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广东省主要领导人在一次演讲中说，广州和大连都有许多漂亮的高楼大厦，在城市的某些街道上看广州，似乎也不比大连差太远。但是飞机飞临广州和大连的时候，从天空看下去，景观的反差却很大。大连的楼顶比较整齐干净，还有一些花圃，广州的楼顶却满是垃圾、杂物。为什么这样？因为广州许多市民的观念，还不自觉地停留在“珍惜废物”的阶段。有机会喜迁近百平方米的新房，当然是大喜事，本来是“弃旧图新”的好机会，可是“敝帚自珍”，多余的杂物舍不得割舍，于是搬到“没人看见的”楼顶，堆到室外的阳台上，塞到睡觉的床底下。好好的近百平方米的面积，就这样被废物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你说可惜不可惜？
提高生活质量，我们要弃旧图新。
吉祥号码拍卖有道理
1992年8月28日，上海到处是签约、剪彩、动工的庆典，热闹非凡。更早一点，八月八日八时零八分，从南疆到北国，除了禁止燃放爆竹的广州等地以外，不知有多少鞭炮乒乒作响。吉祥日子、吉祥时辰、吉祥号码崇拜，一时在我国商界迅速蔓延。海南省电信局的一个包含8888的电话号码，竟然拍卖出30万元的高价。
这是怎么一回事？吉祥号码的身价凭什么比普通号码高出百倍？
对于吉祥号码的崇拜，有一种颇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老百姓大体上见怪不怪，知识阶层、特别是理论界的一些人反而非议较多。很有意思。
笔者不相信什么“吉祥号码”。相反，如果有人愿意低于平价出售7474这样的“倒霉号码”电话号码，我第一个报名。但是，吉祥号码现象，可以帮助说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供大于求，则价格下降；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这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市场决定论，它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经验，又符合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和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
然而，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流行的意见，却认为由“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上的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就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两句话粗略概括的所谓“劳动决定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价格机制的理论。
其实，劳动只是供给方面的一个因素，而供给要与需求相结合才能确定商品的市场价格。马克思从劳动价值出发，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一伟大成就，将永载史册。但是，马克思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商品的可实现价值的增加主要来自工人的劳动，并不排除我们观察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事实。凡·高当年创作出《向日葵》，连糊口的钱也挣不到，但在他身后百年，他的许多作品竟都能卖出超过千万美元的高价，足以供一大帮人过上好日子。画家早已作古，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已经固定，但是由于艺术市场行情的巨大变化，《向日葵》之类的身价，却增长了千万倍。像8888这样的号码，比一个普通号码，多包含了多少劳动价值？答案当然是零。但是由于对吉祥号码的崇拜，吉祥号码的身价就可以比普通号码高上百倍。事实上，只要是拿到市场上去作为商品交换而又确实有社会需求的东西，哪怕不包含多少劳动价值，哪怕只是一个号码，也可以卖出很高的价钱。在这些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面前，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的苍白和脆弱，暴露无遗。
笔者虽然并不相信吉祥号码，但是对于吉祥号码拍卖，却持肯定意见。吉祥号码的供应没有弹性，所以，只要社会上有不少人崇拜吉祥号码，它的身价自然就比普通号码高许多。公开拍卖，正是比较科学地量化实际差额的方式。
吉祥号码的拍卖所得是否是不义之财？不是。公开拍卖，其实最公平。如因害怕助长迷信之嫌而坚持所有号码同价，那么因为事实上有人追逐吉祥号码，反而一定会激励起走后门拉关系送礼贿赂的腐败现象。腐败现象的背后，还是金钱。主管部门不敢通过拍卖这样的方式正当地把它收上来，这些钱更不知会到跑到哪里去。所以，公开拍卖既可合理敛财，又有助于消除腐败，何乐而不为？
至于说助长迷信，恐怕责之过深。我猜想大体是崇拜的仍崇拜、不信的还是不信。很不相信的人，对于别人之崇拜，可否就如看见别人把“福”倒过来贴一样，大度一些，一笑置之？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懂得宽容，凡事苛求，说不定有一天给婴儿起个“大力”、“栋材”之类的名字也有唯心的嫌疑。
不是说有人热衷的事物就一定合理。例如，贩毒、卖淫必须禁绝。对于那些容易引发争议的事物，是否对社会和他人有直接的危害，应该是一个衡量其存在合理性的基本尺度。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与崇拜吉祥号码相比，燃放鞭炮所受的批评不那么上纲上线，但是它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却相当厉害，至少比吉祥号码厉害。按照这个尺度，广州市禁止燃放鞭炮，实在是了不起的文明进步。吉祥号码崇拜的愚昧程度是要深一些，不过对社会和他人的直接危害，并不明显。
最后说说“一掷千金何不用于发展事业”的感叹。首先，这是人家的钱。他就是不拿出来哄买吉祥号码，也未必就会捐给希望工程。我们是否可以宽厚一些，把它当成是口味、偏好的差异？有人说，吸烟之愚昧不下于哄买吉祥号码，几亿烟民每天都烧掉上亿元人民币。为什么却要宽此苛彼？有时候，见怪不怪，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置方式。其次，看远一点儿，不妨设想吉祥号码崇拜也像历史上图腾崇拜和“文革”中打鸡血热潮那样有个先暴升后趋淡的历史过程，不必过分忧虑和着急。倘若还想借助行政力量去讨伐，那么正如前面所说，将适得其反，激励腐败行为，延缓先升后淡的进程。
索赔缘何开大口
随着西风东渐，我国居民受损索赔时的“精神损失”、“心理创伤”因素，也开始被夸大到非常过分的地步。老太太在列车上吃饭发现一条虫，竟借机起事，夸大精神损失，最后获赔1万元就是一个例子。这样迂腐的处理若不中止，后续的麻烦将接踵而至。
唐山市邮电局职工小王，在大地震时父母双亡，那时候他只有三岁。小王花了许多年时间，才从亲友处找到父母生前的两张已经发黄的一寸小照片。这是他仅有的父母亲遗照。他把照片送去照相馆翻拍放大，却不料照相馆把他那极其珍贵的照片弄丢了。为此，他向照相馆索赔10多万元，照相馆一再让步，也只肯赔偿1500元，因而引起一宗官司。最后，法院一审判决，照相馆赔偿小王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费共计8000元整。
事情披露以后，许多人批评照相馆赔得少、漠视照片丢失给当事人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这就很失偏颇。
不错，两张照片对于当事人的确非常珍贵，说是他的无价之宝也并不过分。小王如果充分认识到照片对于自己的价值，并且有一点风险意识，就应该把照片拿到“特护”商店翻拍放大，而不是送到普通商店做常规处理。常规处理可以享受“规模经济”的低廉价格，但是意外受损赔偿就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常规摄影服务商店一般都声明，彩卷冲扩，万一发生遗失，商店只负责赔偿等价的新胶卷。如果万一发生遗失，失主都要求高额赔偿，商店就不能压低成本和维持如此低廉的价格。小王把两张照片拿去翻拍放大，商店收费只有15元，这是非常低廉的价格。既然享受低廉的价格，就要自己承担可能的风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商店也是这样。照片不幸遗失后，商店不仅做了大量试图补救的工作，最后还超出惯例定额的多倍，同意赔偿给小王1500元。这是相当负责的处理，基本上无可指责。
没有“特护”商店怎么办？可以预先专门为两张照片买保险。不过这仍限于赔偿。进了“特护”商店，买了保险，还是可能遗失的。那么，如何对待这自己的无价之宝呢？最好似乎是自己开照相馆，或者至少从头到尾自己操作翻拍放大。但是首先，事事亲历亲为，这样的人力财力投资，谁能出得起呢？其次，即使你有能力并且决心不惜代价这么做，也不能保证你自己不出差错。
小王是邮电局的职工，他应该很清楚，如果一个顾客平信交寄一封重要函件或一幅绝版照片结果寄失造成巨大损失，这损失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既然那么重要那么珍贵，为什么不作挂号函件或保价函件寄发呢？这是缺乏风险意识、自己处置失当的代价。常规拍放照片有记录凭据，这是和寄发平信不同的地方，但是享受规模处理的低廉价格，自己承受可能的风险，则是它们共同的商业性质。就风险的角度说，社会从来都是风险的社会。挂号保价特护，仍然难免差错。现代社会，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小王的损失值得同情，但是之所以造成那么大的“精神创伤”，自己有很大责任。
要求提高服务质量，本来切中时弊。但是凡事皆有度，企业承诺过度，居民受损索赔过度，却都是偏差，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最终也将不利于服务质量的提高。老太太因饭中的小虫索赔1万元固然没有道理，因为珍贵绝版照片被遗失将造成不可弥补的精神损失就向常规商店索赔10多万，也不应该予以支持。商店接受法院赔偿8000元的判决，已经非常体谅非常让步。小王运气不好，遭受了不可弥补的精神损失，要紧是吸取教训，不要白交学费。
过年，花钱，开心，贡献
新春佳节，我给先行地区富裕了一些的读者送上八个字：过年，花钱，开心，贡献。
过年的传统之一就是花钱。《白毛女》里面的杨白劳，卖豆腐挣下了几个钱，也惦记着要为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以便欢欢喜喜过个年。杨白劳那种饱受苦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总体上说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许多。
现在的生活叫做小康，虽然仍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比起半个多世纪以前杨白劳的年代，已有天壤之别。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小康人家，过年孩子们顶多就盼着添一件新衣裳。现在的小康人家，买一台电视机也常常只是需要不需要和高兴不高兴的问题。
到商品丰富、秩序良好的市场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参加声誉良好的旅游团到祖国的名山大川走一走，是很高兴的事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赞成该花就花，如果条件允许，就不要太舍不得花钱。
中国人穷怕了，钱罐子看得特别紧。所以，我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习惯于借贷消费，难以学样。不习惯花未来钱，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仍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离发达富足的市场经济尚远。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十分薄弱。积攒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很有道理。
不过，在余钱积攒得已经比较多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死守着钱不放，吃饱穿暖的基本生活以外一点儿也不肯花费，我看就太委屈自己了。
钱是挣来用的，不是挣来看的。表面上看，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实际上不少人仍然是关心存了多少钱超过关心钱花得好不好。对于他们来说，钱多带来的满足感，远比消费带来的满足感要高。能不花就不花，所以吃饱穿暖以后就不大考虑别的花费。在这些朋友身上，有一点儿金钱拜物教的味道。
“能不花就不花”，那么钱是干什么用的？过去没有条件，那是没有办法。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可以也应该生活得好一些，切实品尝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更加努力地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工作。
困扰许多居民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医疗花费。最近几年，我们医疗服务的质量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收费更是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医疗制度的改革转型正在艰难的条件下大刀阔斧地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应付可能突发的医疗花费，有很多顾虑。所以，看远一点，做坏的准备，可以让人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常理。
但是怎样才算是立于不败之地，就有不同的讲究了。大家都说生命是无价之宝，但是在我看来，高质量的生活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段被翻译得不错的诗句，早就点出了这个道理。
钱是挣来用的，该花就花，不要委屈自己。但是花钱一定要花得开心。
这个“开心”原则非常重要，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任何人都适用。虽然我写了这么多别不舍得花钱的意见，但是开心原则也照顾了不舍得花钱的人的利益。如果他觉得花钱就像剐肉，如果他觉得钱越是把紧不用越惬意，那就让他守着钱好了，因为这样子他最开心。
现代经济学的“效用”原理常常遭受“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其实，作为心理满足程度的概念，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人，“效用”是不同的。戏迷听京剧，听得荡气回肠，那份享受真是不可言传。可是让一个戏盲去听演员们咿咿呀呀地唱，很可能是活受罪，要不怎么振兴京剧闹腾了多年，也拉不回多少观众？花钱也是这样，花钱开心的就花钱，花钱不开心的就不花钱，不可勉强。你觉得这样花钱开心你就这样花钱，他觉得那样花钱开心他就那样花钱，也得各随其便，这才造就丰富多彩的世界。
只要花钱，最后是否开心却有一些形式上共同的标准，那就是花钱买来的商品和服务在消费者看来质量好不好，值不值。大衣穿起来帅不帅，电视机画面是否清晰，京戏唱得好不好，旅游会不会顺利如意，这些都是影响开心程度的因素，都有大致相同的标准。消费者维权意识提高，比如参加旅游团旅游，会选择那些口碑好的旅行社，或者至少是投诉有门的旅行社，必要时据理力争，就能够得到满意的服务。居民的货币选票这样投向好的企业，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上升一个层次。
过年花钱，天经地义。居民花钱，除了自己开心以外，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居民花钱给经济注入活力，购销两旺有利于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先富地区消费繁荣具有全局的积极意义。
本文开宗明义是写给先富地区的先富人群的。但是有人担心，在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并不很高的情况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开心花钱，是否不大合适？这是需要澄清的。
的确，目前我国总体的经济水平还不算高，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还很大。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障碍因素。上次说过，但是我现在还是要说，鼓励先富群体的消费，贡献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很好的社会现象。先富地区和先富群体的消费，对贫困地区有帮助和带动作用，例如增加就业机会，使产品出路增多，还包括旅游对地区经济的带动，因为许多旅游资源都蕴藏在现在还比较贫困的地区。至于消费增长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势力增强了，国家就有更大的力量扶持现在还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这个道理更是清楚不过。