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社会经济现象，都受客观规律支配。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竞争的企业，或者说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竞争行业的企业。经济学里面有一条“零利润定理”，说的是竞争行业的平均利润一定要趋向于零。所以，有钱赚的时候赶快赚，喝着这口“头啖汤”的时候，就要赶紧升级换代，炮制下一锅“头啖汤”。不然的话，就只能和别人拼成本，只能受煎熬于竞争激烈的“微利时代”了，落得个“零利润”局面，甚至可能倒闭。“零利润定理”就这样激励竞争企业励精图治不断创新，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需求。
既然多数企业生意难做，为什么垄断企业却还可以那么潇洒呢？这只因为“零利润定理”说的是竞争企业，管不着垄断企业。竞争企业的经济学特征，是他们的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给他们的价格；而垄断企业的特征，是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让市场接受。所以，竞争企业如果生意难做，只好打碎了牙和着血自己吞下去，而垄断企业嫌赚头儿小了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提价，提价以后，企业“效益”当然就上去了，哪怕社会效益因此遭受很大损失。
垄断企业“想办法”提价，曾经可以是说提就提，一句“经上级批准”或者“奉上级指示”放在前面，再不必顾忌什么。现在面对民众的觉醒，则多半是通过叫苦来提价，“成本上升啊”，“生意难做啊”，“没有办法啊”等等。可是如果竞争企业生意难做了，他向谁叫苦去？
既然垄断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那么是不是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呢？那倒不是。经济学上说垄断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是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形态说的，也就是说如果任由市场说了算，垄断企业一定按照自身利益制定价格。
市场本身，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的，引导资源，哪里好赚钱就奔哪里去。单就全社会的财富创造而言，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可以创造比较多的财富。问题是创造的财富怎么分配？在财富分配这个重大问题上，市场是向经济的强者倾斜的，有“赢者通吃”的倾向。所以，如果社会分配单凭市场来做，将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所以，贫富差距太大，就是社会不公。
概而言之，市场自己不能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现代经济学崇尚“混合经济”，强调对垄断现象不能自由放任。事实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对垄断企业实行严格的规制，首先是不能任由他们随意定价，其原则是要与社会平均的赢利水平持平。
鼓励和保护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职责。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就寄托在这里。正是出于鼓励竞争和实现公平的考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但非常严格地规制电力、烟草这类受权垄断的企业，而且严格规制微软这样依靠技术实现垄断的企业。
严格规制的另一方面，就是垄断者要履行“垄断者责任”的规制。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垄断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的高工资，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关系社会稳定，急需我们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我想，劳动部负责同志之所以出来讲话，也有这个意思。
不要说10倍了，就是5倍、6倍地高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差距，也是非常厉害的收入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均来说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怎样，不是看他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能否进入垄断行业。劳动市场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侵蚀了社会分配的贡献原则和效率原则，造成行业间巨大的社会不公。除了制度以外，劳动者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劳动市场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率的配置，一定会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腿。
因为贫富差距关系社会稳定，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垄断带来的行业贫富差距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本事大的人和本事小的人的贫富差距，也在调整和控制之列。这种调整和控制务必掌握一定的度，特别是不能让弱势的一方活不下去。贫富差距长期处于危险边界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社会如果不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
前面我们谈到改革开放之初先行一步的就容易赚钱。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批评这些因为先行而发财的人呢？的确，那时候可以说有一种先行和后行的整体差距。其实当时后行的许多人也有不满，也有许多人嘀咕。不过从道理上说，先行先富，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正是后来我们经济腾飞的“第一推动”。想想原来僵化的局面是怎么解冻的？先行一步的人们贡献至少很大。如果社会不鼓励、不奖励先行的人们，难道反而奖励因循守旧的人吗？可以说，他们因为先行得以先富，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所在。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熏陶，群众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虽然当初后行的一些人曾经嘀咕，曾经不理解，但是最终他们不会指责先行先富的情况。
那么，改变行业平均收入水平巨大差距的办法在哪里呢？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体现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但是如果真的以为通过深化企业薪酬改革，就可以切实解决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差距太大的问题，那就没有把好脉，没有开好方子，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因为企业薪酬改革，原则上只是企业内部的事情。
但是我宁愿相信，劳动部??责同志强调深化企业薪酬改革，只是因为发言的场合是“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难度。事实上，要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解决这么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能够解决的。他们能够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奔走呼号，就值得我们表示敬意。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我国行业收入水平差距太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难怪在许多居民看来，我们的一些价格听证会，只不过是“合理”提价的前奏曲，很难体现规制的严格性、权威性和社会公正。有些垄断提价，更标榜“该涨就涨”，“不需要听证”。在这种“软规制”的社会条件下，垄断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润。既然这样，那么无论它怎么改革内部的薪酬制度，还是会保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平均收入水平。
所以，出路不在于“薪酬制度改革”或者“分配制度改革”，而在于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迄今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才能够做得比较好。行业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症结全在这里。
怎样实现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实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社会课题。因此，垄断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高工资的态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是因为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离我们还比较遥远，而在一元化政治格局下如何实现对垄断的严格规制，还是一个尚未认真提出的课题。我对于政治学是外行。比如说我们虽然知道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是比较理想的社会，但是对于怎样走到这个远景，还需要认真地做许多深入的研究。即使是政治学的学者博士，恐怕也需要本着“如履薄冰”的心态探讨，切忌浪漫行事。这是急不得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在一元化政治格局下如何实现对垄断的严格规制，即使在正式“立项”以后，也要经历细致、缓慢、小心翼翼地尝试。毕竟，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体制改革，利益的根本性调整，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