力量，能令山河改道的威权，竟也无以夺之。
悖入悖出
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
一位朋友有个好职业，工程师，有个坏兴趣，读旧史。他读得比每个人都认真，每月总有几天，要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弄得自己没办法快活。近日读明末史事，又不高兴起来，因为他是心软的人，读到那些杀戮、破坏，各种野蛮残忍的事情，便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转而认为，暴民难成大事，造反不是出路。我劝他说，读书的人，喜欢站得高，看得远，把自己想象为社会的计划者，若放下这身段，也许会少些麻烦，对自己或对他人。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种事，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出于自己原本的道德立场，甚至出于情绪或利益，也比出于某种高远的目的，要可靠些。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忙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记载越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涉、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兵变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天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种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